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举贤良文学_看汉代察举选官制及其启示_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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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察举制 晁错 董仲舒 汉代选官制
公元前 124 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和公孙弘 的建议，在长安设置太学，招收太学生，又叫博士弟 子。 太学从此成为国家兴办的“育才养士”的教育机 构。 到东汉顺帝朝，太学发展到鼎盛时期，太学生最 多时达三万多人，甚至周边少数民族也遣弟子入太 学，在世界教育史上亦属罕见。 太学在初创时期规 定太学生每年考试一次，称为“岁试”。 到东汉时改 为每两年考试一次。 太学常用的一种考试方式是 “射 策 ”，《汉 书·儒 林 传 》 云 ： “ 自 武 帝 立 五 经 博 士 ， 开 弟子员，社科射策，劝以官禄。 ”作法是由主考人根 据儒经内容提出若干问题，由被试者随意抽出一二 种题来解答， 主考人根据学生的解答判断学业成 绩，类似于今天的抽签考试。 汉代开创太学培养人 才，另一方面又确立察举制发现与选拔人才，而且 太学的考试制度也被挪用到察举制中。 “射策”就成 了非常科察举名目常用的手法，非常科包括贤良方 正、明经、明法、至孝、童子等科。 所为贤良方正，是 指德才兼优者。 这一科目是汉代察举非常科中较为 常见并最受重视的科目。 始于汉文帝二年（公元前 178 年），此后两汉各帝屡有诏举。 此科多开在国家 遇有日食、地震、奇特星象、瘟疫流行及各种自然灾 害之后举行。 有时把“贤良”和“方正”分称，或把“贤 良”与“文学”连作一科，所谓“文学”指儒经或通晓 儒经之人。 被高级官吏举荐出的贤良送至朝廷，由 皇帝亲自主持对策，有时皇帝还要“两策”、“三策”， 然后分别高下，授以官职。
董仲舒专心治学，虽有家产，从不料理和经营。 举止有度，非礼不行，是难得的为师之才。 因此弟子 众多，甚至很多学生从未与他谋面，而是一传再传， 相次授业。 教学之况，何等隆盛。 正因为此，在汉武 帝的“举贤良方正”的察举中，董仲舒才得以被举 荐，才有了他与武帝间的三问三对。 汉代经过察举 而被选用的官员，其仕途经历在董仲舒身上表现的 特别充分。 《汉书》本传记载，董仲舒在三对武帝之 后，被任命为江都相，侍奉易王。 易王是武帝的哥 哥，一向骄横好勇，董仲舒就用礼仪加以教育匡正， 使易王越来越敬重他。 后来欲撰文论证灾异之变， 主父偃嫉贤妒能，窃取其草稿上奏进谗，武帝将他 下狱治罪，险些丧命。 出狱后又遭到公孙弘的报复， 去侍奉汉武帝另一个更加骄奢淫逸的哥哥胶西王， 胶西王素闻董仲舒的贤德，对他非常敬重。 这时的 董仲舒比晁错聪明了很多， 已深知仕途的险恶，告 病还乡，以著书立说为业。 董仲舒与公孙弘的矛盾， 源于他对公孙弘为人的评价，他认为公孙弘一味谄 媚顺从，为人狡诈，显示了董仲舒为人耿介方正的 品德。 《汉书·公孙弘传》记载：弘奏事，有所不可，不 肯庭辩。 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 后，上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 常与公卿约 议。 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指。
一般认为，汉代察举制的标准是所谓“四科”。 其 来 源 于 《 后 汉 书·百 官 志 》 注 引 之 《 汉 官 仪 》 云 ： 世 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 丞相故事，四科取 士。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 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 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 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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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可谓明智。 他的人生经历给后代文人以警示。 按《汉官仪》所云“四科”察举的要求，“二曰学
通行修，”“三曰明达法令。 ”都是指的才学超群，就 这两点来说， 晁错和董仲舒也是合格的被举荐者。 汉文帝二年（公元前 178 年）首开察举，文帝在策诏 中申明急需招募人才所应具备的才能是：“明于国 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及 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者。 并要求被举荐者各抒己见，无所隐瞒，写成文章，文 帝亲自批阅。 晁错把这个要求分成五部分来回答： 第一，“明于国家大体”者的榜样是上古五帝。 他们 神圣无比，事必躬亲，国富民强，一派祥和；第二， “通于人事终始”者的榜样是古之三王。 他们做事都 本于人情，人都希望长寿、富有、平安、闲逸，三王都 尽力满足人们的欲望，“是以天下乐其政， 归其德， 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名 位不失，施及后世。 ”第三，“直言极谏者”的榜样是 春秋五霸的大臣们。 这些大臣具备七种美好品德： “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 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亡 能居尊显之位。 ”对待君主，他们能“救主之失，补主 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 亡骞污之名。 