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word版)当代翻译理论(根茨勒)——中文笔记
当代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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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1、文化转向轮:是翻译研究两大主将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共同提出的,即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自己的讨论。
2、归化翻译:是要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归化翻译要求译者向目的语的读者靠拢,译者必须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原作者要想和读者直接对话,译作必须变成地道的本国语言。
归化翻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
3、异化翻译:是“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
在翻译上就是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即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
使用异化策略的目的在于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
4、功能对等论:所谓“功能对等”,就是说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
奈达提出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
在这四个方面中,“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
5、功能目的论:目的论认为,所有翻译活动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目的原则”,即翻译应能在译入语情境和文化中,按译入语接受者期待的方式发生作用。
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
但翻译活动可以有多个目的,这些目的进一步划分为三类:(1)译者的基本目的(如谋生);(2)译文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3)使用某种特殊的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的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式)。
但是,通常情况下,“目的”指的是译文的交际目的,即“译文在译人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对译入语读者产生的交际功能”。
(Venuti:2001)因此,译者应在给定的翻译语境中明确其特定目的,并根据这一目的来决定采用何种翻译方法—直译、意译或介于两者之间。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评述及代表人物(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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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必读1语文和诠释学派二十世纪之前的翻译理论被纽马克(1981)称为翻译研究的‘前语言学时期’,人们围绕‘word-for-word’和‘sense-for-sense’展开激烈的讨论,核心是‘忠实’,‘神似’和‘真理’。
典型的代表有John Dryden, Tytler等,而Barnard, Steiner等人则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2语言学派Jacobson(1959)提出意义对等的问题,随后的二十多当年,学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奈达(1969)采取了转换语法模式,运用“科学(奈达语)”的方法来分析他翻译《圣经》过程中的意义处理问题。
奈达提出的形式对等说、动态对等说和等效原则都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受众一方。
纽马克信奉的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即重视翻译中的语义和交际方面。
3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功能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话语分析理论Discourse Analysis for Interpreters翻译专业演说分析Pragmatics &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积极话语分析rhetorical or discourse analysis语篇分析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中介话语分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作为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分支,话语分析经历了产生和发展壮大的过程,其理论背景来自M.K.Halliday(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
今天,话语分析的方法已经逐步运用到翻译研究中。
House(1997)提出的翻译质量模型就是基于韩礼德的理论,他吸收了其中的语域分析方法;Baker(1992) 则为培养译员提供了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范本;Hatim 和Mason(1997)将语域研究拓展到语用和符号学角度4目的学派目的学派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德国兴起,是从静态的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中剥离出来的。
当代翻译理论(根茨勒)——中文笔记(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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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翻译培训派(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注重文学作品的翻译,其指导思想是翻译是一门艺术,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语言和诠释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
里查兹、庞德和威尔是该学派的主要代表。
里查兹(I. A. Richards)曾在哈佛大学创办阅读培训班,为翻译培训班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翻译培训班的宗旨是要使学生充分理解文本,达成正确而统一的反映和体验,并用完美的口、笔译形式再现或阐述这一体验。
其理论前提显然是文学作品有一个终极的、统一的意义。
只要通过适当的训练,掌握正确的方法,人们就能准确地理解原文。
翻译培训班的任务就是制定若干条款和程序,排除一切妨碍正确理解的障碍。
庞德(Ezra Pound)认为文学作品刻意塑造的是形象,而非内容或意义。
在翻译中译者应注重的不是所描写的事物,而是描述的过程和语言的形式与能量(energy)。
译者如同艺术家、雕刻家和书法家,应精确地再现细节、词语、片段和整个意象。
作品真正的灵魂常常蕴藏于“一瞥或一瞬之间”。
威尔(Frederic Will)认为文学作品是表现自我、统一而连贯的形式,能赋予我们洞悉事物本质的能力。
语际交际和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的体验和情感有一个共核。
在翻译中他强调直觉的作用,认为在诗歌翻译中,有天赋的翻译家即使不精通原作的语言也同样可以再现原作的精髓与本质。
他认为,所谓精髓和本质就是作品的能量和冲量(thrust),译文不仅是原作的补充和延伸,而且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勃发出新的生机。
美国翻译培训派对人类主观无意识的研究、强调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转换(creative transposition)”、注重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以及在译文忠实的标准问题上提出的新颖观点等,都对其后的翻译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
翻译科学派(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亦称翻译语言学派,包括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交际理论派和俄国语言学派。
当代大学德语2第6-10单元课文+中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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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ktion 6Text 1 Mein LebenYang Fang:Du, Anna,im Deutschunterricht soll morgen jeder erzählen, was er bisher gemacht hat, über seine Schulzeit und so. Erzähl doch bitte mal von dir. Dann weiß ich,was man da so sagt.杨芳:安娜,明天的德语课上每个人都要讲一下自己至今为止做的事情,关于学校生活等等。
给我做个示范吧,这样我就知道该怎么讲了。
Anna:Gern, aber viel kann ich noch nicht berichten. Ich bin ja noch jung. Also, mein …V ortrag“:Ich heiße Anna Schubert und bin 1984 in Potsdam geboren. Mein Vater ist Beamter in der Stadtverwaltung, meine Mutter arbeitete damals als Sekretärin. Sie machte dann noch eine Ausbildung und ist jetzt Kindergärtnerin. V on 1990 bis 1994 war ich wie jedes Kind in der Grundschule, ab der fünften Klasse besuchte ich das Gymnasium in meiner Heimatstadt. In der 13. Klasse beendeten wir mit dem Abitur die Schule.安娜:好的,可是我讲的不是很多,我还年轻,报告开始了:我叫Anna Schubert,1984年出生在Potsdam。
当代大学德语 课文中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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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nweg Deutsch 3 Kursbuch Lektion 1Text 1:Erstsemester-TagebuchDer ganz normale Wahnsinn我是否应该为了能登记上一节研讨课而要在凌晨四点就起床?在食堂吃饭时,我应该用红色的酱汁还是白色的那个?并且要在什么时候去参加派对呢?大学新生马努埃尔在学期初面对着一大堆的问题。
这是他的第一印象。
星期一今天是我上大学的第一天。
今天应该是这样开始的:对知识的追求,为了好成绩奋斗并且得到派对的请帖。
第一次来到食堂:说不清楚的红色酱汁,说不清楚的白色酱汁,说不清楚的棕色的肉。
祝你胃口好?倒不如说:(吃这些)需要的只是勇气。
在这之后我会去法律研讨课报到。
先到者先磨(先到者有优先权)报到时间实在下午四点,现在是一点半。
时间还很充裕,我这么想。
报到是在地下室举行的,在地下室里有书架,暖气管,一辆自行车和许多的学生。
一些学生坐在椅子上,一些坐在箱子上,还有的坐在地板上。
一位女士对我说:“你是第33个,今天会收15人(前15人才有机会上课)。
”在这里(这件事中)那句格言又被印证了:生活会处罚到的晚的人(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星期二早上四点我的闹钟响了我要能够在历史初级研讨课有一席之位。
(就是说得到上课的机会)这就是我今天所有要做的事。
现在马上要到五点了并且天还很冷在历史研讨课(报到处)站着一位女学生,“来报到的?”她的话中透露着一丝疲惫。
我点了点头。
她说:“(我今天)三点一刻就起来了,四点钟就等在了这里。
”顺带提一句,我叫桑德拉。
20分钟之后来了第三个学生,在五点半的时候我们这有5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说,今天会收22个学生。
我觉得冷因此两只脚不停地跳(来取暖)。
桑德拉问我是否有多动症。
在马上就要六点半的时候来了第10个人。
我总是觉得冷因此继续不停地跳。
桑德拉说,我就是有多动症。
在七点十分时有25个人来到了研讨课教室,一些学生又得离开了。
笔译复习笔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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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译考试内容分享一、翻译理论1. 翻译的三种概念是什么,区别是什么?奈达对翻译下的概念是什么,属于三种中的哪一种?答:(1)三种概念:普通概念:翻译,是指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
其内容有语言、文字、图形、符号的翻译。
语言学:前苏联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说:“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
”指原文本或篇章的转换。
