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生命意义现状的实证研究

大学生生命意义现状的实证研究

研究以大学生为目标群体，以生命意义为视点，探索了核心自我评价与生命意义对大学生挫折承受力的作用情况。通过对生命意义在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挫折承受力间的中介作用机制的验证，探讨高校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生命意义与挫折承受力的关系。结果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对于挫折承受力存在直接效应，生命意义在核心自我评价对于挫折承受力的影响中存在完全中介作用。

标签：核心自我评价；生命意义；挫折承受力

大学阶段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是最为迫切、最为关注人生态度、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等一系列问题的时期。生命意义作为一个新兴的观念渐渐地被人们熟知，生命意义（Life Value）是指关于生命存在及生命价值的基本观点和看法[1]。大学生对生命越热情，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较少有焦虑、紧张和恐惧感，偏执的想法也较少。对于挫折承受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核心自我评价被认为是较为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相关人格特质与挫折承受力存在相关，并且对挫折承受力的外在行为表现具有显著的预测意义。核心自我评价理论由Jude（1997）等人提出，核心自我评价（coreself evaluation）由四个因素构成：自尊、自我效能、神经质、控制点。核心自我评价是一种潜在的、宽泛的人格结构，其定义为：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杜卫、张厚粲验证了核心自我评价概念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存在，表明这一概念所具有的跨文化的普遍特性[2]。积极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在人格特征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具有积极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善于利用它们的资源，能全身心地投入并坚持追求自己的目标，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好，也就是说积极的人格导致积极的动机和行为方式更能趋向成功，挫折承受力较强，反之，消极的人格导致消极的动机和行为方式最终转向失败，挫折承受力较弱。

现如今，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程度明显偏低，而由挫折导致的消极事件与日俱增，已经逐步成为社会性问题。对增强个体挫折承受力的研究，不仅体现了对现如今大学生轻视生命这一社会问题深刻的洞察，也是一种对于大学生这一特殊人群的积极关注。基于此，本研究以高校大学生为目标群体，利用问卷调查法探讨生命意义在核心自我评价与挫折承受力间的中介作用。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齐齐哈尔市和哈尔滨市等高校大学生进行抽样，随机发放1 500份调查问卷，回收问卷1 236份，回收率为82.4%。剔除漏答、错答问卷后，得到实际有效问卷944份，有效率为94.12%。其中，男大学生483名，女大学生461名；大一学生490名，大二学生454名，所有被试年龄为21.22±1.017岁。

（二）研究工具

《生命意义问卷》由Crumbaugh和Maholic（1964）依Frankl意义治疗理论所编制[3]。用于测量大学生的生命意义与目的，划分为四个维度：生活态度、生活目标、生命价值和生活自主。采用七级计分方式作答。该量表总的Cronbachα系数为0.857。

《挫折承受力问卷》由张丽霞编制的挫折承受力问卷，该量表共包含生理因素、积极挫折认知、消极挫折认知、个性特征、情绪调控和他人支持6个维度，共34个题项[4]。该问卷采用Liker自评式5点量表法，得分越高表明挫折承受力越强。总量表和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786与.617-.802之间。

《核心自我评价问卷》采用任志洪和叶一舵（2009）修订Judge等人（2003）编制的英文版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oreSelf-EvaluationsScale，简称CSES）的中文版[5]。本量表共包含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神经质和控制点4个内容，共10个题项。问卷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方法，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876。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

二、研究结果

研究依照中介效果成立的三种判定条件，对生命价值观维度为核心自我评价维度与挫折承受力的中介变量予以验证。判定条件内容如下：

条件一：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分别与因变量存在显著关系。

条件二：自变量与中介变量间存在显著关系。

条件三：加入中介变量后，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将降低（降低至0，为完全中介作用，否则为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对核心自我评价、生命意义和挫折承受力计算总分后，将研究转化为显变量的研究。核心自我评价、生命意义与个体的挫折承受力水平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r=.412，p＜.001；r=.295，p＜.001；r=.783，p＜.001）。首先对核心自我评价对挫折承受力的直接预测效果进行检验，核心自我评价对挫折承受力的强迫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自我评价对个体挫折承受力的直接作用明显（c=.295，p＜.001）。其次，核心自我评价对生命意义维度的强迫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自我评价对生命意义的作用效果水平显著（a=.412，p＜.001）。在核心自我评价对挫折承受力的预测模型加入生命意义维度后其检验结果显示，生命意义维度对挫折承受力的作用效果水平也显著（b=.796，p＜.001）。本研究通过多步骤的回归技术的系数乘积项检验法对生命意义维度的中介效果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详见表1。

结果显示，生命意义作为核心自我评价对挫折承受力的中介变量，其中介效

应在各检验公式中均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水平，表明生命意义对核心自我评价、挫折承受力的中介作用明显，其中介效应大小为.328（即a*b）。通过对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作用之比（a*b/（a*b+c′）×100%的计算发现中介效应达到总效应的95.86%，表明生命意义作为核心自我评价对挫折承受力的中介变量其中介效果作用较强。研究结果有效证实了生命意义作为核心自我评价与个体挫折承受力中间变量的真实性，较好地验证了本研究假设，具体路径参数详见图1所示。

此外，核心自我评价对个体整体的生命意义预测效果不再显著的结果表明（c′=.033，p>.05），生命意义为完全中介变量，此中介效应模型为完全中介效应模型。

三、分析与讨论

（一）核心自我评价对于挫折承受力的直接效应

核心自我评价是一种本源性的人格评价体系，是一种稳定的、潜在的及宽泛的人格结构。核心自我评价对于挫折承受力的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核心自我评价对于大学生挫折承受力具有明显作用。核心自我评价越高的人越能够更积极地看待自己，越倾向于认为自己“能干、重要、成功、有价值”，相信自己具有掌控环境的能力，更不容易受外部情境线索的影响，对于挫折的承受力较强。核心自我评价与挫折承受力存在显著的偏相关，与已有研究相契合[6]。学生遇到挫折以及困境的时候，对于问题的处理能力以及应对方式往往较为缺乏，由于对于失败的恐惧和畏怯，其选择放弃以及回避的个体较为常见，更容易强化人格特质中的负性特性，如较低自尊以及较低自我效能感等，导致其自身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的下降，进而导致其更多地选择一种消极、逃避的方式去面对压力。

（二）生命意义在核心自我评价与挫折承受力间的中介效应

生命意义作为个体对于生活的态度和根本看法，其对于挫折承受力具有重要的行为预测作用。当一个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无法体验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充实，则会形成消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在遇到不适应的情景则易产生自杀的想法、放弃生存的机会。在对于核心自我评价和挫折承受力的进一步分析中，生命意义的完全中介效应结果表明，通过生命意义可以完全传递核心自我评价对挫折承受力的间接作用效果，通过改善大学生的生命意义即可较好地实现个体对挫折的耐受情况。这可能是因为生命意义作为一种关于生命存在及生命价值的基本观点和看法，生命意义会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对人生的看法和对于生命的认知，进而影响了大学生对于突发事件（导致失败、挫折的事件）的调节和归因。

研究通过对生命意义在核心自我评价与挫折承受力间作用机制的探索发现，当生命意义介入模型后，核心自我评价对于挫折承受力的作用指数大幅降低（从.295降低到.033），生命意义中介效应明显。这表明大学生的生命意义可以转介核心自我评价对挫折承受力的作用效果。通过此中介机制的合理构建，研究显示通过培养个体积极的生命意义，对提升大学生的挫折耐受情况具有重要作用。即生命意义能作为个体内部的抗压支柱，在大学生陷入挫折和困难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