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伴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任何一国的经济波动都有可能在短时期内传递到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也会相互影响。

这一背景下，一国在追求内外均衡目标的过程中，不能仅从本国角度孤立地制定经济政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变得日益紧迫和重要。

Cooper（1969）最早提出了相互依存理论，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后，随着博弈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两个大的分支：一个是建立在博弈论方法基础上的最优政策分析；另一个是通过建立多国模型并利用实际数据对协调收益进行实证研究。

此外，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发展以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侧重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研究，提出了一些政策协调的制度规则。

近些年来，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很多学者对主权国家如何在超国家的货币一体化组织构架下，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达到联盟内部的最优政策配置进行了研究，从而推动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新发展。

第一部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在一个经济体内部，自由竞争的经济机制依靠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使得分权化的决策从总体上达到最优效果。

那么这一分权化原则能否推广到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不同经济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一国独立制定的经济政策会对其它国家产生溢出效应，若其他国家针对这一溢出效应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则这些措施反过来又可能会对该国的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一国在考虑内外均衡的实现时，必须将政策的溢出效应考虑进去。

早期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围绕国际经济相互依存问题和政策的溢出效应展开研究，它实际上分析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从而成为该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石。

美国经济学家Cooper（1969）最早对国际经济相互依存问题进行研究，此后，又有一些经济学家在Cooper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形成了相互依存理论。

总体来看，相互依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结构上的相互依存，即两个或更多的国家经济相互之间高度开放，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事件、经济活动就会强烈的影响到其它国家的经济事件或经济活动，这是由于结构上的开放，引起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第二，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即一个国家将会关心和注意另一个国家的经济目标，有时一国经济目标的实现要依赖其它国家经济政策的配合，例如，稳定外汇汇率，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等。

第三，两个或两个以上外生干扰因素之间相关度差异所形成的相互依存。

如果这些干扰因素是低度相关的，那么，当一个国家受到外生干扰冲击时，另一个国家受到的影响程度就比较小；但是，如果两个国家外生干扰因素的相关程度比较高，则会加强相互之间的关系。

第四，国家间经济政策上的相互依存，即一个国家的最佳政策能够实现，取决于其它国家的行动，这种政策上的相互依存是由于结构上的相互依存和目标上的相互依存所直接引起的。

相互依存理论认为，相互依存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好处，例如，促进了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不断自由化，促进了世界资源更有效地利用。

但是，不争的事实也有力地说明，国际间经济越来越大的相互依存性极大地降低了国内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增加了向世界各国的溢出效应。

实际上，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一国采取经济政策和措施以实现内外均衡的过程中，其政策的效果和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其它国家的政策、行动和做出的反应。

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减少了，其政策的作用与效力便难以预测。

因此，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各国的经济政策应该相互协调。

而且，随着国际间相互依存的增加，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变得更加重要甚至不可或缺。

相互依存理论中，对溢出效应的分析是该理论的核心。

但是，实际上，经济学家们早在相互依存理论提出以前就已经考虑到了溢出效应问题，这反映在早期很多经济模型“小国经济”的假定上。

例如，著名的Mundell-Fleming模型就是一个“小国经济”模型，“小国经济”的假定，本质上就是为了避免溢出效应产生复杂结果而刻意简化的设定。

当所有国家都是小国经济的时候，一个国家实行的政策措施对其他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不产生影响；而对于大国经济，本国活动影响世界产出水平，本国与外国的变量必须被同时决定。

因此，只有在引入了“大国经济”的概念之后，考虑国际间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影响才有必要。

许多学者，如Hamada（1976, 1979）、Currie和Levine（1985）等，都对政策溢出效应进行了讨论。

综合这方面的研究，一国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一般来说可以通过以下三条渠道传导到其它国家：第一，通过实际收入联系机制，即通过实际收入水平调整而直接产生影响。

这一条传导机制可以用外贸乘数模型进行说明。

国内产出由国内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决定，进而取决于本国与外国的收入水平以及相对价格和利率水平。

对于大国经济，外国的经济扩张会引致本国与外国的收入一同增长，这一变化会反馈回外国，进而引发新一轮的调整。

即使每一轮的调整只包含微小的变化，但其累积起来总的影响不容忽视。

于是，不同经济之间的依存程度就直接取决于对外贸易在各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2、通过货币联系机制，即通过货币存量变化引致的调整。

这一传导机制可以通过Mundell-Fleming模型（Mundell, 1963; Fleming, 1962）进行说明。

Mundell和Fleming指出，货币联系机制可以通过贸易收支和资本流动两条途径发挥作用。

在固定汇率制下，贸易收支的变化改变外汇储备水平，从而使国内货币供给发生变化；有利率差异或货币贬值预期引起的资本流动同样也会改变外汇储备和货币供给，进而影响利率和产出。