文学上:前苏联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家索伯列夫说:“翻译的目的就是把一种语言中的内容和形式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
(2)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说:“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奈达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等”。
所谓“功能对等”,就是说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
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
“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 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
2. 翻译的三种策略是什么,英语的相对词语是什么?请举3-5个英语句子来说明这三种策略的不同。
答:三种策略: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意译free translation、借译(归化)domesticated translation. 举例:(1)Seeing is believing.直译:看到的就是可信的。
(完整word版)翻译基本理论知识点
![(完整word版)翻译基本理论知识点](https://img.taocdn.com/s3/m/f8fd3069cc22bcd126ff0cf8.png)
1. 归化(domesticating method )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归化翻译要求译者向目的语的读者靠拢,译者必须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译作必须变成地道的本国语言。
2. 异化(foreignizing method) 是“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
就是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即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
3. 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指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活动,如把汉语文本译文英语文本。
4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指同一语言的各个语言变体之间的翻译,如把方言译成民族共同语,把古代语译成现代语。
5 连续传译(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 又称即席翻译,用于会议发言、宴会致辞、商务谈判、学术研讨等场合,发言人讲完全部或部分内容之后,由口译人员进行翻译。
6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通常用于大型正式会议上,要求译员利用专门设备,不间断的进行边听边译。
7信达雅翻译作品内容忠实于原文谓信,文辞畅达谓达,有文采谓雅8可译性指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词、短语、小句或语篇可以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可能性程度。
9.形合( hypotaxis )指句中的词语或分句之间需要一种语言形式手段(如连词或关联词)连接起来,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
10. 意合(parataxis) 之词语或分句之间不用语言形式手段进行连接,句中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或分句的含义来表达。
11 直译( literal translation )即直接翻译,指译文基本上按原文的形式和结构进行翻译,但也并非是死扣原文,字字翻译12 意译 (free translation ) 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和结构,按译文的习惯将原文意义表达出来。
(完整word版)当代翻译理论(根茨勒)——中文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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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翻译培训派(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注重文学作品的翻译,其指导思想是翻译是一门艺术,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语言和诠释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里查兹、庞德和威尔是该学派的主要代表.里查兹(I. A. Richards)曾在哈佛大学创办阅读培训班,为翻译培训班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翻译培训班的宗旨是要使学生充分理解文本,达成正确而统一的反映和体验,并用完美的口、笔译形式再现或阐述这一体验。
其理论前提显然是文学作品有一个终极的、统一的意义。
只要通过适当的训练,掌握正确的方法,人们就能准确地理解原文。
翻译培训班的任务就是制定若干条款和程序,排除一切妨碍正确理解的障碍。
庞德(Ezra Pound)认为文学作品刻意塑造的是形象,而非内容或意义。
在翻译中译者应注重的不是所描写的事物,而是描述的过程和语言的形式与能量(energy)。
译者如同艺术家、雕刻家和书法家,应精确地再现细节、词语、片段和整个意象.作品真正的灵魂常常蕴藏于“一瞥或一瞬之间”。
威尔(Frederic Will)认为文学作品是表现自我、统一而连贯的形式,能赋予我们洞悉事物本质的能力。
语际交际和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的体验和情感有一个共核。
在翻译中他强调直觉的作用,认为在诗歌翻译中,有天赋的翻译家即使不精通原作的语言也同样可以再现原作的精髓与本质.他认为,所谓精髓和本质就是作品的能量和冲量(thrust),译文不仅是原作的补充和延伸,而且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勃发出新的生机。
美国翻译培训派对人类主观无意识的研究、强调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转换(creative transposition)”、注重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以及在译文忠实的标准问题上提出的新颖观点等,都对其后的翻译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
翻译科学派(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亦称翻译语言学派,包括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交际理论派和俄国语言学派。
评根茨勒的_当代翻译理论_许冬平
![评根茨勒的_当代翻译理论_许冬平](https://img.taocdn.com/s3/m/81a0e749804d2b160b4ec09a.png)
作者简介:许冬平(1970—),讲师,硕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王东风(1958—),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言学、翻译学收稿日期:2000.06.192000年第12期总第140期外语与外语教学Fo reign Languages and T heir T eaching2000,№12Serial №140评根茨勒的《当代翻译理论》许冬平 王东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提 要:《当代翻译理论》立足世纪之末,回顾国际翻译理论在20世纪主要发展历程,对在这一世纪中起主导作用的四大翻译理论流派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述。
本文即是对这部评述的评述。
关键词:流派;翻译理论 Abstract :T his paper reviews Contemporary T ranslation Theories and introduces four main schools :the A merican T ranslatio n Worksho p ,the Science of T 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Deconstruction .Key words :school ,translatio n theo ry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0)12-0042-03 《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 ranslation Theories )是巴斯奈特(Bassenett )和列弗维尔(Lefevere )主编的译本研究丛书之一,作者爱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 )。
全书正文224页,由Routledge 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全书共分七个部分:引言、美国研讨班学派、翻译科学派、早期译本研究派、多元系统论和译本研究派、解构主义派、译本研究派的发展前景。
当代翻译概论
![当代翻译概论](https://img.taocdn.com/s3/m/6a1a0343e518964bce847c03.png)
图里认为原文本内容中包括属性、意义和可能性。
所有的翻译活动都具有属性和意义,而错误翻译的概念不再具有真实的可能性。
图里成功地使翻译理论的概念突破了那些局限于重视原文的理论的束缚,突破了原文文本与译文之间单一而有统一的关系。
翻译变成了一个相对性的术语,它离不开历史与文化这个符号网络这二者的影响。
随之,翻译理论的作用也改变了,不再是寻找体系来评价译文,而是集中与理论的发展,进而帮助解释决定定稿的过程。
早期的翻译研究者们曾师徒以客观的态度研究译语文化中的译文;而如今,他们不再坚持图里反对的静态的、以原文为导向的翻译理论。
图里认为早期翻译研究给翻译下定义的背后是霍姆斯提出的“多文本”概念。
虽然这一概念被Anton Popovic夸大,被Van den Broeck 修改过,但翻译研究理论家们仍然认为译本也是一种多文本,且还把译文与原文文本或是理想化的译文相比较来进行评价和衡量。
图里希望能够扩大早期翻译研究者们已经讨论过的问题的范围,避免孤立地研究译文这种方法。
图里反对文本决定论。
他认为翻译的译文理论是对的。
该理论并不专注于把对等当做是假定要求这一概念,而是专注于考虑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实际关系。
他并不反对比较语言学或是对符号功能方法的研究。
当然,语言学或是文学的局限性也影响了译文的实质。
然而,他提出这些规则和定率仅仅只是一系列涉及翻译过程的因素。
他的研究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元素,且这些新元素比之前的更具说服力。
图例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相关联的、决定翻译成果的各因素之间建立一个等级层次。
总而言之,图里要求翻译成果要包括文化与历史事实,以及一系列定律。
这些定律他称之为翻译模式,这些翻译模式是图里翻译理论的核心内容,且在翻译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文学翻译中模式的本质与作用》一书中,图里提出了其对翻译模式的定义病描述了他的翻译研究方法。
当前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模式,而这些模式与其他的功能型体系相互联系。
当代翻译理论(根茨勒)――中文笔记
![当代翻译理论(根茨勒)――中文笔记](https://img.taocdn.com/s3/m/925e03b5c8d376eeaeaa31b1.png)
美国翻译培训派(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注重文学作品的翻译,其指导思想是翻译是一门艺术,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语言和诠释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
里查兹、庞德和威尔是该学派的主要代表。
xx(I.A. Richards)曾在哈佛大学创办阅读培训班,为翻译培训班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翻译培训班的宗旨是要使学生充分理解文本,达成正确而统一的反映和体验,并用完美的口、笔译形式再现或阐述这一体验。
其理论前提显然是文学作品有一个终极的、统一的意义。
只要通过适当的训练,掌握正确的方法,人们就能准确地理解原文。
翻译培训班的任务就是制定若干条款和程序,排除一切妨碍正确理解的障碍。
庞德(Ezra Pound)认为文学作品刻意塑造的是形象,而非内容或意义。
在翻译中译者应注重的不是所描写的事物,而是描述的过程和语言的形式与能量(energy)。
译者如同艺术家、雕刻家和书法家,应精确地再现细节、词语、片段和整个意象。
作品真正的灵魂常常蕴藏于“一瞥或一瞬之间”。
威尔(FredericWill)认为文学作品是表现自我、统一而连贯的形式,能赋予我们洞悉事物本质的能力。
语际交际和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的体验和情感有一个共核。
在翻译中他强调直觉的作用,认为在诗歌翻译中,有天赋的翻译家即使不精通原作的语言也同样可以再现原作的精髓与本质。
他认为,所谓精髓和本质就是作品的能量和冲量(thrust),译文不仅是原作的补充和延伸,而且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勃发出新的生机。
美国翻译培训派对人类主观无意识的研究、强调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转换(creativetransposition)”、注重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以及在译文忠实的标准问题上提出的新颖观点等,都对其后的翻译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
