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叙事与儿童教育：《格林童话》研究

暴力叙事与儿童教育：《格林童话》研究

作者：冯芃芃雷淑叶舒馨怡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2019年第31期

摘要：作为世界儿童文学经典，《格林童话》在当代具有一种内在矛盾性：少年儿童是其主要的读者，但是这些故事中充斥着各种与暴力、残酷、恐惧相关的细节。文章研究《格林童话》的暴力叙事，分析其暴力伦理的特点。论文指出：这些故事中暴力的正义性是当时社会伦理的表达，也与社会等级、性别身份密切相关。要有效地利用这些童话故事教育儿童，我们既要回到《格林童话》产生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其中暴力情节的合理性，又要在当代权力和正义伦理框架下反思这些暴力叙事可能对少年儿童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格林童话》；文学伦理学；暴力；正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31-0025-04

一、引言

《格林童话》是经典儿童读物，但是其中许多故事的教育意义都基于各种暴力的惩罚，从而令读者恐惧。什么是暴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的暴力定义，暴力是“蓄意地运用躯体的力量或权力，对自身、他人、群体或社会进行威胁或伤害，造成或极有可能造成损伤、死亡、精神伤害、发育障碍或权益的剥夺。”从这一定义来看，在《格林童话》最具经典意义的50个故事童话中，44个故事都有暴力内容。这些暴力描写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自我伤害、人与人之间的暴力、人与动物之间的暴力、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暴力。

儿童作为最容易受到暴力伤害、也最容易被各类暴力因素影响的人群，是全球暴力文化的直接受害者。随着对媒体影响和儿童教育的日渐重视，儿童文学和媒体作品中的暴力再现及其印象受到文学和媒介研究人员的关注。有些学者从社会习得和社会认知理论出发，认为童话中的暴力元素让暴力解决问题变成一种自然现象，各种恐怖场景则会给儿童造成精神和心灵伤害。如海勒（Terry Heller）指出：“我们从童年经验知道，恐怖故事的确会令人害怕，虽然我们尚未明白为什么还要听这些故事或我们如何承受这些故事。”（Heller 26）然而，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童话中的暴力因素持积极态度。他们认为，童话中的恐怖与暴力有其教育目的，包括培养儿童的谨慎态度和处世能力，或是为了规训儿童。“在群体中，儿童会遇到成人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背叛、阴谋、克服恐惧、争吵和嫉妒。他们要面对人性的丑恶一面，也要发展能力应对这些黑暗力量。”（Allan 7-8）

在中国大陆境内有关童话中的暴力问题研究并不多，但是已经有一些研究观众以儿童为受众的媒介中的暴力问题。有些学者关注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媒介暴力对儿童的影响，如卜卫在《媒介暴力与儿童》中指出：媒介暴力对观众带来的心理影响涉及行为、情绪和认知，但是同时强调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有差异。也有些学者关注特定的媒介产品对儿童的影响，包括动画

片、漫画、电子游戏等。这些研究的立场相对统一，都认为媒介产品中的暴力能对儿童产生危害，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管。

童话中的暴力残酷内容为什么存在于童话中？现代社会里，家长和老师引导儿童阅读这些经典故事时应该注意什么？本文通过分析这些故事的暴力情节来追溯故事产生时代的伦理环境，借助暴力伦理的变迁考察社会变迁，重新思考经典童话故事的道德倾向及其在当代的意义。

二、暴力的正义性与当代解读

迄今为止，虽然人类社会对暴力的态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是尊重个人权利和多元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应该如何理解《格林童话》中暴力的正义性？

暴力叙事在童话叙事中的主要功能有两种：一是衬托恶者之邪恶狠毒，二是匡扶正义，解救无辜受害的人。或者说，童话的经典叙事结构之一就是“以暴制暴”。正义暴力中最突出的一种描写是对作恶者的惩罚——这些作恶者往往是坏女巫或继母，在几个类似的故事中，她们所受的惩罚都包括羞辱（扒光衣服）、身体伤害（装进内壁有钉子的桶里）和示众（被马拉着在街上拖来拖去），直至死亡。这类故事以极端的暴力手段在儿童心中种植正义的种子，但是与当代社会以“人权观”为代表的价值观念完全背道而驰。

民俗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童话原本并非仅仅为儿童而创作，《格林童话》也并不例外。玛利亚·塔塔尔（Maria Tatar）在她的著作《格林童话中的残酷事实》中分析了《格林童话》的性与暴力因素，“残酷事实（hard facts）”包括“一个又一个童话中不断出现的受害/报复范式”，其中描写了“各种残酷无情的行为和惩罚”。她指出童话原本是部落聚会时由成人讲给成人听的故事，只是在过去二三百年的时间才成为儿童文学经典（Tatar，xxvi）。在很多方面，格林兄弟搜集的故事表现出从成人娱乐向儿童文学的转变，而格林兄弟以《儿童与家庭故事》命名，表明他们希望这部作品主要以儿童为目标读者（Tatar，21）。

