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儒评_骚_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江西社会科学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邓新华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尽管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骚的评价有褒有贬，但他们的批评取向却十分一致：这就是竭力将屈骚评论纳入经学的轨道，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屈原人格及其作品思想性评价的根本准则，以至于从根本上遮蔽和消解了屈骚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

因此，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

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认真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关键词]汉儒；屈骚评论；经学接受；文学接受的异化[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6－0100－05邓新华(1953—)，男，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

（湖北宜昌443002）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项目批准号：05BZW006）的阶段性成果。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等作品由于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为理想而献身的高尚情操，加上丰富大胆的想象和精彩绝艳的文辞，对历代进步文人精神境界的塑造和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完全称得上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然而关于屈原的人品与作品，却在汉代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是这场争论的主要参与者，他们都对屈原及其作品发表过或褒或贬的意见。

尽管通过这场争论，以刘安、司马迁和王逸为代表的一方的观点和意见最终占据了上风，屈原的伟大人格、屈原《离骚》所表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但由于论争双方都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作为论争的思想武器，这就使得汉儒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始终笼罩在经学的阴影之下，屈骚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独创性及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不可能被真正揭示出来。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

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一在汉代，最早对屈原的思想和为人作出评价的是淮南王刘安。

刘安一生喜爱文学，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用力甚多，著有《离骚传》和模仿楚辞的许多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已经散佚，但在班固的《离骚序》中却保留着刘安评《骚》的一个片段：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蝉蜕污JIANGXI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癆然泥而不滓。

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1]（P585）在这里，刘安对屈原的人格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屈原当时所处的楚国，国君昏庸，奸佞当道，屈原与祸国殃民的“党人”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虽然最终“美政”的理想不能实现，自己还身遭流放，但它不改与邪恶势力斗争的初衷，最后以死殉国，其人格的高尚确如淮南王所说“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但是，刘安认为屈原的《离骚》既有《国风》言情而不过度的特点，又有《小雅》怨刺而不乱政的个性，明显遵循的是儒家诗教的原则。

必须指出的是，刘安用“好色而不淫”和“怨诽而不乱”的儒家经义来概括《离骚》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特点，与屈原作品的实际内容并不相符。

且不说屈原的《离骚》通篇表达的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理想的积极追求、同反动腐朽势力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与儒家所谓“好色而不淫”和“怨诽而不乱”的伦理道德原则毫不相干，仅仅就是诗篇中一些表达诗人身殉理想、以死明志的诗句，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等等，就足以证明屈原的《离骚》已经完全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经义的藩篱。

范文澜先生指出：“《楚辞》的真价值并不在于符合儒家的经义，恰恰相反，正在于不受儒家经义的拘束。

”[2](P283)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刘安用“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儒家经义来比照和评判屈原作品，开了“尊骚为经”的先河，这也成为汉代屈骚接受的基本取向。

刘安之后，汉代一些重要的批评家如司马迁、扬雄和王逸等，尽管他们对屈骚的具体看法存在分歧，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尊骚为经”，从而使他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一开始就步入了经学的轨道。

司马迁的《史记·屈原传》就直接因袭了刘安的上述观点：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时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志契，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癆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1]（P399）司马迁引述刘安有关《离骚》兼备《风》、《雅》之长的话，说明他和刘安一样，也是以儒家经典《诗经》作为评价屈原作品的基本参照；他将《离骚》与《诗经》相提并论，其用意还是为了抬高《离骚》的地位；他称屈原的人格和作品“与日月争光可也”，也明显是承接刘安而来。

但司马迁对刘安的意见也有进一步的发挥，他称《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时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这实际上是肯定屈骚在讽刺批判黑暗现实和社会政治教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对文学的讽谏教化作用的强调，是儒家政教文学观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经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司马迁尽管也吸取了儒家以外的其他各家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但他如此看重屈骚在讽谏教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就充分说明和刘安一样，儒家经义仍然是司马迁认识和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的基本出发点。