翻译科学派(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亦称翻译语言学派,包括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交际理论派和俄国语言学派。
《当代翻译理论》埃德温.根次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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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翻译理论》埃德温.根次勒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By Edwin Gentzler 1 The North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In many academic circles in North America,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still considered secondary activity, mechanical rather than creative, neither worthy of serious critical attention nor of general interest to the public. Translators, too, frequently lament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market foe their work and that what does get published is immediately relegated to the margins of academic investigation. Yet, a closer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s over the last four decades reveals that in some circles literary translation has been drawing increasing public and academic interest.In the early sixties, there were no translation workshops at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nslation was a marginal activity at best, not considered by academia as a proper field of study in the university system. In his essay "The State of Translation, " Edmund Keeley, director of translation workshops first at Iowa and later at Princeton, wrote," In 1963 there was no established and continuing public forum for the purpose: no translation centres, no associations of literary translator as far as know, no publications devoted primarily to translations, translators, and their continuing problems"(keeley, 1981:11). In this environment, Paul Engle, Director of the Writers' Workshop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gave the first heave; arguing that creative writing knows no national boundaries, he expanded the Creative Writing Program to include international writers. In 1964 Engle hires a full-time director for what was the firsttranslation workshop in the United Stated and began offering academic credit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s. The following year the Ford Foundation conferred a $150,000 grant 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to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Translation Center. Also in 1965, the first issue of Modern Poetry in Translation, edited by Ted Hughes and Daniel Weissbort, was published, providing literary translators a place for their creative work. In 1968, the National Translation Center published the first issue of Delos, a journal devoted to the history as well as the aesthetics of translation had established a place, albeit a small one, in the production of American culture.The process of growth and acceptance continued in the seventies. Soon translation coursesand workshops were being offered at several universities-Yale, Princeton, Columbia, Iowa, Texas, an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inghamton among them. Advanced degrees were conferred upon students for creative,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work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his, in turn,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American Literary Translators Association(ALTA) in the late seventies as well as the founding of the journal Translation for that organization. By 1977,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lent its authority to this proces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of the Humanities grants specifically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For a while in the late seventies and early eighties, it looked as if the translation workshop would follow the path of creative writing, also considered at one time a non-academic field, and soon be offered at as many schools as had writing workshops.But despite the increase in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its gaining of limited institutional support in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theprocess of growth plateaued. Many assumptions about the secondary status of the field remained. T oday, while many universities offer advanced degrees in creative writing, comparatively few offer academic credit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One reason is surely the monolinguistic nature of the culture. Howerer, such typecasting is also due to socio-economic motives: labeling translations as derivative serves to reinforce an existing status quo, one that places primary emphasis not on the process but on the pursuit and consumption of "original" meaning. The activity of translation represents a process antithetical to certain reigning literary beliefs, hence its relegation to marginal status within education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its position in this society as part of a counter-cultural movement.Indeed, during the sixties and early seventies, the practi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became heavily in representations of alternate value systems and views of reality. While not taken seriously by academics, sales of translated literary texts enjoyed unprecedented highs on the open market. Perhaps no one articulated the political urgency and popular attrac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better than Ted Huges: That boom in the popular sales of translated modern poetry was without precedent. Though it reflected only one aspect of the wave of mingled energies that galvanized those years with such extremes, it was fed by almost all of them-Buddhism, the mass craze of Hippie ideology, the revolt of the young, the Pop music of the Beatles and their generation... That historical moment might well be seen as...an unfolding from inwards, a millenn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West's view of reality. (Hughes. 1983:9)For Hughes, the translation boom of the sixties was simplyone aspect of a generational movement that articulated itself in a variety of media. While his view of translation as anti-establish may not have been true of all transl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it did hold true for a large and influential group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s actively translating at the time: Zdynas's notes seem characteristic of prevailing assumptions regarding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shares the assumption that creative writing cannot be taught, that creative talent is something one is born with. Such a belief plagued creative writing for years before it was accepted as an university discipline. Secondly, Zdanys reveals a prejudice for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enjoy the original poem, one that is in keeping with New Critical tenets. His conclusion is not altogether surprising-although he argues against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translation can be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he does it