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_鲁迅的左翼身份与言说困境

1936:鲁迅的左翼身份与言说困境

葛　飞

1936年,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中,向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们”、斯大林表达了敬意。此情日后又得到了冯雪峰、许广平等人撰写的回忆文章的加强。然因社会思潮和评价体系迭变,回忆鲁迅的内容逐渐发生了变化。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36年鲁迅在二三人间所说的一言半语方被公之于众。热点主要集中在他对革命成功后自身命运不祥的拟测、对苏联肃反的疑虑、对冯雪峰代其攻击托派的不满。原来鲁迅私下谈话与公开姿态颇为不同。

鲁迅并非追求体系严密、首尾一贯的思想家,而是择定阵营、坚持社会介入的反抗者。职是之故,某种情绪、姿态或观点,入文还是见诸书信,抑或仅与友人谈及,他颇有讲究。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与党的文化工作者结盟,必然会体现在言论场合这个微观情境,场合也就成为我们考察鲁迅的选择与时代政治关系的切入口。私议越是敏感,亲闻与传闻者就越少。书信中既有率性之语,也颇多政治性酬答。杂文写作本身,也展现出一个复杂的政治网络:有应人之请而作的序记,有答政治组织和刊物的提问。有的出自瞿秋白之手而署鲁迅笔名。有些是冯雪峰命题作文且

指出“可以这样这样的做”、鲁迅犯难却每每让步的产物①。有一两句话是冯添上的,答托派信通篇皆为冯代笔,答徐懋庸信由冯草拟、鲁迅作了增补修改。

在研究范式上,考察作为社会人的鲁迅及其“渐次展开的”历史影响,应与剖析作为主体的鲁迅的思想情感有别。晚年数则谈话乃新出史料,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鲁迅心境。相应的几个问题,鲁迅本人选择了在公共空间保持沉默,闻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秘而不宣,倒能说明双方皆深明政治利害的行事风格。这就决定了鲁迅言辞必将历时性地展示于公共空间。1930年代主要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建构鲁迅形象、发挥社会功能;书信至40年代末方结集出版,后又陆续增补;不愿

笔之于书的感触,政治情境发生变化后方被披露,转成当代文化事件。回忆鲁迅有着自身的动力,同样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无论所忆近真,还是传闻异辞,乃至年久失忆,皆与政治变迁、舆情变幻、忆者自身看待问题的方式密切相关。历史悖论在于,前辈不愿明言的东西,后人不得不费力说出。年代久远,往往成为孤证,有所讹误亦未可知。本文将在已有成果上作进一步考证,梳理晚年鲁迅数则颇为敏感的谈话的公开过程,对勘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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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两种场合中的不同表达;并以此为个案,考察左翼文化人时时面临两难选择的政治困境。

一

20世纪上半叶,同情革命者遭遇言与不言的困境,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普列汉诺夫在政治遗嘱中指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内在问题,表现出惊人的预见性,可新俄政权果真失败,工人群众必遭报复,他宁可封存遗嘱以待后世。罗曼・罗兰也决定50年后再公开《莫斯科日记》,且批评纪德不顾利害发表《从苏联归来》。左翼十年,鲁迅发表了不少表彰苏联的文章,苏方也屡次邀之访问,阅其书简可知,鲁迅也答应过萧三转致的邀请。50-70年代产生了一些解释鲁迅为何未能“如愿”的回忆,经朱正辨正,我们才发现它们多不可信。冯雪峰且云“据我回忆”,鲁迅从无“赴苏的打算或意思”。②答萧三信原来是应酬之语。1934年,萧又邀之出席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胡风晚年称,鲁迅说“吃了白面包回来,还能不完全听话么?”③可胡风并未提供谈话场景细节,故未得到学界认真对待。

2006年修订《鲁迅回忆录正误》,朱正补充了胡愈之透露的鲁迅不愿访苏的特殊原因:

“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

不是也是自己人发生问题?”鲁迅是指当时斯

大林扩大肃反,西方报刊大事宣传,他有些不

放心。(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

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此乃1972年胡愈之在鲁迅博物馆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76年公开发表时被删除。朱正当年也见过原始记录,未加引用,大概有孤证难立的顾虑。关于鲁迅的此则谈话,我们还可理出另一条流传路径。

裘沙在70年代曾问冯雪峰,鲁迅是否觉察到了苏联肃反?冯“毫不思索”地答道:鲁“很忧虑,问我:‘党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他们这样干,行吗?!’”为帮助裘沙更好地了解鲁迅晚年,冯还主动把他介绍给胡愈之。然在当时,裘并未意识到问题之重要,故未追问下去。(《冯雪峰同志谈鲁迅补遗》,《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0期)胡愈之于1936年5月中下旬抵沪,主要任务是邀冯赴港与潘汉年会谈④,拜访鲁迅,冯理应陪同。胡、冯—裘转述的很可能是鲁迅的同一句话,所闻、所传闻导致了异词。