事君若此，可谓直言极谏之士矣。 ”第 四，“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作为一种局面 而论，反面教材是秦王朝。 秦的暴政使“亲疏皆危， 处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 ”所以陈胜首举义 旗，天下响应，秦朝迅速灭亡。 第五，“永惟朕之不 德”，我晁错是不敢称当的。 当今天下尚有诸多弊端 未除，而天子未能亲躬的原因是有望与群臣。 晁错 的“对策”非常巧妙。 第一、二条本是文帝欲求有此 才能的大臣，而晁错有意把它转换成帝王自身的修 为，讽喻意图十分明显。 第三条他选了春秋五霸的 大臣做榜样， 夸大其词地论述了他们的七种美德、 六种才能，充分补充了察举选官的基本条件。 第四、 五条又不失时机的对文帝进行了一番歌功颂德，极 尽文章之曲妙。 晁错与贾谊相比，文章质朴无华，但 更具可操作性，因此，在贾谊去世后受到文帝的赏 识是合情合理的。 晁错的才学正适应了文帝朝励精 图治的思想和社会现实，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察举选 官的合理价值。
景帝的刀下，令后代文人唏嘘不已。 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为汉武
帝所接受，成为千百年来被封建统治阶层所利用的 思想基础。 他由太学博士转入官道，屡有建树，正是 他的为人正直而备受重视。 《汉书·董仲舒传》曰：董 仲舒，广川人也。 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 下帏 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 盖三年不 窥园，其精如此。 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 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 贤良对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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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酋长于是推荐了舜。 《史记·五帝本纪》 记载：尧 “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 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 “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说明当时的制度是要 获得首领的职位， 必须经过多年的考核和试用，所 以尧以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又派九位男子与舜 相处共事。 所谓“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以此观察舜能否以五种伦理道德教育大众。 “百官”是指众多官职，就是把舜放在不同的岗位上 加以考核，最后才得以任用。 舜到了晚年，同样让各 部落酋长推举接替人，禹由于治理水患的功绩被推 举出来。 《史记·夏本纪》说：“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 七年而帝舜崩。 ”禹作为接班人被考察了十七年。 随 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这种“禅让”作为传说而成为士 人的美谈，而其中的以德量人的用人标准被历代统 治集团保留下来，伴随士人入仕的脚步，走入艰难 的旅程。
这本是世祖光武帝为征辟所发的诏书内容，后 来被引申为汉代察举制的标准。 从察举制的实施过 程看，这个引申意义是可以成立的。 在“四科”之中， “德行高妙，志节清白”放在了首位，可见察举制对 “德”的重视。 实际上，早在传说时代原始部落首领 的推举，就体现了以德量人的评价标准。 《礼记·礼 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 修睦。 ”所谓“选贤与能”，说明首领的产生需要公 选。 传说尧的哥哥挚曾是部落联盟首领，因为人“不 善”而被罢免，由尧接替了他的职位。 尧到了晚年， 征求各部落酋长的意见，有谁可以接替自己，各部
董仲舒的“贤良对策”文有三篇，回答了汉武帝 的三次提问。 武帝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于“天命”与
“情性”，怎么认识天人之际？ 怎样了解和把握历史 以有益于当代？ 这是武帝关心的核心问题。 董仲舒 首先按《春秋》大义回答了“天人相与之际”的问题， 显示了他扎实的学问功底和深邃的思想。 他的中心 思 想 在 “人 事 ”，认 为 当 今 有 明 君 在 世 ， 而 天 不 降 福 瑞的原因，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 ”他作比道：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 能止也。 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 化费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 古之 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 务。 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 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 化行而习俗美也。
