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的局限性

析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的局限性

马丁·特罗关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理论，是对欧荚发达国家特别是对荚国20世纪40～70年代的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进行总结而形成的。他的理论除了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外，西欧、日本的高等教育发展也不符合这种理论预测。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发展情况更为复杂，因而，不能照搬马丁·特罗理论来规划我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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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应持慎重和科学的态度。

一、特罗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缺陷

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教授在1973年“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一文中，以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为例，系统地阐述了高等教育发展从“精英”向“大众”、“普及”阶段过渡的三段论。同时，他从高等教育规模、观念、功能等11个维度，论述了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从量变到质变的全过程，其思想可概括为表1。

如表1所示，在表征高等教育发展的11个维度中，高等教育规模即毛入学率的提高就是特罗教授所指的量变，另外10个维度则是指由量变而导致的质变。根据唯物辩证法质变量变规律，我们认为，第一，特罗教授所讲的11个维度都是高等教育这一事物质的不同方面，都有着一个量的变化的问题，高等教育规模或毛入学率在度的范围的变化是量变，其它10个维度在度的范围内的变化也是量变，而不是质变，如学分制的普及等。第二，表中的11个维度在突破原有度的范围时，即达到或超过大众化阶段的要求时，都要发生质变。高等教育规模或毛入学率突破原有度的范围时，也要发生质变，而不是量变。可见，特罗理论的问题在于对量变和质量概念进行了简单化的理解。

二、特罗理论在西欧及日本的境遇

1973年，特罗教授在提出其发展阶段论时，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15％这一指标。因此，他预测欧洲高等教育要走美国的发展模式，即在进人大众化后仍然持续增长。然而，事实证明他的这一预测是错误的，欧洲

国家大众化进程的发展速度十分不均衡。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较长的徘徊期，直至90年代才开始新的发展。为什么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走美国的道路?这是由欧洲独特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以及高等教育观念所决定的。而且，欧洲各国在大众化过程中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特罗先生提出其发展阶段理论时，日本的高等教育已开始跨人大众教育阶段。但他并没有把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情况纳入他的视野之中，他的理论传人日本后，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些专家学者运用他的理论审视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时，发现了他的理论的局限与不足，并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要有有本章的“后大众阶段”过渡论和市川昭午的“大众化向上延伸”的推论。这说明，特罗理论也并不完全符合日本的情况。

三、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与特罗理论

马丁·特罗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一发展观出发，提出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普及”阶段发展时，曾指出：“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学生数量的增长都先于其它方面的变化”的“量变先于质变”的断言。然而，这一断言显然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不符。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13．2％，即将达到特罗理论的大众高等教育阶段，但其它10个所谓“质”的维度的情况却十分复杂。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具有了特罗教授所讲的大众化甚至普及化阶段的若干特征。如在观念上，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已有法律保障；在学校类型和办学体系上，我国已建立了包括私立、公立两种不同形式的全日制和业余高等教育；在授课方式上有函授大学、夜大学、广播电视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上学院等。另一方面，还有许多“质”的维度没有达到大众化阶段的要求，如高校在招生录取、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师编制及待遇方面，仍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在学生选拔方式上仍然是精英教育的模式等。据此，有的专家指出：“即使是达到15％甚至是更高的毛入学率，也并不能代表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之所以出现如此复杂的情况，是由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教育传统决定的。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看，中国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其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人为色彩，即政府的直接介入和推动。作为高等教育现代化内涵之一的大众化也是如此。政府把实现大众化作为明确的目标，并制订具体的政策、措施，引导大众化的发展过程，这是后发外生型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特点。而早发内生型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正如其现代化进程一样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特罗理论正是对早发内生型的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结和概括。由此可见，特罗理论所讲10个“质”的维度，在我国高等教育现实中表现出的复杂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国家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同时，也标志着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所达到的水平或状态。因此，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发展阶段的研究应放在整个高等教育的宏观背景下考察，从质量和数量、规模和效益、投入和产出、过程与结果等多角度、多侧面进行深入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发展综合指标，这样比单纯的毛入学率更能说明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也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协调、全面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