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论》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

《词论》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词论》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内容提要：李清照《词论》在词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至少有三点：1.《词论》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使词第一次有可能自立门户，脱离诗而单独成为一大类别，这无异于词的独立宣言。

2.《词论》系统地回顾了词的产生、发展、繁荣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自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作家作品，提出了“声诗并著”的创作原则。

3.《词论》还就词的创作方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具体意见。

李清照是我国古代最为杰出的女作家，是公认的宋词婉约派的正宗。

她的词还反映了时代的动乱，人民的苦难，具有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

李清照不仅于填词下手不凡，蔚为一代高手，而且对词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写出了我国词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批评文章——《词论》。

这篇文章虽短，仅561字，但它在词学领域和词曲发展史上的理论建树，却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提法，使词这种新兴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自立门户，脱离诗而单独成为一大类别。

这对于进一步促进词曲创作的繁荣起了保证作用，使词在中国文学史上逐渐地得以占有一席它应有的重要地位。

当然，这个被社会认可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

词的创作在11世纪的北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实践上早已与诗严格划分蹊径，但人们的认识却落后于实践，迟迟不承认它，还只认为它是诗的变体，只叫做“诗客曲子词”、“诗余”、“乐府”、“琴趣”、“长短句”。

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一种新文体从产生到确立要经过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词”这种文体在选材和表现形式方面有其特殊性。

叶嘉莹先生说：“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之中，词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本来，不在中国过去的文以载道的教化的、伦理道德、政治的衡量之内的。

在中国的文学里边，词是一个跟中国过去的载道的传统脱离，而并不被它限制的一种文学形式，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

它突破了伦理道德、政治观点的限制，完全是唯美的艺术的歌词。

”⑴这就是说，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视作“小道”、“艳科”，不登诗、文等正统文学的大雅之堂。

基于这种观念，词虽然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市井小民口口相传，无不喜爱，但这种新兴的文学形式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却很低微。

当时许多封建文人，虽心有所好，情不自禁，填了许多绮词艳曲，却又讳莫如深，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作品。

据《北梦琐言》载：“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

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

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

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

”和凝做高官后，让人焚毁自己年轻时的词曲旧稿，便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反映。

而“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这话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一般人对词这种文学形式的看法。

晚唐和北宋初期，一些以毕生主要精力填词的大作家亦即词坛的大功臣，如温庭筠、柳永，或因“能逐ｘｕáｎ＠⑴吹之音，为侧艳之词”⑵，或因“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⑶，而招致非议，一生落寞。

另一些有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大作家，虽然在各自的创作实践中已突破了花间派倚红偎翠的狭窄内容，大大开拓了词这一文学形式的题材范围和艺术境界，如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但在认识领域并没有同步进行。

士大夫们习惯地认为，填词是饮酒赏花、流连光景的小品之作。

早在公元940年（后蜀广政三年），欧阳炯为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作序言时就指出，词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创作的：“则有绮筵公子，ｘｉù＠⑵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

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

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

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

”北宋嘉ｙｕò＠⑶三年（1058），陈士修辑南唐冯延巳词119首，名《阳春集》，序言说：“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ｘｕáｎ＠⑴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

”不光编者是如此看法，词人自己也持这种观点。

如，欧阳修晚年居颖州西湖，有《采桑子》10首写颖州西湖春、夏、秋、冬四时美景和晴、雨、晨、昏瞬间气象。

他捕捉自然景观是如此精细入微，用笔是如此细腻优美，写得活泼生动。

明明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但作者却在词作前面加了一段短序，只以为：“况西湖之胜概，擅东颖之佳名。

……因翻旧阙之词，写以新声之调。

敢陈薄伎，聊佐清欢”。

北宋初年编选的唐、五代词人选集，名曰《尊前集》。

词人自己编订的词集则名之《山谷琴趣外篇》（黄庭坚）、《闲斋琴趣》（晁端礼）、《酒边词》（向子＠⑷）等。

顾名思义，多是春秋佳日，对酒浩歌之作。

我们读宋人魏泰《东轩笔记》卷五所记载的王安石与弟王安国、吕惠卿在一起闲议晏殊词作的一段话，便知当时社会一般人的正统观念对词这种文体表现的内容存有偏见，基本上是持排斥和否定态度的：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这种态度就是以词为淫词艳语而加以鄙弃。

士大夫们把自己的词集称作“诗余”、“琴趣”、“长短句”、“乐府”、“渔笛谱”等，而不敢编入自己的文集，或单另结集附于文集之后，以表示词的地位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⑷的文章大相径庭，只是闲暇自适的消遣之作。

俗情毁誉，雷同一响，宋代社会这种偏见若不改变，显然大大不利于词的发展，至少不利于词的健康发展。

北宋朝词曲大盛。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情况，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