在汉代的选官史上， 察举制与任子制长期并 行。 所谓任子制，是指高官权门子弟在选官上占据 更为优越的入仕晋升机会与途径。 这种情况往往在 历朝开国之初尤为甚，要经过若干年的过渡，一些 普通士人才能得到暂露头角的机会。 晋代诗人左思 在《咏史诗》中感慨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汉代亦是如此，从汉初 之军功官僚子弟，到后来之金、张、许、史一类豪门， 寒门英俊难以与之竞争而一展才智。 如此说来，晁 错和董仲舒都是幸运的，他们出身并非豪门，却以 德才兼备而跻身朝廷， 为国效力。 《汉书·晁错传》 说：“错为人陗直刻深。 ”向文帝上书言：“人主所以 尊显功名扬于万事之后者，以知术数也。 ”宣扬依法 治国思想。 当时匈奴很强大，屡屡侵扰汉朝边关，文 帝欲发兵对敌，“错上言兵事”，提出“安边境，立功 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进而阐发“得地形，卒 服习，器用利。 ”具有相当专业水准的用兵之道，受 到文帝的赞赏。 随即晁错又上书“言守边备塞，劝农 力本，当世急务二事。 ”文帝又采纳了他的建议，募 民充边塞，务农以备军需。 这一系列行为，显示了晁 错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优良品质。 更能 显示晁错精忠报国品德的事情。 他能从国家长远利 益考虑，坚持“削藩”主张，面临吴楚七国高喊“诛晁 错，清君侧”的口号而叛乱，也毫不退缩，临危不惧。 甚至他的父亲预料到了灭门之灾，苦劝不听，服毒 自尽，仍没有改变他的思想和行为，最后惨死在汉
公孙弘从不违逆皇帝，甚至不惜背叛朋友的约 定，因此受到汲黯等人的抨击。 当武帝问他原因，他 回答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 不知臣者以臣为不 忠。 ”汉武帝非常愿意这样的阿谀，因此在未封侯的 条件下，破格提拔他为丞相，在西汉史无前例。 班固 为此特殊提示后世读者：“其后以为故事， 至丞相 封，自弘始也。 ”所以，公孙弘在大权在握之际，进谗 言杀了主父偃，贬谪董仲舒也就不奇怪了。 董仲舒 为官一地，造福一方，可谓德高；未雨绸缪，功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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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 董仲舒即为文帝朝、 武帝朝得举者，称 “举贤良文学”。 晁错上书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 当世急务二事”，文帝举贤良文学，晁错为高第。 汉 武 帝 对 董 仲 舒 进 行 了 “ 三 策 ”， 董 仲 舒 有 “ 对 策 ” 三 篇。 他们都因德行和才学受到帝王赏识而得以重 用，但结局悲惨，晁错死于非命，董仲舒惧祸归乡。 从他们的一生行处及“对策”文，我们得以一窥汉代 察举选官制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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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举贤良文学”看汉代察举选官制及其启示
● 郭 强 高长山
内容摘要 汉代察举制是中国最早的选官制度，其中的“举贤良文学”因天子亲自策试被举
荐者，而备受历代的关注。察举制用人以德、用人以才、用人以能，确立了历代用人标准。而古代帝 王的偏信多疑，豪门贵族的相互倾轧，使俊杰之士仕途上步履维艰，最终让察举制走入穷途。 察举 制的利弊得失，为今天的育人选才提供了诸多的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董仲舒的教育观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崭新的思 维，所以“天子览其对而异焉”。 汉武帝对他的对答 感到很惊异，一时难以接受，于是有了第二问。 汉代 太学的建立正是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 如此看来， 他的大教育观对其后的中国社会历史乃至今日都 可谓有万世之功。 汉武帝第二问的中心思想是，为 什么古代圣王可以无为而治，而天下承平，我如此 鞠躬尽瘁，而不见天下大治呢？ 董仲舒回答的核心 思想有二：其一，征引孔子的若干言论以壮其词，说 明聚拢人才、“名尊卑， 异贵贱”、 施行仁政的重要 性。 其二，明确提出设立“太学”及其重要意义。 他认 为天子“宿寤晨兴，忧劳万民，”但却无所收获，原因 是 “士 素 不 厉 也 ”，士 人 平 素 没 有 受 到 劝 勉 和 砥 砺 。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 如何才能“养士”，只有建立太学，“太学者，贤士之 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至此，董仲舒的办学思想 得以充分展示。 汉武帝的第三问的意图是，董仲舒 的理论是可以接受的，但大而泛，缺少实践性，他引 用俗语“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 今。 ”让董仲舒具体而细微地谈谈治国之道。 于是有 了如下对答：《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 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 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 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 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 矣。 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阐 发。 董仲舒为汉武帝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出了一条御 民之道，从此被千百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奉为宝典。