not for reasons Ted Hughes suggested-that it may lead to a change in the West views reality-but because it reinforces a fairly conservative humanistic ideology. This is nowhere better revealed than in a contradiction within the essay regard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course. On the one hand, Zdynas hopes the course will attract students interested in theoretical question; on the other hand, he argues that he himself opposes the restraints of "predetermined aesthetic theories." in addition, without telling us why, Zdanys says that "this essay unfortunately cannot consider" the contribution of deconstruction to the field. Although, ironically, Yale itself houses numerous such critics who are in fact part of the same department (a special interdepartmental program) in which the course was offered.Zdanys clearly finds translation a subjective activity, subsuming translation under the larger goal of interpretingliterature. His argument that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an lead to a qualitative "richer" understanding reveals the humanistic agenda. His goal is more clearly disclosed in a section of the same essay in which he talks about the presence of a female linguistics students who, despite Zdany's "initial misgivings" about what she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seminar, actually brought a "valuable and intriguing" perspective to the aesthetic process he was teaching. Zdanyd contradicts his stated premise-a rejection of predetermined aesthetic theories-when he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her approach was a "refreshing" addition to the course, he "secretly hopes" that he "converted" her during the course. The lingering question is "converted her to what?"Zdynas's notes seem characteristic of prevailing assumptions regarding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shares the assumption that creative writing cannot be taught, that creative talent is something one is born with. Such a belief plagued creative writing for years before it was accepted as an university discipline. Secondly, Zdanys reveals a prejudice for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enjoy the original poem, one that is in keeping with New Critical tenets. His conclusion is not altogether surprising-although he argues against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translation can be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he does it not for reason Ted Hughes suggested- that it may lead to a change in the way the West views reality- but because it reinforces a fairy conservative humanistic ideology. This is nowhere better revealed than in a contradiction within the essay regard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course. On the one hand, Zdynas hopes the course will attract students interested in theoretical; on the hand, he argue that he himself opposes the restraints of "predetermined aesthetic theories." In addition, without tellingus why, Zdanys says that "this essay unfortunately cannot consider" the contrition of deconstruction to the field, although, ironically, Yale itself houses numerous such critics who are in fact part of the same department (a special interdepartmental program) in which the course was offered.Zdanys clearly finds translation a subjective activity, subsuming translation under the larger goal of interpreting literature. His argument that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an lead to a qualitative "richer" understanding reveals the humanistic agenda. His goal is more clearly disclosed in a section of the same essay in which he talks about the presence of a female linguistics student who, despite Zdanys's "initial misgivings" about what she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seminar, actually brought a "valuable and intriguing" perspective to the aesthetic process he was teaching. Zdanys contradicts his stated premise-a rejection of predetermined aesthetic theories-when he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her approach was a "refreshing" addition to the course, he "secretly hopes" that he "converted" her during the course. The lingering question is "converted her to what?"That unarticulated "what" is the topic I wish to address in this chapter. Scholars associated with the North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 premise tend to claim that their approach is not theoretically preconditioned; this chapter attempts to formulate the non-dit present in their works, to analyze those underlying assumptions, and to show how they either reinforce the existing literary edifices or offer a counterclaim that deserves further consideration. Through thisapproach, I hope to show that the translation workshop approach actually does both, i.e., simultaneously reinforces and subverts, and that this dual activity, necessarily operative becauseof the methodology, is in itself a contribution to the ongoing investigation of not only translation phenomena, but of language in general.2 Frederic Will: The paradox of translationWhile Richards's work in translation might be charactererized as an extension of his literary criticism, Frederic Will's literary theory- initially not unlike Richards's- has changed much because of his involvement in translation. Will's work in translation theory is symptomatic of that of many adherents of the American workshop approach. Will first taught Class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where he founded the journal Arion with William Arrowsmith. He then moved to the forefront in translation by accepting the directorship of the translation workshop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in 1964. In 1965, he founded Micromegas, a journal devoted to literary translation, each issue focused on the poetry of a different country. His first theoretical text Litersture Inside Out, published in 1966, raised questions about naming and meaning and indirectly suggests that translation can be viewed as a form of naming, fiction-making, and knowing(Will,1966:15). His next book, The Knife in the Stone, published in 1973, dealt directly with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and parts of it rearticulated his workshop experience at Iowa.Although Will's early text did not specifically address translation problems, certain relevant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re visible. Will's project picks up where Richards's left off: he uses New Critical beliefs to try to reconcile recent critical theories. Will's first essay "From Naming to Fiction Making" in Literature Inside Out appears to agree with a theory of cultural relativism. Holding that different languages construct separate realities and that what any particular word refers to cannot be determinedprecisely,Will calls into question translation theories based on reference to a universal objective reality. Reality can only be learned, he argues, through the names we give it, and so , to a certain degree, language is the creator of reality. Will also distances himself from theories that posit a notion of univeral themes or motifs, theories which do not view symbol-making as part of a human activity.