要理解童话中“正义暴力”的合理性，必须考察《格林童话》诞生的17、18世纪的时代背景和《格林童话》所承载的民族特性、价值观念和文学传统等。陆霞在《走进格林童话》中指出：“德国一直是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战场，是欧洲列强争夺霸权、德国人自相残杀的地方，德国人民长期饱受分裂与战乱的痛苦。”当欧洲列强完成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之后，德国仍然处于小国林立的支离破碎状态，“千百年来德意志总是一切战争的战场，总是外国的战利品。”（陆霞，21-24）在德国文化长河中，争取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一直是很多文学运动的动力与主旨。随着浪漫派文学的兴起和狂飙突进运动在德国发展，文学家们的关注点由宫廷贵族转向了民间的平民百姓，民间文学、民歌民谣、民间童话等成为文学创作的新材料和源泉。格林兄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搜集民间童话，整理、编写了《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因此，这些故事必然带有当时时代的烙印。

彭懿指出，《儿童与家庭故事集》初版由于“没有任何意义、肮脏”遭遇了大量批评，在第二版中，格林兄弟大刀闊斧地删除了34篇童话，其中不乏那些因其血腥暴力、诲淫诲色而遭受批判的故事。此后，格林兄弟仍然继续对这些故事进行修订，直至完成经典的第七版。（彭懿，57-58）然而，正如塔塔尔指出的那样，虽然多年来，“威廉·格林有系统地净化故事中集中涉及性的内容，掩盖关于乱伦欲望的描写，”但是“大体来说，对于虐待儿童、饥饿、冻伤的触目惊心的描写，还有对残酷惩罚的细节刻画，他并未进行审查。”（Tatar，10）童话中这些血淋淋的事实符合家庭冲突和幻想等心理现实，它们是对儿童情感需求的回应，而童话经久不衰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在西方文明发展的早期，暴力并不必然是邪恶的，这一点可以从有关正义战争的讨论中看出。正义战争学说在中世纪成为主流的理论，如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正义战争应具备三个必要条件：（1）有权宣战的统治者的权威；（2）要有充分根据的理由；（3）交战者需要有一个正当的目的（阿奎那：135-136）。由此来看，童话中的“正义暴力”也符合这些条件：暴力的执行者是法官或国王等权威人士，作恶者的行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而复仇或惩罚等目的也是为正义背书的合理理由。也就是说，暴力带来的善必须远大于恶，并能恢复正义的秩序。在格林童话中，等级关系是维护暴力行为正义性的主要因素。暴力执行者往往是一些有特权的人：在家庭中，父亲拥有对子女的绝对权力，丈夫拥有处罚妻子的权力，母亲（继母）拥有决定女儿命运的权力；在国家里，国王拥有支配所有人命运的权力；在人与自然界之间，人类拥有支配动物、杀戮动物的权力。这些普遍存在的威权暴力，一方面再现了格林童话创作年代的社会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让当代读者反思各种等级制度和霸权关系。

著名和平理论学者约翰·加尔顿（J.Galtung）提出了“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的观点。在他看来，暴力是“任何使人无法在肉体上或思想上实现他自身潜力的限制”。他把暴力区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种形式。直接暴力的形式（杀戮、残害、肉体折磨）和各种与此相关的压迫形式显而易见。结构性暴力有四种因素：剥削、渗透、分裂和排斥。“文化暴力”包括宗教、艺术、经验科学和刑事科学等一系列“象征领域”，它是文化中能被用来为直接性的或结构性的暴力辩护、使之合理化的方面。直接暴力和结构性暴力都需要通过“文化暴力”获得合理性（徐贲，212），这一合理性的过程也就是霸权得到合理化或正常化的过程。《格林童話》故事提供了各种基于结构性暴力的暴力叙事。《聪明的农家女》、《忠实的约翰》等故事表现出因“劳动分工的不平等结构”而导致的剥削（国王拥有王权，因此可以随意处置农民或侍从）。各种施咒的故事，正是“渗透”的努力——统治者通过控制被统治者的思想来占据中心地位。《荆棘丛中的犹太人》讲述了一个关于分裂的故事——法官所代表的统治者，将同属于被统治者的犹太人和长工分而治之。各种针对好公主、恶女巫、坏继母及其女儿的处罚，则是“排斥”的故事，它们将为王权或父权所不满的人置于边缘位置，表明权威不可挑战的尊严。从善与恶、好与坏的冲突设计出发，这些童话将各种霸权叙事包装在耳熟能详的故事里，从而为结构性暴力辩护并使之合理化。

在启蒙运动时期，和平主义思想兴起，人们开始摒弃中世纪的战争道德观，消除国际政治中的暴力开始成为政治家们的最崇高目标。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对政治暴力的研究逐渐达到高潮，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