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巡按御史制度研究

第22卷 第2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22 No.2 2013年2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Feb. 20136 文章编号：1008-8717（2013）02-0006-03明代巡按御史制度研究齐 晓 静（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摘 要： 巡按御史制度是明朝对地方官吏的监察制度之一，是统治阶层派遣十三道监察御史到各省定期巡回考察的一种制度。

明代对地方官吏的监察，体制严密，主要包括提刑按察使司及其辅佐官、巡抚与总督都御使、巡按御史等几大监察体系。

这三大体系在当时的吏治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连贪图玩乐的明世宗也认为，“天下生民休戚，吏治臧否，系于巡按御使”。

[1]本文主要从巡按制度的形成、出巡相关规定、巡按御史的职能等方面予以介绍，在此基础上，引发一些对当代法制的思考。

关键词：明代；巡按御史；监察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一、巡按御史制度的形成巡按御史制度作为明朝的地方监察制度内容之一，对于该项制度的形成时间，文献记载的并不一致。

《太祖实录》这样记载：洪武二年（1369）七月癸丑，监察御史谢恕巡按松江，“以欺隐官租，逮系一百九十余人至京师，多有称冤者”[2]。

这一材料表明，明朝初年就已经推行巡按御史制度。

而《明史》记载却是洪武十年七月“始遣御使巡按州县”[3]。

洪武十五年明太祖置都察院，分监察御史为十二道（宣德时定为十三道）。

洪武二十三年，铸十二道印，巡按印曰“巡按某处监察御史印”。

可见，巡按御史制度到底形成于明朝的哪个年间，至今未有一致的说法。

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求证的问题。

二、有关御史出巡的规定明朝的巡按御史虽和西汉以来遣使监察地方的制度一脉相承，但其制度的完备和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威慑作用，远远超过了前代。

明太祖下诏颁布的《宪纲事类》，对巡按御史的点差、期限、随行人员、治所、交际、回避、相见礼仪、迎送等方面，均作了具体规定。

下面着重介绍期限、随行人员、交际和回避这四个方面。

（一）有关期限方面的规定御史出巡，除去往返路途的时间，以一年为期限。

顾炎武对御史的任期短暂大加赞扬。

他说：“又其善者在于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

”[4]顾炎武的评价是很有道理的。

地方行政长官的任期不能短，太短了官员无法兴利除弊，情况还没有调查清楚，就得离任了；而监察官不能任期太长，否则容易被利益驱动，与地方长官相互勾结，无视朝廷纪纲，于朝廷于百姓都是一大祸患。

笔者认为，关于这一年的规定应当是一个可变期间而非是一个不变期间，根据各个州县地方的不同状况，比如领域、地理位置、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御史出巡的任期也可相应地延长或者缩短，既可以提高监察的效率，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从而减轻朝廷乃至老百姓的负担。

（二）有关随行人员方面的规定 明朝是这样规定：“凡监察御史巡按，许带书吏一名，照刷文卷；许带人吏二名，若应用监生，临期奏请。

”[5]书吏与人吏必须与巡按御史同行，不许单独行动。

这样规定有其先进之处，一方面减轻了监察御史的工作负担，另一方面，又起到了互相监督的作用，这样既提高了办案效率又兼顾了公平。

（三）关于交际方面的规定《宪纲事类》规定：巡按御史“分巡所至，不许令有私买货物及盛张筵席，邀请亲识”，“所到之处，须用防闲；未行事之前，不得接见闲杂人”。

收稿日期：2012-11-29作者简介：齐晓静（1988—），女，安徽滁州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学2011级宪政专业硕士研究生。

“故事，巡按御史行部，必竣事而后，与乡士大夫还往。

”[6]这些其实是禁止交际的规定。

在笔者看来，这方面的规定也是有优势的，禁止御史在出巡时太过招摇，索取私利，以权谋私，借巡按之名，搜刮民脂民膏，培养人际关系，以便收受贿赂等一系列地影响监察官形象的行为发生。

其现代法治的意义在于有利维护司法的公正廉洁形象，避免人们对司法工作人员产生合理的怀疑。

处于封建时期的明朝能有这样的规定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但是还应当在此基础上规定的更具体一点，除了禁止“私买货物”“邀请亲识”以外，还可禁止其他方面的行为，如禁止御史与地方官员单独接触，禁止御史到非指定的场所与当事人见面等。

规定的越具体，不法企图的御史就无法找出法律漏洞，从而有利于监察工作的顺利、公正进行。

（四）关于回避的规定《宪纲事类》规定：巡按御史出巡，如若系原籍或历仕寓居之地，必须回避；所办理公务之中，如涉及嫌仇之人，必须请求回避。

我国当代法律也有关于回避的规定，如公务员法中就有着关于地域回避的规定，公务员法第69条：“公务员担任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又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5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宪纲事类》所规定的其实也就是有关地域和利害关系的回避问题，在当时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能考虑到回避的问题也是一大进步。

从以上描述来看，明朝的巡按御史制度是比较完备的，明太祖颁布的《宪纲事类》无论在当时还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都是具有其进步性意义的，对于现代化法治国家而言仍有一定的价值，我们可以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对现代的法制予以思考。

三、巡按御史的职能明朝的地方监察制度中，尤“重巡按之任”[7]。

明初，御史出巡监察考核的范围是省级以下的所有官员，据《明史》记载：“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8]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四月、布政、提刑“二司从御史举劾”。