公元前 124 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和公孙弘 的建议，在长安设置太学，招收太学生，又叫博士弟 子。 太学从此成为国家兴办的“育才养士”的教育机 构。 到东汉顺帝朝，太学发展到鼎盛时期，太学生最 多时达三万多人，甚至周边少数民族也遣弟子入太 学，在世界教育史上亦属罕见。 太学在初创时期规 定太学生每年考试一次，称为“岁试”。 到东汉时改 为每两年考试一次。 太学常用的一种考试方式是 “射 策 ”，《汉 书·儒 林 传 》 云 ： “ 自 武 帝 立 五 经 博 士 ， 开 弟子员，社科射策，劝以官禄。 ”作法是由主考人根 据儒经内容提出若干问题，由被试者随意抽出一二 种题来解答， 主考人根据学生的解答判断学业成 绩，类似于今天的抽签考试。 汉代开创太学培养人 才，另一方面又确立察举制发现与选拔人才，而且 太学的考试制度也被挪用到察举制中。 “射策”就成 了非常科察举名目常用的手法，非常科包括贤良方 正、明经、明法、至孝、童子等科。 所为贤良方正，是 指德才兼优者。 这一科目是汉代察举非常科中较为 常见并最受重视的科目。 始于汉文帝二年（公元前 178 年），此后两汉各帝屡有诏举。 此科多开在国家 遇有日食、地震、奇特星象、瘟疫流行及各种自然灾 害之后举行。 有时把“贤良”和“方正”分称，或把“贤 良”与“文学”连作一科，所谓“文学”指儒经或通晓 儒经之人。 被高级官吏举荐出的贤良送至朝廷，由 皇帝亲自主持对策，有时皇帝还要“两策”、“三策”， 然后分别高下，授以官职。
董仲舒专心治学，虽有家产，从不料理和经营。 举止有度，非礼不行，是难得的为师之才。 因此弟子 众多，甚至很多学生从未与他谋面，而是一传再传， 相次授业。 教学之况，何等隆盛。 正因为此，在汉武 帝的“举贤良方正”的察举中，董仲舒才得以被举 荐，才有了他与武帝间的三问三对。 汉代经过察举 而被选用的官员，其仕途经历在董仲舒身上表现的 特别充分。 《汉书》本传记载，董仲舒在三对武帝之 后，被任命为江都相，侍奉易王。 易王是武帝的哥 哥，一向骄横好勇，董仲舒就用礼仪加以教育匡正， 使易王越来越敬重他。 后来欲撰文论证灾异之变， 主父偃嫉贤妒能，窃取其草稿上奏进谗，武帝将他 下狱治罪，险些丧命。 出狱后又遭到公孙弘的报复， 去侍奉汉武帝另一个更加骄奢淫逸的哥哥胶西王， 胶西王素闻董仲舒的贤德，对他非常敬重。 这时的 董仲舒比晁错聪明了很多， 已深知仕途的险恶，告 病还乡，以著书立说为业。 董仲舒与公孙弘的矛盾， 源于他对公孙弘为人的评价，他认为公孙弘一味谄 媚顺从，为人狡诈，显示了董仲舒为人耿介方正的 品德。 《汉书·公孙弘传》记载：弘奏事，有所不可，不 肯庭辩。 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 后，上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 常与公卿约 议。 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指。
一般认为，汉代察举制的标准是所谓“四科”。 其 来 源 于 《 后 汉 书·百 官 志 》 注 引 之 《 汉 官 仪 》 云 ： 世 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 丞相故事，四科取 士。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 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 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 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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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可谓明智。 他的人生经历给后代文人以警示。 按《汉官仪》所云“四科”察举的要求，“二曰学
通行修，”“三曰明达法令。 ”都是指的才学超群，就 这两点来说， 晁错和董仲舒也是合格的被举荐者。 汉文帝二年（公元前 178 年）首开察举，文帝在策诏 中申明急需招募人才所应具备的才能是：“明于国 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及 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者。 并要求被举荐者各抒己见，无所隐瞒，写成文章，文 帝亲自批阅。 晁错把这个要求分成五部分来回答： 第一，“明于国家大体”者的榜样是上古五帝。 他们 神圣无比，事必躬亲，国富民强，一派祥和；第二， “通于人事终始”者的榜样是古之三王。 他们做事都 本于人情，人都希望长寿、富有、平安、闲逸，三王都 尽力满足人们的欲望，“是以天下乐其政， 归其德， 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名 位不失，施及后世。 ”第三，“直言极谏者”的榜样是 春秋五霸的大臣们。 这些大臣具备七种美好品德： “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 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亡 能居尊显之位。 ”对待君主，他们能“救主之失，补主 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 亡骞污之名。 事君若此，可谓直言极谏之士矣。 ”第 四，“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作为一种局面 而论，反面教材是秦王朝。 秦的暴政使“亲疏皆危， 处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 ”所以陈胜首举义 旗，天下响应，秦朝迅速灭亡。 第五，“永惟朕之不 德”，我晁错是不敢称当的。 当今天下尚有诸多弊端 未除，而天子未能亲躬的原因是有望与群臣。 晁错 的“对策”非常巧妙。 第一、二条本是文帝欲求有此 才能的大臣，而晁错有意把它转换成帝王自身的修 为，讽喻意图十分明显。 第三条他选了春秋五霸的 大臣做榜样， 夸大其词地论述了他们的七种美德、 六种才能，充分补充了察举选官的基本条件。 第四、 五条又不失时机的对文帝进行了一番歌功颂德，极 尽文章之曲妙。 晁错与贾谊相比，文章质朴无华，但 更具可操作性，因此，在贾谊去世后受到文帝的赏 识是合情合理的。 晁错的才学正适应了文帝朝励精 图治的思想和社会现实，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察举选 官的合理价值。