在浮动汇率制下，贸易收支失衡则会直接引致汇率调整和价格变化；同时资本流动也会引起汇率调整并抵消外汇储备的变动。

这样，溢出效应就包括货币存量变化的净效应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收入变化的后续效应，其影响取决于不同经济之间的资本流动规模以及一国内部实际部门与货币部门的结合程度。

在大国经济的情形中，固定汇率制下，无论资本流动性如何，货币扩张总是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而财政扩张的效果却是不确定的。

在浮动汇率制下，国内货币扩张可在提高本国收入的同时降低利率，导致资本流出、货币贬值，并促进产出进一步提高；而货币贬值会减少国外收入。

这样，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是负的。

相反，财政扩张在提高本国收入的同时提高利率，引致货币升值，而这意味着外国的相对扩张。

3、通过价格及贸易条件联系机制，即通过相对价格的调整效应。

这一传导机制可以通过Hamada-Sakuri模型进行说明。

Hamada （1976）最先意识到，大国经济产生的价格溢出可能会影响其他经济。

通常，国外价格水平相对于国内价格的变化具有以下影响：⑴进口投资品价格的变化会对国内总需求及产出形成冲击。

⑵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可能会导致工资上涨、劳动单位成本提高以及价格水平的普遍上升。

⑶进口商品价格水平发生变化，而对出口在短期内相对稳定，会通过贸易条件变化及贸易收支变动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水平。

Hamada 和 Sakuri（1978）指出，在固定汇率制下，贸易条件与实际收入传导机制均有效；在浮动汇率制下，尽管只有前者发挥作用，但仍然会导致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改变；只有在既无价格传导又无资本流动的情况下，才会实现不同经济之间的“绝缘”。

实际上，上述三种传导机制经常是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而且溢出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溢出效应的普遍存在，使各国政府面临着这样一种现实，即如果各国都想实现其经济目标，就必须有其他国家相应政策的配合，需要各国的政策协调。

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政府都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者不愿承认这一点，而以本国的利益为重，实行以邻为壑的政策，而各国这种各自为政的非协调经济政策往往又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必要的动荡。

因此，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不仅有利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还能够增强世界经济的稳定性，提高世界经济运行的效率。

第二部分最优政策分析和协调收益的实证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和溢出效应的分析阐明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随着博弈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关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最优政策分析（Policy-Optimization Analysis），另一个是对协调收益进行实证研究。

一、最优政策分析最优政策分析以博弈论分析方法为基础，主要是在宏观经济政策相关变量明确的条件下，建立考察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福利状况的理论模型，进而分析政策博弈最优经济后果的一类研究。

在最优政策分析的框架中，博弈主体是各国政策制定者，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外生给定的偏好函数或损失函数，各博弈方的相互策略反应和策略选择也是外生给定。

每个博弈方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按照最大化自身福利函数做出策略选择。

最优政策分析就是研究政策博弈方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任何变化如何进行政策协调以达到整体福利水平最大化。

一般来说，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最优政策分析是从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两方面展开的：（一）静态博弈基础上的最优政策分析Hamada（1976）首次将博弈论应用到政策协调的问题中，研究了一个简单的静态两国对称模型，双方博弈的策略行为只进行一次，私人部门的预期是一种适应性预期。

该模型将各国政策目标定义为福利函数，政府在选择政策工具时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在此前提下进行最优化决策。

模型的结果类似于“囚徒困境”的非合作纳什均衡解，如果两国都希望国际收支顺差，那么非合作行为就会导致双方经济趋于衰退，而这正是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滞胀时期的突出特征之一。

一旦外国的反应遵循某种固定规则（如钉住汇率制度）或者忽略对方决策的损失较小，决策者就可以先行选择自己的政策工具，即以本国为先导者产生斯坦克尔伯格解。

该结果总是有利于先导者而对跟随者不利，结果由于双方不愿长久充当跟随者，博弈最终将会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即为例证。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本国政策在国内的作用及其在国外的溢出效应，部分取决于外国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政策。

Canzoneri 和 Gray（1985）用类似的方法考察了两个对称经济体，假定这两个对称经济同时遭受攻击冲击且只有一条溢出效应的传导途径，两国政府均以实现充分就业、避免通货膨胀为目标。

他们重点研究了不同经济结构下政策制度对溢出效应的影响，认为制度上的差异使各国的政策反应存在明显不对称。

研究结果表明，非合作决策帕累托有效的必要条件是所有决策者的目标与偏好必须完全一致，而各国追求的是国内目标而非国际目标，因此分别决策下不可能满足这一条件，只有通过适当的政策协调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