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乡土小说_启蒙与审美之间的选择

2002年7月

第21卷第4期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 ourna l of Anq ing Te a che rs Co lle ge(S oc ia l S c ie nce Ed ition)

M a y.2002

Vo l.2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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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乡土小说:启蒙与审美之间的选择

方习文

(巢湖学院中文系,　安徽　巢湖　246011) 摘　要

:　“五四乡土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的发生与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实际是五四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创作上的体现,而且一开始就受到文学界的理论重视,并得到关注、提倡与引导。同时,鲁迅与周作人创作的范式影响力,对乡土小创作的发展起了奠基与推动作用,从而构成二十世纪乡土文学发展中一主一从、一浓一淡的两条线索。

关键词:五四乡土小说;启蒙;审美

中图分类号:　I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2)04-0045-04

“五四(20年代)乡土小说”是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氛围下启动的,它一开始就以不凡的势头构成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成为五四新文学的重要成果,并对二十世纪的乡土文学的实践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走向乡土——文学的必然选择

以倡导“民主”“科学”为内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其本质上是一次“人的觉醒”“人性的解放”的文化运动,这一带有“现代”胎记的文化思潮,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政治思想界,主要是“劳工神圣”思想的传播。在这种思潮下,处于社会最底层、占我们这个民族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的文化心理……日益为社会所重视。《新青年》于1918年第4卷第3号开始在《社会调查》栏内,刊载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以及乡村风俗文化的情况介绍。以后不断有这类文章刊出。1919年,李大钊在《晨报》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对于农民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对于在中国农村的黑暗状况,以及青年应采取的态度,都做了明确的阐述。随后,在中国兴起了农民运动。对农村与乡土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文化思想建设的层面上,还体现在社会变革与社会运动的具体实践上,显示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中的一种方向和选择。

与此相呼应的是,“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为人生”启蒙主义的文学思潮,也给“乡土文学”作家以影响,在理论上起了倡导、推动的作用。新

文学发轫期,最先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陈独秀,提出“三大主义”,反对“雕琢的阿腴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提倡“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P19)显然主张文学当研究、反映国情,关心平民生存。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主张“重新去发现‘人’,去‘辟人荒”’,“从文学的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2](P20)他在1918年发表的《平民文学》更明白地倡导文学对于平民悲欢哀乐的关注:“平民文学应该着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3](P211)。沈雁冰也提倡“为人生”的文学,他的注释是,“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一般特殊阶级的”。[4](P13)文学界走向“平民”的主张更加明确和自觉,“新思想要求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同情于第四阶级,爱‘被损害与被侮辱者’”,[5](P219)要描写下层民众的苦难和挣扎,树立“血和泪的文学”,[6](P490)以敢于正视淋漓鲜血的勇气,表现社会下层(尤其是广大乡村)普遍的苦难和愚昧。

五四乡土文学与问题小说的兴起、流变与式微同样存在密切关系,换句话说,是现代小说自身运动的结果。在五四乡土小说兴起之前,现代思想的觉醒导致一场文化启蒙思潮,出现了一批“问题小说”,他们以小说的方式探讨国民性改造问题、人生目的问题、劳工问题、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婚姻问题等等。但是,由于“问题小说”的作者对于小说中所涉及的“问题”并不真正了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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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Ξ作者简介:　方习文(1964-),男,安徽宿松人,巢湖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

收稿日期:　2002-04-27

如何解决“问题小说”的答案中,常常开错药方,加上“问题小说”的作者又无足够的可资依凭的有血有肉、比较深切的实际生活感受,因此,不免造成这部分小说思想胜过形象,缺乏新鲜活泼的生活气息,以对观念的图解代替生动真切的艺术表现等方面的缺陷。“问题小说”的贡献,是通过对现实的关注和研究在思想上、观念上向现代精神、现代文明、现代生活转换,它的缺陷是缺乏对总体中国国情的把握,由于缺乏一个合理的切入点,作品只是针对一些零散、个别的生活现象有感而发,所以缺乏一定的深度与现实普遍性,而最大的缺失是简单地把文学变成思想、观念的功利性手段,而没有尊重文学的规律性,从而有过于思想化、观念化的倾向,或者存在皮相的涉及而缺乏深刻的把握,或者有尖锐深刻的问题揭示