景帝的刀下，令后代文人唏嘘不已。 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为汉武
帝所接受，成为千百年来被封建统治阶层所利用的 思想基础。 他由太学博士转入官道，屡有建树，正是 他的为人正直而备受重视。 《汉书·董仲舒传》曰：董 仲舒，广川人也。 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 下帏 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 盖三年不 窥园，其精如此。 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 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 贤良对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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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2 年第 7 期
落酋长于是推荐了舜。 《史记·五帝本纪》 记载：尧 “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 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 “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说明当时的制度是要 获得首领的职位， 必须经过多年的考核和试用，所 以尧以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又派九位男子与舜 相处共事。 所谓“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以此观察舜能否以五种伦理道德教育大众。 “百官”是指众多官职，就是把舜放在不同的岗位上 加以考核，最后才得以任用。 舜到了晚年，同样让各 部落酋长推举接替人，禹由于治理水患的功绩被推 举出来。 《史记·夏本纪》说：“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 七年而帝舜崩。 ”禹作为接班人被考察了十七年。 随 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这种“禅让”作为传说而成为士 人的美谈，而其中的以德量人的用人标准被历代统 治集团保留下来，伴随士人入仕的脚步，走入艰难 的旅程。
这本是世祖光武帝为征辟所发的诏书内容，后 来被引申为汉代察举制的标准。 从察举制的实施过 程看，这个引申意义是可以成立的。 在“四科”之中， “德行高妙，志节清白”放在了首位，可见察举制对 “德”的重视。 实际上，早在传说时代原始部落首领 的推举，就体现了以德量人的评价标准。 《礼记·礼 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 修睦。 ”所谓“选贤与能”，说明首领的产生需要公 选。 传说尧的哥哥挚曾是部落联盟首领，因为人“不 善”而被罢免，由尧接替了他的职位。 尧到了晚年， 征求各部落酋长的意见，有谁可以接替自己，各部
董仲舒的“贤良对策”文有三篇，回答了汉武帝 的三次提问。 武帝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于“天命”与
“情性”，怎么认识天人之际？ 怎样了解和把握历史 以有益于当代？ 这是武帝关心的核心问题。 董仲舒 首先按《春秋》大义回答了“天人相与之际”的问题， 显示了他扎实的学问功底和深邃的思想。 他的中心 思 想 在 “人 事 ”，认 为 当 今 有 明 君 在 世 ， 而 天 不 降 福 瑞的原因，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 ”他作比道：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 能止也。 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 化费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 古之 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 务。 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 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 化行而习俗美也。