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Will argues that knowledge of essence is possible:"The core of the self, the theme of its efforts, is love," which is a power unto itself and can bring the outer reality"into the focus of consciousness"(Will,1966:9). Naming, for Will, is the fundamental activity of man-without thepower to name we would have remained savages. Language, thus, he argues, takes on our character, out rhythm, our desires, and reveals our true inner selves. Will continues to say that The self's effort, in naming, is not mere verbal play but is part of its overall effort to translate the outer into the human. This situation follows from the unity of the self. In such unity the expression of a core-movement, the self, all bear the character of that movement. Each expression bears the core's character.(Will,1966:13 )As opposed to an objective outer reality that can be translated across cultures, Will posits a central common core of human experience and emotions that can overcome the indeterminate nature of language and bring that "outer reality" into focus. We translate our selves into language; naming does not necessarily give us any insight regarding outside reality(that to which language refers), but it does help us to better know our inner selves.The power of this inner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isfurther elaborated in the second essay, "Literature and Knowledge," in which the influence of Richards is everywhere to be seen.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Will, also "embodies truth and knowledge" (1966: 17). The New Critical tenet of the unity of the original text is also adopted; Will argues that a work of literature "is a deeply unified verbal event occurring in a self." the words that compose a work of literature, so important to Pound, are merged with the whole for Will, and "are, in some sense, literally one." in the literary work, "most or all" of the levels of meaning of words, and Will lists five-dictionary, contextual, symbolic, interpretative, and inner aural and visual overtones- "are made one" (Will, 1966:18). Will's agenda, like Richards' s, is fundamentally didactic, not just in terms of developing competent literary critics, but also in terms of a larger, humanistic goal.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Will not only "gives us the power to understand," but also serves as a means to understand a higher metaphysical power. Will clearly believes that "that power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is 'knowledge' of something." Yet we have seen that Will is skeptical about our ability to know objective reality. He concludes with the rhetorical question, "Will else can knowledge be, even about the natural world or about God, except the power to understand them?" (Will, 1966; 2 4 ). Literary works present us with models by which we can "clarify" the real, irrational world that we experience as a "confusion of intermingled space, action, and character." literature thus deepens and enriches our lives as well as gives u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 own true selves.Will then reexamines his own theory after his experience in the translation workshop at theUniversity of Iowa and after have after having read Pound.Although his next theoretical text, The Knife in the Stone, retain metaphysical concepts, many of his romantic notion of love and humanistic believes in the power of the heart dissipate. His concept of text becomes less of a unified and coherent whole; instead it is seen as being interwoven with reality, subject to use, change, and variable interpretations. In The Knife in the Stone, Will uses translation as the "testing ground" for his theory, and clearly the goal is to substantiate the metaphysical beliefs he brings to the project: The inter-translatibility of languages is the firmest testing ground, and demonstration ground, for the existence of a single ideal body of literature. If there is any meaning, to the ideal of such a body, it will show itself through as effort to equate literature in one language with literature in another,(Will,1973;42)Again, the opposition includes those who are skeptical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lation, those who question concepts of literariness, and those who find the concept of referentiality problematic. Will names Sartre and Mead, whose theories posit inner "selves" who are not ware of the universal core of human experience, but are, in Will's terminology, "groundless" and "social constructed" respectively. Though the test of translation, Will intends disprove the "relativity" thesis and show that one universal common ground-that of the single ideal body of literature-does, in fact, enjoy "inter-translatibility". However, Will's argument, when put to the test, dose not confirm his initial presuppositions, but causes him to alter his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in a manner that may be of interest to contemporary theory.The change in the logic of Will's argument is most apparent in the final essay of The Knife in the stone, called paradoxically"Faithful Traitor", a play on the Italian aphorism tradutore, traditore. Briefly, the article reviews his experience teaching at Iowa. In the course of the activity of actual translation, it became clear to Will that what he was translating had less to do with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and more with the energy of the expression, how meaning was expressed in language. He found himself using a kind of Poundian theory. The cultural relativity thesis that once was so problematical is adapted by turning it back in on itself, not to oppose his practice, but to contribute as an equally always present part. Since language is indeterminate, since we never have access to be the meaning behind specific language, all the more reason to be free and trust not what language says but what the language does. The traditional notion of translation to fall into categories of "faulty equivalences" and of "versions" of the original. What Willadvocates instead is an approach that translates not what a work meaning, but the energy or "thrust" of a work, for which there is no "correct" way of translating.翻译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一条新的学术原则诞生,那就是翻译研究。
第二讲当代翻译理论
![第二讲当代翻译理论](https://img.taocdn.com/s3/m/684ebf5aad02de80d4d8400b.png)
2.3 Horace
Horace argue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well-known texts through a style that would “neither linger in the one hackneyed and easy round; neither trouble to render word by word with the faithfulness of a translator”, not treat the original writer‟s beliefs with too easy a trust, and would avoid stylistic over-sensationalism, “ so that the middle never strikes a different note from the beginning, nor the end from the middle.” His criticism of the faithful translator is often turned on its head to support translational fidelity to the original.