金翠耀目，罗绮飘香。

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这所谓“新声”、“按管调弦”就是指演奏新谱的词曲。

时至今日，唐圭璋先生辑《全宋词》犹录得词人1330余家，词曲19900余首，残篇530余首，气象恢宏，卷帙浩繁，足证宋代词曲之盛。

北宋朝领袖文苑的有那么多堂堂须眉，但是，首先敏感到对于文坛这一非比寻常的现象有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而提出别树一帜的口号以拨正视听的，却是北宋末年一位年轻闺秀作家李清照。

李清照认为，不应再把词看作诗的王国的附属产品。

词与诗不一样，是诗以外的另一种文学体裁。

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这一口号的影响是深远的。

它开拓了词这种文体继续壮大发展的渠道，并保证了词在中国文学史上逐渐取得它应有的独立地位。

词从此不再是诗国的附庸，而在文学史上擅一代胜场。

我认为，李清照严格划分诗与词、文章与词的畛域的巨大历史意义正在于此。

词的创作至北宋末期，已硕果累累，至善尽美。

但在理论上，大家却还没有重视，没有正式承认它并加以研究。

这种理论与实践大大脱节的矛盾太突出了，直接影响词的健康发展。

李清照呼吁大家给予重视，承认其别是一家并探讨其创作规律，这无异于词的“独立宣言”，使词首次从诗的大家庭中自我解脱出来而另立门庭。

如果我们对李清照的词论，对她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崭新的提法，只从狭义去理解，认为她只不过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反对改革词风，抵制苏轼的“以诗入词”，那未免有点舍本逐末，是对李文的片面理解。

附带赘言，“诗词合流”这提法，苏轼当年并没有提出过，当然，李清照也不可能反对过。

事实上，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表现生活的独特形式或曰艺术境界，如果只有共性，手法都一样了，那么，这种文体也就无存在的意义了。

所以，“诗词合流”的提法，我以为还可以再商榷。

词的被确认，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长期的逐渐完成的而且是颇为艰辛的历史过程。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65岁时，自为《长短句序》：“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

……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余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

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

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

”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其子陆ｙù＠⑸作《渭南文集·跋》，记载陆游曾嘱咐：“‘剑南’乃诗家事，不可施于文。

故别名‘渭南’。

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

”这两段记述，充分表现了陆游自相矛盾的心理：他既表示了不可抑止的对词这种流行文体的爱好和对自己词作舍不得废弃的感情，又违心地自贬说，我的这些“渔歌菱唱”（词）不过是些郑、卫之音的变体，不是正声雅乐，所以，不能和我的诗、文并列，只能附于集后。

再有，南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所编定的词人合集名为《草堂诗余》，这证明到那个时候文坛仍以为词是诗余。

“诗余”这个别名，如果阐明词与诗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诗词同源，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但在当时，更多地意味着以词为“小道”、“艳科”，不能算正统文学，所以集为小品。

近代，蒋兆兰在《词说》中曾予批判：“‘诗余’一名，以《草堂诗余》为最著，而误人为最深。

所以然者，诗家既已成名，而于是残鳞剩爪余之于词……。

今宜亟正其名曰‘词’，万不可以‘诗余’两字自文浅陋。

”清代词学勃兴，尊崇词体。

词学家沈祥龙《论词随笔》高度评价了某些含讽谏意义的渗透着爱国精神的词章，并且阐明了词这一文学形式的特点：词不显言直言，而隐然能感动人心……。

南唐李后主宴游，潘佑进词云：“楼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须夸烂漫，已失了春风一半”。

盖谓外多敌国，地日侵削也。

后主为之罢宴。

词能如此，何减谏章。

……以词为小技，此非深知词者。

词至南宋，如稼轩、同甫之慷慨悲凉；碧山、玉田之微婉顿挫，皆伤时感事，上与《风》、《骚》同旨，可薄为小技乎？历史已映证，词终于成为宋代文学的光辉代表。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由此可见，对于词这种新兴文体，李清照的提法和见解基本是正确的。

词起源于乐府，它在唐代（初期阶段）确实是歌诗的一种变体。

但到宋代，尤其是到李清照著文的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发展成熟了。

只有在人们的观念更新和词脱离诗歌母体而独立的情况下，词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健康发展，而李清照为此喊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声。

她的先见之明，使她在词学理论方面作出了这一极其重要的值得纪念的建树。

她这篇《词论》，理所当然地应被视为是词的“独立宣言”。

二李清照以极其精练的笔墨，系统地回顾了词曲产生、发展、繁荣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自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作家与作品，强调词的音乐性，提出了“声、诗并著”的创作原则。

她这篇文章，对北宋词坛情况的综述，不但掌握的材料丰富，理解得深刻，观点鲜明，而且含有总结性质，继往开来。

她叙述了词曲的由来：“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

开元中，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一般说法以为，词起源于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