自此，御史有了监察省级官员的职权。

（一）监察地方官职能这是巡按御史的首要职能。

地方官吏如有“奸贪废事、蠱政害民者”，巡按御史“即便挐问”，若“见恶不挐，杖一百发烟瘴地”[9]。

英宗正统年间韩雍“巡按江西黜贪墨吏五十七人”[10]。

王时中“出按宣大，逮系武职贪污者百余人”[11]。

简单说来，就是当巡按御史发现地方官有贪污受贿、残害百姓、中饱私囊等不法行为时，都有义务纠正或惩罚，这也是他们的基本职能。

同时要察举良吏，若地方官吏中有“守法奉公，廉能昭著者，随即举闻”；“若知善不举，见恶不挐，杖一百发烟瘴地”。

由此看来，监察职能也就是惩恶扬善，而不仅指纠正和惩罚。

这与当代的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有区别，现代社会除了司法机关的监督还有人民的监督、社会舆论的监督，但主要是“惩恶”，似乎并不存在“扬善”。

如果我们借鉴明代的这种“惩恶扬善”的监察职能，会不会更能促进现代社会的法治状况呢？（二）照刷文卷职能御史所到之处，凡属于照刷范围的文卷，编目分类，按照程序刷卷。

御史对地方的文卷按五个等级一一审查照刷，在卷尾批不同的字。

若“卷内事无违枉，俱已完结，则批以‘照过’；若事已施行，别无违枉，未可完结，则批以‘通照’；若事已行可完而不完，则批以‘稽迟’；若事已行完毕，虽有违枉，而无规避，则批以‘失错’；若事当行不行，当举不举，有所规避，如钱粮不追、人赃不照之类，则批以‘埋没’。

各卷内有文案不立、月日颠倒”，核实后，“随其情而拟其罪”[12]。

之所以分五个等级，其实也就是要求监察官在审查地方案卷时，必须要遵守审慎的义务，不能颠倒黑白，要严格按照一定的标准来批阅，否则就要根据情节来定他们的罪。

（三）审录罪囚，检察非法用刑职能明朝法律规定：御史出巡，“审囚、刷卷必须遍历，不拘期限”[13]；“凡府州县轻重狱囚，依律决断，违枉者，御史、按察司纠劾”[14]。

地方诉讼案件，若申诉人认为所在衙门审判不公，可以向御史申告，御史必须受理，复审后若有冤假错案者，原办案官吏以失职论处，但涉及军职官员的案件，必须上奏请旨，不得擅自审问。

同时御史要禁约非法用刑，地方官“有用非法刑具、残害人命者，除参问外，仍须指实造报”[15]。

此外，御史还有检察仓库钱粮，查勘农田水利及陂塘沟渠、桥梁道路、城池驿站，考察政教民情、存恤孤老等职能。

其职能范围之广、覆盖领域之宽、对监察人员的要求之高可见一斑。

四、巡按御史制度的作用巡按御史制度作为明朝的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第一，利于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

自宋朝开始，地方监察官既有监察之职，又参7与地方政务，不仅强化了对地方官的监察机制，而且有利于杜绝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我国封建社会自宋朝开始，几乎没有藩镇之患，这与地方监察制度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

第二，利于维护地方统治秩序的相对稳定。

在封建社会，地方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和冤假错案不断增多，这些不仅加剧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且引起了社会各阶级的不满。

御史巡按对官吏违法乱纪行为的弹劾和冤假错案的处理，有利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消除社会的不满情绪，维护地方统治秩序的相对稳定。

第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

自宋以来，伴随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不但阶级矛盾更为尖锐，而且社会矛盾更为复杂。

地方监察官每逢遇到自然灾害，便参预监督救济，安置饥民，同时还监管慈善事宜等，这些职能对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外，御史在强化地方的财政管理、保证国家的税收等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巡按御史制度作为地方监察制度之一，如前文分析的那样，职能范围广泛、覆盖领域之宽，因而其作用也比较大，渗透社会的各个方面。

五、对明代御史制度的思考综上，明朝的法律是比较完备的，规定得也甚为严密，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官员任用选拔都有具体法律进行规制和约束，这在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改善了当时的法制状况，促进了整个朝代法制的发展。

巡按御史制度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即使是在现代国家，它仍有着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比如，《宪纲事类》中规定的期限、禁交际、回避等，值得我们当代立法者去学习并采纳，又如，明朝御史的职能分配上都有着现代法治国家值得借鉴的地方。

然而，我们也看到了明朝巡按御史制度的不足之处。

第一，御史巡按的监察权与行政权合一，这为他们贪污受贿和勒索百姓提供了便利。

明朝地方监察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监察权与行政权不分，这虽利于分割地方官权力，但同时会导致他们利用手里的职权贪污受贿、勒索老百姓，特别是在政治腐败时一些地方官会浑水摸鱼，公开受贿或乘机勒索钱财，从而使政治更加黑暗。

第二，御史自身贪赃枉法，庇护州县官吏，甚至与州县官吏相互勾结。

尽管监察官自身的监督体制在不断完备，但由于监察权与行政权不分，一些地方监察官受利益驱使，不仅对违法官吏“坐视漫不省察”，而且“背公自营，倚令搔众”，甚至与地方官勾结，欺压百姓。

这又导致社会风气差，民不聊生，政治更加腐败。

第三，官僚内部的重重关系网，影响到御史职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