3.4.1 John Dryden‟s Three Categories of Translation 3.5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 1747-1813) 3.5.1 Tytler‟s Three General Principles
4. Romanticism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other language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新解word资料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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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新解目前,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这一概念涵盖的时间范围上,译学界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表述。
事实上,目前在中国出版发行的、以“当代”冠名的翻译理论著作所涉内容也大都是西方的。
如此一来,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这一概念的不同表述进行界定,然后再以此为据,从翻译规范的视角出发,重新给予界定,提出一种相对周全的观点就显得必要了。
本文拟首先厘清译学界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这一概念的不同表述,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和“当代”两个时间概念之间的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辨证分析后提出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视为一个动态概念,即“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始终指近十年的西方翻译理论,以期加深人们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认知和了解。
一、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起始时间的不同表述在译学界,与大量侧重翻译技能的翻译教材相比,有关当代翻译理论的专著及相关论文屈指可数,即使有也大都是对西方有关专著的“译介、验证或应用”等。
比如在专著方面,仅先后有许钧和袁筱一编著的《当代法国翻译理论》、郭建中编著的《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廖七一编著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根茨勒(Edwin Gentzler)编著的修订版《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修订本)(Contemporary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Second Edition)以及廖七一等编著的《当代英国翻译理论》等不多的几本。
至于有关论述当代翻译理论的论文,截至2009年底,笔者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也只能检索到二十余篇,且大都或述或评,文中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上都涵盖在以上这几本专著里面,“而对其进行反思、质疑、证伪、发展的却很少”。
而且这些有限的专著和相关论文中,著作者们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这一概念所表述的时间范围是只言片语、模糊的,甚至是互不统一的。
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1.第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起点应该是在20世纪初。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读书报告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读书报告](https://img.taocdn.com/s3/m/1cfa003f4a73f242336c1eb91a37f111f1850dcf.png)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读书报告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大学中还没有翻译研讨班或研究中心,也没有翻译研究中心,没有文学翻译工作者的组织,也没有翻译或翻译研究的专门刊物。
埃德温·根茨勒在《当代翻译理论》中提到,60年代起,文学翻译在美国才开始受到公众和学术界的重视。
保罗恩格尔于1964年在衣阿华大学开设了第一个翻译研讨班。
第二年,福特基金会拨款给在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成立全国翻译中心。
1965年出版了第一本《现代诗翻译》的杂志。
1968年,全国翻译中心出版了第一期翻译研究杂志《得洛斯》。
从此,文学翻译在美国文化中取得了小小的一席之地。
70年代之后,美国的翻译和翻译理论继续得到发展。
好几所大学开始设翻译课和翻译研讨班。
由于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发展,美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协会(American literary translatorsassociation)于70年代末成立,并出版了《翻译》(tanslation)作为该组织的机关刊物。
1977年美国政府开始从全国人文科学基金中拨出专款资助文学翻译。
目前,美国已形成了三个有影响的翻译研究中心,即加利福尼亚的蒙特利国际学院、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和宾厄姆顿的纽约州立大学。
所有这些,为美国翻译和翻译理论在80-90年代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1、托尔曼和他的《翻译艺术》赫伯特库辛托尔曼的《翻译艺术》(Art of translation)发表于1901年,是美国翻译理论史上的第一部专著,属于西方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说,美国的翻译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
在书中,托尔曼谈到了翻译的本质、翻译的过程、翻译的标准和译作的风格等问题。
2、翻译理论史研究美国人也相当重视翻译理论研究史的研究。
对他们来说,最直接、最方便的就是首先研究英国的翻译理论史。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两部。
C·H·库利的《英国早期经典著作翻译家》(Thefirst english translators of the classics,1927)主要研究的是1485年和1603年之间英国有影响的翻译家和译作。
翻译理论复习总结
![翻译理论复习总结](https://img.taocdn.com/s3/m/2683713ba31614791711cc7931b765ce05087ab7.png)