在汉代的选官史上， 察举制与任子制长期并 行。 所谓任子制，是指高官权门子弟在选官上占据 更为优越的入仕晋升机会与途径。 这种情况往往在 历朝开国之初尤为甚，要经过若干年的过渡，一些 普通士人才能得到暂露头角的机会。 晋代诗人左思 在《咏史诗》中感慨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汉代亦是如此，从汉初 之军功官僚子弟，到后来之金、张、许、史一类豪门， 寒门英俊难以与之竞争而一展才智。 如此说来，晁 错和董仲舒都是幸运的，他们出身并非豪门，却以 德才兼备而跻身朝廷， 为国效力。 《汉书·晁错传》 说：“错为人陗直刻深。 ”向文帝上书言：“人主所以 尊显功名扬于万事之后者，以知术数也。 ”宣扬依法 治国思想。 当时匈奴很强大，屡屡侵扰汉朝边关，文 帝欲发兵对敌，“错上言兵事”，提出“安边境，立功 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进而阐发“得地形，卒 服习，器用利。 ”具有相当专业水准的用兵之道，受 到文帝的赞赏。 随即晁错又上书“言守边备塞，劝农 力本，当世急务二事。 ”文帝又采纳了他的建议，募 民充边塞，务农以备军需。 这一系列行为，显示了晁 错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优良品质。 更能 显示晁错精忠报国品德的事情。 他能从国家长远利 益考虑，坚持“削藩”主张，面临吴楚七国高喊“诛晁 错，清君侧”的口号而叛乱，也毫不退缩，临危不惧。 甚至他的父亲预料到了灭门之灾，苦劝不听，服毒 自尽，仍没有改变他的思想和行为，最后惨死在汉
公孙弘从不违逆皇帝，甚至不惜背叛朋友的约 定，因此受到汲黯等人的抨击。 当武帝问他原因，他 回答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 不知臣者以臣为不 忠。 ”汉武帝非常愿意这样的阿谀，因此在未封侯的 条件下，破格提拔他为丞相，在西汉史无前例。 班固 为此特殊提示后世读者：“其后以为故事， 至丞相 封，自弘始也。 ”所以，公孙弘在大权在握之际，进谗 言杀了主父偃，贬谪董仲舒也就不奇怪了。 董仲舒 为官一地，造福一方，可谓德高；未雨绸缪，功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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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 董仲舒即为文帝朝、 武帝朝得举者，称 “举贤良文学”。 晁错上书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 当世急务二事”，文帝举贤良文学，晁错为高第。 汉 武 帝 对 董 仲 舒 进 行 了 “ 三 策 ”， 董 仲 舒 有 “ 对 策 ” 三 篇。 他们都因德行和才学受到帝王赏识而得以重 用，但结局悲惨，晁错死于非命，董仲舒惧祸归乡。 从他们的一生行处及“对策”文，我们得以一窥汉代 察举选官制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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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举贤良文学”看汉代察举选官制及其启示
● 郭 强 高长山
内容摘要 汉代察举制是中国最早的选官制度，其中的“举贤良文学”因天子亲自策试被举
荐者，而备受历代的关注。察举制用人以德、用人以才、用人以能，确立了历代用人标准。而古代帝 王的偏信多疑，豪门贵族的相互倾轧，使俊杰之士仕途上步履维艰，最终让察举制走入穷途。 察举 制的利弊得失，为今天的育人选才提供了诸多的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董仲舒的教育观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崭新的思 维，所以“天子览其对而异焉”。 汉武帝对他的对答 感到很惊异，一时难以接受，于是有了第二问。 汉代 太学的建立正是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 如此看来， 他的大教育观对其后的中国社会历史乃至今日都 可谓有万世之功。 汉武帝第二问的中心思想是，为 什么古代圣王可以无为而治，而天下承平，我如此 鞠躬尽瘁，而不见天下大治呢？ 董仲舒回答的核心 思想有二：其一，征引孔子的若干言论以壮其词，说 明聚拢人才、“名尊卑， 异贵贱”、 施行仁政的重要 性。 其二，明确提出设立“太学”及其重要意义。 他认 为天子“宿寤晨兴，忧劳万民，”但却无所收获，原因 是 “士 素 不 厉 也 ”，士 人 平 素 没 有 受 到 劝 勉 和 砥 砺 。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 如何才能“养士”，只有建立太学，“太学者，贤士之 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至此，董仲舒的办学思想 得以充分展示。 汉武帝的第三问的意图是，董仲舒 的理论是可以接受的，但大而泛，缺少实践性，他引 用俗语“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 今。 ”让董仲舒具体而细微地谈谈治国之道。 于是有 了如下对答：《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 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 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 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 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 矣。 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阐 发。 董仲舒为汉武帝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出了一条御 民之道，从此被千百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奉为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