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绪论·古代山西的地理环境

三晋文化·绪论·古代山西的地理环境
三晋文化·绪论·古代山西的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也叫地理形势或地理背景，包括自然的、人文的各方面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生活的客观基础。

一般说来，一定的地理环境是一定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形成某种类型或个性的前提因素。

如果把各个民族和地域文化有声有色的表演比喻为一幕幕的悲喜剧，那末，这些民族和地域所处的地理环境便是这一幕幕的悲喜剧得以演出的舞台和场景。

英国著名的李约瑟教授曾说：“地理背景——演出中国文化发展这出戏的舞台。

实际上，地理因素不仅是一个背景，……它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

”(《中国科学技术史》)同样，作为中华地域文化之一的三晋古文化，也深深受到古代山西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以下，我们着重从三个方面谈谈古代山西地理环境的特点。

山西省地理方位和建制沿革
今山西省是我国的地方行政区之一，其方位约在北纬34.5°至40.5°、东经110.2°至114.5°之间，其轮廓有似由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

山西省的四邻，东、南、西三面与邻省有天然的分界：东面以太行山脉与河北、河南为界，南面以黄河、中条山脉与河南为界，西面以黄河、吕梁山脉与陕西为界，北面则以人工修筑的古长城与内蒙古接壤。

今日的山西地区，在古代仅是地理上的泛称，因其位于太行山以西，故称“山西”;古人按照座北朝南的方向看，它又在太行山右侧，故也被称作“山右”。

山西作为我国的行政区建制始于元代。

秦始皇统一后实行“郡县制”，今山西地区被置为太原、上党、河东、雁门、云中、代等六郡。

汉武帝时实行“十三州刺史部”，今山西地区被置为并州刺史部，统辖除河东、代郡以外的其他各郡和内蒙、河北的一部分。

唐太宗时实行“道”的行政建制，今山西地区被置为河东道，所辖大体相当今山西全境及陕西、内蒙、河北一部。

宋太宗时以“路”代替了道的建制，改唐的河东道为河东路。

由于山西地区位于黄河以东，唐宋时代的河
东道和河东路又主要占据今山西省全境，故后世也往往以“河东”作为山西地区的泛称。

元灭南宋后实行中书省和行中书省制，今山西地区被置为“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直属中书省，辖山西全境。

这是以“山西”作为我国地方行政区域名称的开始。

明初继续实行中书省和行中书省制，设置了“山西行中书省”，简称“山西省”，随后改为“山西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山西布政司”。

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山西省”名称。

清代正式设置山西省行政区，今沿不改。

由于古代晋国和魏、韩、赵三晋国家疆域的主体在今山西省境，故直至今日，人们多以“晋”或“三晋”作为山西地区或山西省的代称或简称。

铸造农耕文化的优越的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是地理环境的自然因素，也叫自然地理环境，主要是指地质、水文、气象、物产资源等各种条件。

古代山西地区，尤其是晋南古河东地区，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它属于黄土高原腹地，土壤疏松肥沃;位于黄河流域中下游，水利资源丰富;气候温暖湿润，物产繁茂丰盛。

这些方面的有机结合，为发展农业生产、铸造农耕文化提供了优越的天时、地利条件。

(1) 山西属于黄土高原腹地，通称山西高原。

其东、西两侧耸立着太行、吕梁两大山系，中部为一列串珠状盆地贯通，自东北向西南有大同盆地、忻州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等，略呈北高南低的阶梯状排列。

盆地周围环绕着起伏不等的黄土丘陵。

盆地和丘陵带黄土堆积深厚，土壤结构均匀，质地疏松，矿物成分丰富，不易风化，并具有良好的保水、供水性能，不但容易耕垦，而且非常肥沃，有利于作物栽培。

正象李约瑟教授说的那样：“黄土是非常肥沃的未经淋滤的土壤，栽培作物可以多年不施肥。

它的保墒能力使它能在雨水很少的条件下获得丰收。

因此，可以想见，为什么黄土区是中国古代农业最老的中心区。

”(《中国科学技术史》)
(2) 山西省境西部和南部为黄河环绕，南部处于黄河中游和下游交汇处，这里水面宽阔，水流量大，黄河及其大小支流纵横交错。

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自北向南流贯中部盆地，其他支流还有南部的浍河、
涑水河、沁河等。

