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论》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

《词论》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

《词论》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

内容提要：李清照《词论》在词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至少有三点：1.《词论》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使词第一次有可能自立门户，脱离诗而单独成为一大类别，这无异于词的独立宣言。2.《词论》系统地回顾了词的产生、发展、繁荣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自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作家作品，提出了“声诗并著”的创作原则。3.《词论》还就词的创作方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具体意见。

李清照是我国古代最为杰出的女作家，是公认的宋词婉约派的正宗。她的词还反映了时代的动乱，人民的苦难，具有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李清照不仅于填词下手不凡，蔚为一代高手，而且对词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写出了我国词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批评文章——《词论》。这篇文章虽短，仅561字，但它在词学领域和词曲发展史上的理论建树，却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

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提法，使词这种新兴文体在中国文

学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自立门户，脱离诗而单独成为一大类别。这对于进一步促进词曲创作的繁荣起了保证作用，使词在中国文学史上逐渐地得以占有一席它应有的重要地位。当然，这个被社会认可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词的创作在11

世纪的北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实践上早已与诗严格划分蹊径，但人们的认识却落后于实践，迟迟不承认它，还只认为它是诗的变体，只叫做“诗客曲子词”、“诗余”、“乐府”、“琴趣”、“长短句”。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一种新文体从产生到确立要经过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词”这种文体在选材和表现形式方面有其特殊性。叶嘉莹先生说：“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之中，词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本来，不在中国过去的文以载道的教化的、伦理道德、政治的衡量之内的。在中国的文学里边，词是一个跟中国过去的载道的传统脱离，而并不被它限制的一种文学形式，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它突破了伦理道德、政治观点的限制，完全是唯美的艺术的歌词。”⑴这就是说，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视作“小道”、“艳科”，不登诗、文等正统文学的大雅之堂。基于这种观念，词虽然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市井小民口口相传，无不喜爱，但这种新兴的文学形式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却很低微。当时许多封建文人，虽心有所好，情不自禁，填了许多绮词艳曲，却又讳莫如深，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作品。据《北梦琐言》载：“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

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和凝做高官后，让人焚毁自己年轻时的词曲旧稿，便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反映。而“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这话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一般人对词这种文学形式的看法。

晚唐和北宋初期，一些以毕生主要精力填词的大作家亦即词坛的大功臣，如温庭筠、柳永，或因“能逐ｘｕáｎ＠⑴吹之音，为侧艳之词”⑵，或因“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⑶，而招致非议，一生落寞。另一些有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大作家，虽然在各自的创作实践中已突破了花间派倚红偎翠的狭窄内容，大大开拓了词这一文学形式的题材范围和艺术境界，如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但在认识领域并没有同步进行。士大夫们习惯地认为，填词是饮酒赏花、流连光景的小品之作。早在公元940年（后蜀广政三年），欧阳炯为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作序言时就指出，词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创作的：“则有绮筵公子，ｘｉù＠⑵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北宋嘉ｙｕò＠⑶三年（1058），陈士修辑南唐冯延巳词119

首，名《阳春集》，序言说：“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ｘｕáｎ＠⑴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不光编者是如此看法，词人自己也持这种观点。如，欧阳修晚年居颖州西湖，有《采桑子》10首写颖州西湖春、夏、秋、冬四时美景和晴、雨、晨、昏瞬间气象。他捕捉自然景观是如此精细入微，用笔是如此细腻优美，写得活泼生动。明明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但作者却在词作前面加了一段短序，只以为：“况西湖之胜概，擅东颖之佳名。……因翻旧阙之词，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北宋初年编选的唐、五代词人选集，名曰《尊前集》。词人自己编订的词集则名之《山谷琴趣外篇》（黄庭坚）、《闲斋琴趣》（晁端礼）、《酒边词》（向子＠⑷）等。顾名思义，多是春秋佳日，对酒浩歌之作。

我们读宋人魏泰《东轩笔记》卷五所记载的王安石与弟王安国、吕惠卿在一起闲议晏殊词作的一段话，便知当时社会一般人的正统观念对词这种文体表现的内容存有偏见，基本上是持排斥和否定态度的：

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曰：“为

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

这种态度就是以词为淫词艳语而加以鄙弃。士大夫们把自己的词集称作“诗余”、“琴趣”、“长短句”、“乐府”、“渔笛谱”等，而不敢编入自己的文集，或单另结集附于文集之后，以表示词的地位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⑷的文章大相径庭，只是闲暇自适的消遣之作。俗情毁誉，雷同一响，宋代社会这种偏见若不改变，显然大大不利于词的发展，至少不利于词的健康发展。

北宋朝词曲大盛。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情况，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这所谓“新声”、“按管调弦”就是指演奏新谱的词曲。时至今日，唐圭璋先生辑《全宋词》犹录得词人1330余家，词曲19900余首，残篇530余首，气象恢宏，卷帙浩繁，足证宋代词曲之盛。

北宋朝领袖文苑的有那么多堂堂须眉，但是，首先敏感到对于文坛这一非比寻常的现象有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而提出别树一帜的口号以拨正视听的，却是北宋末年一位年轻闺秀作家李清照。李清照认为，不应再把词看作诗的王国的附属产品。词与诗不一样，是诗以外的另一种文学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