。新文学就不得不思考:如何在启蒙与审美之间寻找一条合理的出路。

对于不少五四文学青年,他们是城市的移民,主要寄寓在北平与上海。要承认,对于远离现代文明的闭塞的广阔乡村,却继续保持着小农家法的封建文化机制,而这些城市因较多地濡染了异质文化的进步营养,便以其现代品质,作为与古老乡村文化的对立物而存在。对于这些侨寓者而言,他们一方面已经受悟受益且置身于新文化思潮氛围中,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使他们在思想上、在写作上都必须要作出自己的选择,而选择的关键在于寻找一个合理的切入点;另一方面,当他们侨居于城市的一隅,拿起自己的笔,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启蒙的时候,他们又必须面临自身的情感的问题。这种情感最突出的莫过于在城市现实生活中的困惑与落寞。这些作家对城市显然不能适应或不完全适应甚至有排斥心理,从启蒙的角度看,城市的现实本身也没有提供合乎启蒙理想的生活因素与模式,甚至不能作为代表中国现实性和普遍性的审美关照对象。思想上的反思、情感上的怀旧、记忆的返观使他们自觉的走向乡土。需要强调的是,他们走向了乡土,不仅是受情感需要支配的不自觉选择,而且是受启蒙思想的熏陶和启示的。于是他们或眷恋故乡流露出乡愁乡情;或将启蒙的视野投向中国的乡村从而审视“乡村化的中国”;或者即爱且恨的面对那份深切记忆中的人与事。

总之,五四乡土文学的兴起是建立在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一次必然又自然的选择,是在启蒙的理想曙光照射一个深彻沉重的中国时,乡土成为作家自觉走向启蒙、走向“中国”的本相与内核、走向自我的必经之路。

二、五四乡土小说理论的倡导与导向

1926年,陈定潢在评价鲁迅的小说时,率先提出乡土文学并创立了“乡土文学”这个名词。后来这个概念就作为了一种具有特定价值的小说观念与美学标准流行起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是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可见乡土文学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现象受到重视,“乡土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已经被认同、被研究且广泛应用。但“乡土文学”作为概念范畴正式确立之时,已是乡土文学勃兴之际,在此之前乡土文学创作的兴与盛,同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恰如“五四”乡土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幼稚到相对成熟的过程,“五四”乡土小说理论的建设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其主要的特征依然是关注当下文学如何沿着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精神、文学在启蒙与审美之间走向时代性、民族性的道路。

其一,在探讨文学自身的发展方向上,世界文学的影响与启示,以及文学的“世界性”视野越来越确立这样一种价值观,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地方的”。虽然一开始并不如此明确。譬如与乡土小说理论建设相关的最初的理论探索,并非一开始就意指明确、直奔主题的。最初只是作为文学理论的一个最普泛的命题,即文学的“地方色彩”(l oca l co l o t)(或称之为“地方色”)来讨论的。

周作人在他1921年8月翻译英国作家劳斯(W.H.D.Rou se)为《希腊小说集》所写的序文中谈到文学的“特殊的土味和空气”,以及因此而来的文学中的“民俗”成份问题。他说:“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在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是必要的,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由沈雁冰、李达、刘大白共同编写的《文学小辞典》也曾以“地方色”为题设置辞条,解释文学的“地方色彩”:“地方色就是地方底特色。一处的习惯风俗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也许出于艺术家一种本能的感应,闻一多在谈到郭沫若《女神》中欧化倾向颇为强烈的新诗时,也特别地关注、强调文学的“地方特色”,在写于1922年12月的《〈女神〉之地方特色》一文中,他说:“将世界各民族底文学都归成一样的,恐怕文学要失去好多的美”,“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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