翻译理论复习总结一、翻译的定义:1. 罗曼?雅克布逊Roman Jacobson: translation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some other language;2. 奈达(美国)Nida: translating consist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2、翻译的类型1、译原文作者为中心的翻译:author-centered translation;以译文读者为中心的翻译:reader-centered translation;2、提出者:罗曼·雅克布逊roman Jacobson: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3、翻译元素:翻译过程:translating译作A translation译者translator4、西方的一些观点:1、泰勒tytler: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 of the original work; the style and manner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2.be faithful to its spirit ,sense, and style;3.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纽马克newmark(英国)成名作《翻译研究途径》(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中所提出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之说在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界几乎人人皆知,至今仍有其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翻译学概论阅读笔记
![翻译学概论阅读笔记](https://img.taocdn.com/s3/m/7b6232d78762caaedc33d439.png)
许均穆雷
重点内容
出处
自己的想法
对论文的启示
翻译是什么(翻译的定义)
对于翻译的定义,好像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无论是Yakobson还是Nida, 他们所提出的定义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自己的翻译理论铺路。
所以,我自己在写论文的时候是否能尝试着从论文需要的角度自己下一个定义,以为论文的说理论证做铺垫
这个定义与我自己的理解有所出入,再去找找相关资料
第八章翻译批评
翻译批评的本质:一种广义的阅读,并从阅读出发,达到研究的高度,涵盖鉴赏-阐释-评论三种类型或层次。
翻译批评的狭义概念:是对翻译活动的理性反思与评价,既包括对翻译现象、翻译文本的具体评价,也包括对翻译本质、过程、技巧和手段、作用、影响的总体评价。
提倡逐行翻译
波斯盖特
翻译理论家
将翻译分为前瞻式翻译(prospective)[译文和译文读者]和后顾式翻译(retrosective)[原作]
个人觉得前瞻式和后顾式翻译都只是直译和意译的转换说法而已
附件二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梳理
主题
兴起时间
翻译研究流派
理论来源
主要理论
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
讨论的核心
批判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翻译的文化研究
女性主义翻译观
后殖民理论:
萨义德:将欧洲的文学和文化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生产与殖民权力的共谋关系,并借用对位阅读法来解构殖民文学与文化文本中隐含的政治霸权;
斯皮瓦克:深入研究原殖民地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身份”问题,强调社会文化的文本化;
霍米·巴巴:殖民文化心理分析
后殖民主义翻译观
斯皮瓦克:坚持翻译文本的认知和批评功能,主张通过翻译揭示殖民过程中隐藏的话语暴力,再现殖民化过程中弱势群体被缄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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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翻译培训派(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注重文学作品的翻译,其指导思想是翻译是一门艺术,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语言和诠释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
里查兹、庞德和威尔是该学派的主要代表。
里查兹(I. A. Richards)曾在哈佛大学创办阅读培训班,为翻译培训班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翻译培训班的宗旨是要使学生充分理解文本,达成正确而统一的反映和体验,并用完美的口、笔译形式再现或阐述这一体验。
其理论前提显然是文学作品有一个终极的、统一的意义。
只要通过适当的训练,掌握正确的方法,人们就能准确地理解原文。
翻译培训班的任务就是制定若干条款和程序,排除一切妨碍正确理解的障碍。
庞德(Ezra Pound)认为文学作品刻意塑造的是形象,而非内容或意义。
在翻译中译者应注重的不是所描写的事物,而是描述的过程和语言的形式与能量(energy)。
译者如同艺术家、雕刻家和书法家,应精确地再现细节、词语、片段和整个意象。
作品真正的灵魂常常蕴藏于“一瞥或一瞬之间”。
威尔(Frederic Will)认为文学作品是表现自我、统一而连贯的形式,能赋予我们洞悉事物本质的能力。
语际交际和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的体验和情感有一个共核。
在翻译中他强调直觉的作用,认为在诗歌翻译中,有天赋的翻译家即使不精通原作的语言也同样可以再现原作的精髓与本质。
他认为,所谓精髓和本质就是作品的能量和冲量(thrust),译文不仅是原作的补充和延伸,而且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勃发出新的生机。
美国翻译培训派对人类主观无意识的研究、强调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转换(creative transposition)”、注重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以及在译文忠实的标准问题上提出的新颖观点等,都对其后的翻译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
翻译科学派(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亦称翻译语言学派,包括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交际理论派和俄国语言学派。
从历史发展来看,翻译科学派是对施莱尔马赫、洪堡等语言学和翻译观的批判继承,但从更直接的原因看,则是对翻译培训派重实践、强调译作品位与文学价值、注重美学经验而缺少系统化理论的反拨。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的转换规则等为翻译科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卡特福德(J .C. Catford)于一九六五年发表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首次从系统功能语法角度来探讨翻译的性质、类型、方法、条件和限度,并运用层次、范畴以及级阶等语言学概念来论述语际转换的根据,提出翻译对等只能是话语对等和功能对等,开辟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途径。
奈达(E. A. Nida)于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先后发表了《翻译科学探索》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两部著名的翻译理论著作,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应用于翻译的理论研究,大胆地提出核心句的概念,并试图建立一种最有效、最科学的三阶段翻译转换模式:1)将原语句子简化为意义最清楚的核心句(原语深层结构);2)翻译核心句(译语深层结构);3)将译语核心句转换成译语表层句子。
此外,奈达将语义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信息论、交际理论也引人翻译研究,提出极有影响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标准,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德国的翻译理论家威尔斯(Wilss)以描述语言学和生成语法为基础,批判的继承了斯莱尔马郝和洪堡的语言观,提出翻译应该是一门认知性、解释性和联想性科学,其理论模式必须“客观”,“程序方法不受价值观念影响。