西汉末年参与屈骚争论的代表人物扬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经学家，他对屈原充满同情，也非常喜爱屈原的辞赋，甚至还写过模仿《离骚》、《惜诵》、《怀沙》的作品，但他也是第一个对屈原及其作品提出批评的人。

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在论及汉代人对屈原的批评时曾经说过：“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

”[3]（P63）尽管现有的各种《文心雕龙》注本对刘勰所引扬雄语的出处都语焉不详，但刘勰离扬雄的时代毕竟要近一些，因此他指出扬雄以为《离骚》与《诗经》在体制风格上的一致还是可信的。

这就说明，扬雄在“尊《骚》为经”这一点上，与刘安、司马迁并无二致。

至于在屈原及其作品的有关争论中和扬雄处于对立面的东汉末年的王逸，更是自觉地从儒家思想出发，旗帜鲜明地把屈原的《离骚》抬到与儒家经典同样的高度。

据班固《离骚序》和《汉书·淮南王安传》记载，刘安所作本为《离骚传》[1]（P572），但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则改称“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1]（P613），并且他自己还撰写了《离骚经序》。

这也充分说明，在王逸的心目中，《离骚》已然成为与《诗经》同等重要的儒家经典。

以上所论说明，汉代参与屈骚争论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都“尊《骚》为经”，都以儒家的经典《诗经》来比照屈原的作品。

弄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实际上表明，在汉儒的心目中，屈原的《离骚》首先并不是一部由情感、想象和形象交织而成的文学作品，而是宣传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原则的经书；这也同时意味着，汉代的屈骚评论从一开始，就不是运行在文学的轨道上，而是运行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江西社会科学2011．6在经学的轨道之上。

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汉代的屈骚评论者无一例外地都从儒家经学的基本立场出发来认识和理解屈原及其作品，这就先在地决定了他们对屈骚的接受不可能是文学的接受，而只能是经学的接受。

二既然汉儒把屈原的《离骚》看成是与《诗经》同等重要的儒家经典，那么顺理成章的就是，他们对屈原的《离骚》也必然要采用汉儒阐释《诗经》的办法———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来理解和阐释屈原的作品，我们不妨以班固和王逸这两个分别代表肯定派和否定派的理论家的观点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作为东汉前期声名显赫的经学家，班固的儒学立场十分坚定，对屈原的否定也最彻底。

在《离骚序》里，班固公开批驳和否定刘安、司马迁对屈骚的肯定和赞扬，认为“过其真”、“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不仅如此，班固还对屈原的人格予以严厉的指责：且君子道穷，命矣。

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

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

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狂狷景行之士。

[1]（P585）班固在这里不仅批评屈原未能做到全命避害，明哲保身，把屈原同楚国恶势力的正义的斗争说成是“露才扬己”，而且还批评屈原在受谗遭贬时不该指责子椒、子兰等奸佞党人，更不该责怨怀王，因为这有违“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原则。

显然，班固在这里是从儒家温柔敦厚、明哲保身的伦理道德原则出发来诋毁屈原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班固不只是以此来评价屈原及其作品，对司马迁也是如此。

由于司马迁的《史记》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基础上也吸收了儒家以外的思想，这就引起班固的不满。

他在《汉书·司马迁传》里一一列举《史记》离经叛道的罪状：“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

”进而班固还对司马迁的人格大加指责：“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

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

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

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1]（P574）由此可见，儒家温柔敦厚、明哲保身的伦理道德原则是班固评价包括屈原、司马迁在内的一切历史人物的唯一准则。

班固站在儒家温柔敦厚、明哲保身的伦理道德立场对屈原的人格予以贬抑，东汉末年的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则针锋相对地加以反驳：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

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

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

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

[1]（P613）王逸上述这段话无疑是针对班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而发的。

在王逸看来，若像班固所主张的那样“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可求得“终寿百年”，但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只能是“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屈原的伟大就在于他的这种“杀身以成仁”的精神。

针对班固对屈原“露才扬己”的指责，王逸也进行了分析和批驳：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近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