翻译中的操纵因素

翻译中的操纵因素

作者：李剑月

来源：《群文天地》2008年第12期

二十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派”在欧洲兴起，不同于语言学派，该学派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而且要考虑文化因素。其中勒菲弗尔是“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紧密相关。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

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樊篱所缚的翻译界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在英汉互译中，这“三要素”对于翻译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的操纵

意识形态是指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化交流，也是意识形态的交流，意识形态控制的影响主要在于翻译选材和翻译技法上。对于翻译选材的控制，在英汉互译中是很多的，例如中国解放前和建国初期的翻译主要是以翻译苏联的文学作品为主的，因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初期，对于这些作品的翻译，可以加强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学习苏联革命中的坚忍不拔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从中汲取思想力量。

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是有很大影响的。作者是选择归化还是异化，是想把原著的内容完整地展现还是想转变成目的语文化，使读者更易接受。

另外意识形态也影响着翻译内容的删减，和主流或译者意识形态相同的部分将会全面地体现，和主流或译者意识形态不同的部分，将会被删除或者故意漏译。比如，林纾在翻译小说的时候，为了考虑书的畅销性，对有些重要的部分删除，而且添加了一些原文中没有的部分。

二、诗学的操纵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在翻译中，由于译者心目中的意向读者和服务对象来自译语系统，译者本身又浸染于译语系统文化当中，译语系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观在这种“作用”下发生变形。这种变形首先是译作对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结构、逻辑形式、文体风格等方面的改变。

尤其诗歌的翻译，中文诗歌的形式和英文诗歌的形式是不同的，所以在诗歌翻译的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社会的或者个人的诗学在其中起很大的作用。如：

A Red Red RoseO, my lu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苏曼殊译：颎颎赤墙靡颎颎赤墙靡,首夏初发苞。……

周宜乃译：卿若红玫瑰卿若红玫瑰，新绽六月里，……

王佐良译：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

同一篇译作，在形式和语言选择上就有很大的不同。苏译中形式和汉诗相近，也有很多的生僻字，其意境也和封建时代的怨情诗相同，因为苏是封建时代的人，他的诗学会受到他所在的时代的影响，这就使他选择用生僻字和古诗的形式。周译中也选择古诗的形式，用词文雅，也用了一些生僻的词，这体现了这个译者的诗学，参看周译的其他诗歌多也是用古诗的形式。王译用词通俗易懂，形式活泼，提现了王佐良译诗的风格，和他个人的诗学。

三、赞助人的操纵

赞助人是“三要素”中重要的要素，它可以是个别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团体，如宗教团体、政党、皇室、出版商以及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他们对翻译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对异域思想文化典籍翻译影响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能够促进或阻碍翻译的进程，以及译作所流传的广度。赞助人可以运用权力以及利用所控制的意识形态对文本的选择在翻译的过程中向译者施加压力。

如果赞助人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就会要求译者翻译能够宣传这一思想的作品。如晚清时期，面对西方的炮火的攻击，很多有识之士就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主张翻译西方的

书籍，其中很多专门翻译西文的翻译馆成立。林纾翻译的盛行除了符合民众的意识形态外，和商务印书馆的积极推动和宣传是分不开的。印书馆直接下订单，看准了通俗小说的畅销，所以就推动了林纾的翻译，如当时侦探小说盛行，林纾就翻译了很多侦探小说。

从以上三要素可以看出，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码转化的过程，更有很多文化因素掺杂其中。通过对这三要素的了解，我们就懂得了看待一本译作，不能仅仅讨论其是否忠实的反映了原文，更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欣赏译作。不能单纯地说哪种译作是好译作，而哪种译作偏离了主题，应该将译作置于其诞生的文化和社会大背景下，用历史和文化的观点看待译者是如何改写他们翻译的作品的，这有助于我们对译者和译作做出更公平的评价。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é(2004).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

[3]魏家海.操纵学派译论综观[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3).

[4]周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1）.

(作者单位：（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