省境东部和北部又有属于海河水系的桑干河、滹沱河、漳河等。

在原始社会早期阶段，人类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河流是被用以维持生命的主要饮水之源;当原始农业日益成为主要的谋生方式时，河流则是作为浇灌土地、提高收成的基本条件。

所以，原始人类始终遵循着“择水而居”这样一条生活原则，原始农业生产无一不是在河流的庇护下形成发展起来的。

这就是黄河被人们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或“母亲河”的原因。

(3) 远古时代的山西，曾是气候温暖湿润、河湖遍布、林草茂密、动物繁盛之地。

尤其是南部地区，受到黄河水、汾河水的浸润，加之纬度、地势较低，气温相对较高，更加适宜于动植物成长发育和人类繁衍生息。

如这里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动物化石，既有哺乳类动物的大象、野牛、野马以及剑齿象，披毛犀等等，又有水生类动物的鱼、鳖、巨河狸等等，更有属于亚热带型动物的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华南巨貘、苏门羚羊等等。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气温再度回升。

从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到夏商周时代，这里的大部分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两度左右，冬季气温高三至五度(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因而雨量充沛，林草遍地。

据说，当时山西地区的森林面积约占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三，草地占百分之六(《中国农史》：《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

直到今天，在中条山舜王坪西南方向的群峰之中，纵横达二百余平方公里的地带，仍完整地保存着面积约一万二千亩的原始大森林，其中还发现亚热带罕见的连香树古生树种和一些稀有的国家级保护动物，是目前所知我国北方地区仅有的一片原始森林区。

新石器时代是走向文明社会的前夜，它以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表明人类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狩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原始农业生产已经成为人们经济生活来源的主要手段。

中华文明的本质是农业文明，中华文化的主体是农耕文化。

古代山西地区，特别是晋南古河东地区，由于具备发展农业生产、铸造农耕文化的优越自然条件，而率先升起了文明的曙光，构成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直接源头。

自古兵家必争的重要的战略位置
古代山西地理环境的又一特点，是它的山川形势和地理位置具有军事上政治上的重要战略意义。

山西的地势，如同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所说，“表里山河，称为完固”(《读史方舆纪要》)，退可守，进可攻，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东部以太行山脉为主，恒山、五台山、太岳山、中条山等，呈东北——西南向“多”字型构造排列，是山西高原和华北平原的天然分界;西部有以吕梁山脉为骨干构成的山系，又有奔腾于晋陕大峡谷间的涛涛黄河;南部有中条山和黄河互为表里;北部外有阴山、大漠，内有长城、关隘。

山川形势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东部太行山间有“太行八陉”，为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间的交通孔道;北部长城关隘，是进入中原地区的必由之路;贯通中部的一列串珠状盆地，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道;境内纵横交错的河流河谷，提供了进出省境之便。

因此，在军事上，据有山西，即可凭山控水，据高负险，进退攻守，因势乘便，只要据险势，开资源，做好屯兵、戍守、转输，就能保固山西;保有山西，就能“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立于不败之地。

这说明，山西的地理形势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自古为兵家必争。

同时，山西地处我国南北要冲。

南部属于中原农耕文化区，这里是中国原始人类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也是华夏文明的曙光最早升起的地方，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传统;北部属于北方游牧文化区，这里是中国古代戎狄民族跃马扬鞭、纵横驰骋的广阔场地，有着深厚的游牧文化根基。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山西地区成为中原古文化区与北方古文化区的有机结合部，成为华夏(汉)民族与戎狄(胡)民族错综交往的大舞台。

这不但奠定了山西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格局，而且对我国历代王朝的更迭也有重要的政治战略意义。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统一而强大的王朝始于夏代。