裘沙从鲁迅藏书中查到了刊有“莫斯科第一次大审判”报道的《东方杂志》,以说明鲁迅的消息来源;胡愈之则归咎于西方报刊的大事宣传。不过,此次审判发生于1936年8月。胡要务在身,逗留上海时间不会太长, 8月返沪后又没有再与鲁迅会面,二人相见只能在5月中下旬。鲁迅所谓苏联“自己人出了问题”,只能是1934年年底基洛夫被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遭到指控、流放。《申报》,《东方杂志》,以及胡愈之参与策划的《新生》皆有报道,援引的多为塔斯社和旅苏者发来的通讯(又皆无评论)。两次审判乃时人之常识,我们无须到鲁迅藏书中查索资料。

1990年,楼适夷向王元化透露:抗战胜利后冯雪峰曾谈及,鲁迅读了《从苏联归来》说,如去苏联也会说纪德那样的话。(《致王元化信十封》,《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8期)其实,《从苏联归来》出版之际鲁迅已故。37年,此书由戴望舒、托派郑超麟分别译成中文,却无甚反响。我们都知道,33年纪德尚称苏、德“虽是同一手段,而他却因目的之不同而分为赞成或反抗”,鲁迅随手引来批评“第三种人”并无这样的态度(《又论“第三种人”》)。戴译《从苏联归来》,也是对鲁迅批评的迟到的回应。楼适夷回忆虽有误,却能说明当年左翼文化人虽对《从苏联归来》保持沉默,窃窃“私”语还是有的。推测起来,楼向冯雪峰言及此书,冯又告诉他鲁迅对苏联肃反的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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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在“假如鲁迅还活着”的心理作用下,往事在楼氏记忆中发生了变形嫁接。

20世纪30-60年代,苏联乃中国左翼政治文化的乌托邦,有关人等自然不愿公开他们的私下交谈。中苏断交,尤其是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思想界状况和政治氛围皆有所变化,胡愈之才会在座谈会中予以披露。恰如裘沙所言,“问题真正提到人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还是东欧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的事”。待社会动荡平复,公开回忆和学术考证方获得了空间。这已是21世纪的事了,人们转而希望鲁迅做纪德式知识分子。其实,罗兰赴苏主要目的,就是要求斯大林解释基洛夫被刺后的大规模乱杀,以澄清欧洲同路人思想情感上的混乱。鲁迅则缺乏前往探明真相的动力。鲁迅就是鲁迅,既非罗兰亦非纪德。

二

检阅鲁迅杂文,可知其谈论苏联的调子一直没有变化。《记苏联版画展览会》(1936年2月17日作,后又并入《〈苏联版画集〉序》)且批评前几年国内刊物少有苏联报道,“有些可敬的作家和学者们”连苏联文艺都避之唯恐不及,“近一两年可不同了”:

更多的是真心的绍介着建设的成绩,令人

抬起头来,看见飞机,水闸,工人住宅,集体农

场,不再专门两眼看地,惦记着破皮鞋摇头叹

气了。这些绍介者,都并非有所谓可怕的政治

倾向的人,但决不幸灾乐祸,因此看得邻人的

平和的繁荣,也就非常高兴,并且将这高兴来

分给中国人。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

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相为我们所知道,

得到了解,一面是不再误解……

“决不幸灾乐祸”数语颇显突兀,既曰“平和的繁荣”,灾祸又何从说起?鲁迅隐约其辞地表达了对苏联政坛变故的态度:“决不幸灾乐祸”。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国文艺社、文学社、中国画社五团体⑤主持的版画展在沪开幕之前,茅盾即向鲁迅求文。鲁复函云:“新八股已经做好,奉呈。那一段‘附记’,专为中国读者而说,翻译起来是应该删去的”。如此说来,《记苏联版画展览会》是要译成俄文反馈回去的,故有向苏联介绍中国舆情变化的调子。赵家璧又请鲁迅出面编选《苏联版画集》。赵回忆道:除了文学作品插图,鲁迅特别喜爱描绘第聂伯水电站的木刻,“十月革命的历史画和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一副都不删”;选“《文盲的消灭》和《基洛夫像》作彩色版,今天看来,也是含有深意的”。⑥鲁迅强调《基洛夫像》深意何在?赵家璧没说,鲁迅在序言中也未作说明。

行文至此,我们得到了1936年鲁迅对待苏联的三种态度,场合不同态度亦复有异。

首先,在公开场合鲁迅始终是苏联形象的捍卫者。他与赵家璧的交往出于公谊,后者所见、所忆自然与鲁的“社会形象”一致。

其次,在私人信件中鲁迅自我调侃:《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不过是“新八股”。类似事例我们还可举出《答国际文学社问》,它最初发表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真理报》转载。文称早年因“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不过,29年前后,鲁迅仍从其翻译的苏俄同路人小说中,看到了十月革命“混乱,黑暗”的一面,包括肃反滥及无辜、强征粮食等等“血和污秽”,可革命毕竟有着“新生”⑦。比较之下,应苏方之请作文,他更倾向于提供标准答案。他如《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等等,也该是应人之请而作。

最后是私人谈话。鲁迅只对一二共产党人稍稍提及对苏联并不平和的担忧。表达方式即说明,他不希望自己的疑虑广为传播,否则就不会出现数十年后方才公开的现象了。

从文化身份、社会角色的角度考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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