他断言翻译是语际交际过程,并对翻译的方法进行了分类和界定;详细探讨了文本类型与翻译方法之间的关系,并对语言学、交际学和翻译学三种等值进行了经验性描述。
除上述三位翻译理论家以外,德国的卡德、英国的斯坦纳、法国的穆南以及俄国的费道罗夫均从语言学的理论中吸取营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一很明显,翻译科学派虽然承认翻译是技巧,是艺术,但他们始终认为翻译首先应该是科学,可以对其进行客观、理性的描写,发现其中的规律,并使之公式化。
早期翻译研究派(Early Translation Studies)发韧于本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派的理论家认为,无论是语言还是从文学方面着手的传统的翻译研究都已日益显露出固有的局限性,而奈达将乔姆斯基深层结构引入翻译研究结果似乎也不能令人满意。
翻译研究派借用了俄国早期形式主义的理论成果,以文学作品的翻译作为研究对象,认为翻译中文学作品的主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作品的“文学性”,而文学性往往是通过作品的表层结构特征体现出来。
同时,翻译研究派还认为,翻译研究应从狭隘的原文和译文内部关系扩展到翻译的外部关系—社会历史因素。
利维(Jiri Levy)是捷克翻译理论家。
他以布拉格学派雅各布森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将翻译方法论建立在符号学和诠释学原理的基础之上。
他认为作品的文学性可以通过作者的独特的风格形式转换而来,而文学的表层特征或作者的风格都可以分割成独立的成分进行分析研究,并以另一种符号系统的风格特征来替代,产生出艺术性、文学性基本一致的译文。
利维一反重内容、轻形式的传统翻译观念,使结构形式特征成为翻译中头等重要并必须刻意追求和再现的因素。
他认为忠实与创造是统一的,译者有权做适当的调整,其理论促进了翻译研究派雏形的形成。
霍姆斯(J,S. Holmes)是翻译研究派的创始人,其著作《翻译研究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1972)是该派的成立宣言。
他首先认为翻译理论应产生于对翻译过程的科学描述,再将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
诗歌翻译可被视为一种元文学,它既是对原作所进行的评价和阐释,同时自身又是崭新的、独立的文学作品。
翻译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译文与原作作为两种文学自足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译文与译入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传统的对等或忠实。
比利时学者列费维尔(A. Lefevere)反对传统翻译研究的文学、语言学两分法,认为这两种翻译模式并不相互排斥。
翻译不仅仅是意义跨文学的共时转移,同时也是翻译标准的历时嬗变。
他归纳出七种翻译方法,详细论述了各种方法的利弊得失(Gentzler,1993:94)。
翻译中完全的等同是不可能的,译者必须做出抉择。
布罗克(R. Van den Broeck )与列费维尔一样,反对传统翻译的对等论,希望在皮尔斯的符号学、史蒂文森的哲学和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等值观,并认为对等只能是功能和交流价值的近似。
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从女权主义运动的理论出发,将翻译中原作与译作的两极关系视为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反对将原作(男性)看做主导性的,将译文(女性)看做从属性的,认为翻译应该是双向的。
多元体系派(Polysystem Theory)翻译理论产生于早期翻译研究派,是翻译研究派合乎逻辑的延伸与发展。
多元体系派这一名称由佐哈尔于七十年代首先提出,最终成为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以色列学者翻译理论与思想的旗帜。
多元体系派与翻译研究派一样,认为应将翻译的理论概念置于更大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的框架之中来考察,必须在截译研究中引进文化符号学。
翻译研究派与多元体系派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翻译的一对一的等值关系,而后者则认为接受文化的社会和文学标准决定了译者的美学假设,因而影响着翻译的全过程。
多元体系派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家,特别是通加诺夫的观点,认为文学与超文学世界可以划分为多层结构系统,文学作品是一个系统,社会环境又是另一个系统,它们相互联系,辩证地相互作用,共同协调某一特定形式因素的功能。
佐哈尔(Itama Even-Zohar)创立的术语“多元体系”是指在一定文化中始终存在着主要和次要的文学系统,而高雅文学在其中又居于重要地位。
在研究翻译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时,他指出,翻译文学并非在所有国家均处于无足轻重或边缘的地位。
翻译文学作品不仅引进新的思想,而且还提供新的形式和模仿的样板。
如果翻译文学在一个民族中处于次要地位,译者就常常牺牲原作的形式,竭力使译文与接受文化的现行标准保持一致。
图里(Gideon Toury)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现翻译抉择的文化制约规律。
波波维奇认为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之间的迁移( shift)主要体现在美学原理的差异上,而图里认为文本之间的迁移与美学和语言学关系甚微,大多数作品的选择源于意识形态。
许多译文虽只是部分与原作等值,并且不符合现有的翻译理论,但仍被目标文化广泛接受,这是目标文化的文化策略与价值观念所致。
翻译既为目标文化带来新的信息和陌生的形式,又因文化标准的改变使原文结构发生迁移。
忠实的标准因此只能是相对的,翻译理论的主要任务不是评定译文,而是阐述译文形成的过程,发现目标文化系统的文学趋向对译文的影响。
在图里之后,巴斯奈特、列费维尔和廷莫科等转向用演绎的方法来研究超文学的因素对文学的影响。
列费维尔应用“折射文本”,即为特定读者而专门处理过的文本,来研究“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深人研究诸如鼓励、宣扬,或阻止、审查等社会行为对文学转型的作用。
解构主义翻译派(Deconstruction)又称翻译创新派。
解构主义派反对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文本的结构与意义既不确定,又难以把握,反对翻译中原文戏革文的两极划分,反对原文是主人、译文是奴仆的观点,认为原文与译文处于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之中。
翻译的目的不再是追求等值或同一,而是更注重原文与译文的相互关系以及译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
福科(Michel Foucault)认为,由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不确定和变化性,语言本身并不和谐统一,而是存在着种种差异、矛盾和歧义。
人们对作品的理解有赖于作品的历史性----即不同时期对该作品的注释的积累。
每个作家的作品“都在修正我们对过去的观念,正如这些作品将修改我们对未来的观念一样”。
不同时期对同一作品不同的理解不断地、反复地修改和重建原文。
译者因此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是被动、消极的模仿者。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人类的命名和概念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不能用来完整地再现语言,只能用语言自身的变化来说明语言本身。
他认为语言与观念的局限约束了人的思维,必须努力消解这些局限。
其次,他否认原文和译文是独立的个体存在,主张翻译是用其他语言的思维来解释我们自己,翻译中应使用陌生化的手法,使用陌生的词汇和结构,打破读者现有的观念类型,使译文达到原语作品可能产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