虽然，除了夏王朝早期建都于山西(安邑)外，其余如周、秦、汉、隋、唐、北宋、元、明、清等王朝都不曾在山西建都，然而它们的都城都不曾远离山西地区，无论北宋以前的“西京”(今陕西长安)、“东京”(今河南洛阳、开封)，或者元代以后的“北京”(今北京市)，都是在山西地区周围。

正是由于山西具备屡在京师附近的政
治地理特点和“表里山河，称为完固”的山川地理优势，自古以来一直处于“京师安危之所系”的重要战略位置。

山西地理形势的重要战略意义，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

也就是顾祖禹所说的：“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读史方舆纪要》)。

一方面，当中央政权强大巩固的时候，山西就是重要的屏障，起着拱卫京师的屏藩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的外部势力，主要来自“人性劲悍，习于戎马”(《隋书·地理志》)的北方游牧民族，因此，凭借山西的地理优势，恃河为守，依山为塞，外可以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下入侵，内可以治平叛乱，稳定政局。

同时，山西又有“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以及丰富的粮、煤、铁等物产资源，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说，“河东(指山西地区)殷富，京邑所资”，是中央王朝的财政和军需来源之地，对于外御强敌，内修统一起着重要的物质保证作用。

所以，历代王朝无不高度重视山西地区的军事建设，屯驻重兵，委任重臣，修筑长城，储粮备边，使山西成为巩固中央政权的军国重镇。

这种状况，从西周初年晋国作为屏藩周室的重要诸侯国开始，直到封建社会末期的明王朝，莫不如此。

明成祖迁都北京前，山西的大同府和太原府曾是抵御蒙古族南下入侵的两大边防重镇;定都北京后，山西对于京师的屏藩作用更加直接和突出了。

如标志着明王朝走向衰败的“土木之变”，就是在蒙古族瓦剌部攻破大同防线后大败明军并俘虏了明英宗的;又如灭亡明王朝的李自成起义军，也是由山西自南向北推移，经由大同、宣化而进抵北京的。

所以顾祖禹总结说：“明既定都于燕，而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

盖以上游之势，系于山西也。

”(《读史方舆纪要》)
另一方面，当中央政权削弱崩溃的时候，领有山西的地方势力或入据山西的北方民族，往往可以在这里形成割据一方、称雄一时的强藩。

他们凭借山西进退攻守、因势乘便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物产资源，或西入关中，或南下中原，直接威逼并进而控制和颠复中央王朝，天下一旦大乱，便可以称王称霸。

如李渊、李世民父子便是由山西太原
起兵而进逼长安，灭掉隋王朝，建立起大唐帝国的。

而且，越是政局动乱的时候，山西的战略地位便显得越是突出。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十六国北朝、唐末五代是为时最久的大动乱时期，山西在这些历史时期也就成了乱世强藩左右天下大势的策源地。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的晋国和魏、韩、赵三晋国家所以能够长期雄踞天下，其重要的客观条件就在于占有了山西这个战略要地。

正如晋楚争霸的大决战城濮之战前晋大夫狐偃所作的分析：“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以，顾祖禹曾说：“秦之能灭晋者，以晋分为三，而力不足以拒秦也”。

(《读史方舆纪要》)十六国北朝，从西晋末年汉赵国出现开始到北朝结束为止，持续了约近三百年之久。

这个时期，山西再度成为乱世强藩的活动基地。

最引人注目的是，战乱的序幕首先是在山西地区揭开，最后又在山西地区落下帷幕。

首先，匈奴人刘渊在山西平阳(今临汾市)建立的汉赵国，开启了十六国纷争的战端;最后，鲜卑族拓拔氏在山西平城(今大同市)建立的北魏国，结束了北方割据局面。

这一百多年间，山西对于中原地区乃至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唐末五代，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历时半个世纪之久。

其中，除后唐建都洛阳外，都以开封为国都。

而后唐、后晋、后汉又都是以“地险粟多”(《旧五代史·晋高祖纪》)的山西太原为根据地而发展为割据一方的强大势力，进而挥师渡河南下建立起国家政权的，再一次显示了山西地区在全国政局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