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渔戏剧的娱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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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社科纵横Oct,2004
总第19卷第5期S OCI A L SCIE NCES RE VIEW VO L.19NO.5论李渔戏剧的娱乐性
李小红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历代曲论家都很少注意到观众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本文正是通过李渔对戏剧娱乐性的强调来阐明他对观众的充分注意和高度重视,从而说明李渔深刻地把握了戏剧这种艺术样式的审美特性,他是真正把戏剧作为职业、把观众当作上帝的第一人,是最具商业意识、市场意识的封建文人。
【关键词】李渔 戏曲 娱乐性 观众 商业 市场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04)05-0144-02
“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词曲部・结构第一》)“法脉准绳”即一种艺术样式区别于其它艺术样式的特性,那么戏剧的“法脉准绳”是什么呢?李渔说:“传奇之设,专为登场。”(《演习部・选剧第一》)响亮地回答了“写剧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可见,舞台性乃是戏剧本身固有的特性。
写剧的目的是为了“登场”,那么“登场”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卖赋以糊其口”的李渔很知道观众对于他的作用,也非常了解观众的喜好,因而他在《风筝误》下场诗中对这一问题回答得非常明确,“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今变喜成悲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也即为了消遣和娱乐。他要求戏剧不仅要“悦知音数人之耳”,更要。”(《演习部・选剧第一・别古今》)
李渔一生经历了许多现世的苦难,他不是没有忧愁、没有苦闷、没有感伤、没有迷惘、没有痛苦、没有惆怅,但是他绕过了这些危险地带,“为了达到欢喜、娱乐,必然要虚化现实,推远人生,淡化峻严……强化故事的戏剧性,减少庄严感和郑重感,使人物喜剧化,将巧妙与滑稽融为一体,最后以轻松嬉笑结局。”①因而他掩去了人生的悲苦和辛酸,把自娱和娱人作为自己的追求。“我国失意文人常借文学叹老磋卑,有的作者虽注意到了文学的娱乐性,但往往局限于狭小的‘自娱’天地中,相对来说,文学对他人的娱乐作用是不够受重视的。李渔高度尊重文学娱乐他人的作用,认为作者应当用乐观的精神、有趣的题材、生动的描写去娱悦读者(观众),使人们离却各种现实的烦恼。”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冈晴夫称从李渔的剧作里能看到“巴洛克”的一些显著特征,并说“‘巴洛克’也因国家不同而具有各自的风土人情的独特性,具有各自独特的神韵。但是,它的基调却是一贯的:这就是比任何戏剧都优先考虑和强调娱乐性的重要地位。”③
娱乐性,不仅是李渔的的追求,他的创作正是遵循着这一主张的,他自己曾不无自豪地说自己的作品都是“笑资”,“大约弟之诗文杂著,皆属笑资。以后向坊人购书,但有展阅数订而颐不疾解者,即属赝本。”④而且他俨然以“谈笔功臣、编摩志士”自居,说“使数十年来,无一湖上笠翁,不知为世人减几许谈锋,增多少瞌睡?以谈笑功臣、编摩志士,而使饥不得食,寒无可衣,是笠翁之才可悯也!”⑤
如果说追求娱乐性是李渔适应了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
芽时期市民阶级的审美需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的话,那么李渔身上仍保留有封建文人的传统守旧的一面,他无法完全抛弃“文以载道”的文人习惯。所以在要求娱乐性的同时,他还提倡“点缀太平”、“有裨风教”。他说:“武士之戈矛,文人之笔墨,乃治乱均需之物:乱则以之削平反侧,治则以之点缀太平。方今海甸澄清,太平有象,正文人点缀之秋也。”⑥而自己的作品“不过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铎里巷。”⑦他认为传奇是否可以流传,有三个因素“曰情,曰文,曰有裨风教。情事不奇不传;文词不警拔不传;情文俱备,而不轨乎正道,无益于劝惩,使观者、听者哑然一笑而遂已者,亦终不传。”⑧
可见劝惩与娱乐始终扭结在李渔的创作思想中,他多么希望劝惩和娱乐像一对孪生子一样联袂漫步在艺术的原野上,所以他要求娱乐和劝惩并举,寓教于乐,使人在感官的享受、情感的渲泄、心灵的陶冶、知识的丰富中得到教化。他无法割舍中国文化传统的劝惩主义,“窃怪传奇一书,昔人以代木铎。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戒使为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也!”(《词曲部・结构第二・戒讽刺》)然而劝惩,则必须触碰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的本质性问题,必须触及社会艰难的行程和人生痛苦的跋涉。
那么李渔是如何把两者统一起来的呢?对此,包 有过评述,“笠翁游历遍天下,其所著书数十种,大多寓道德于诙谑,藏经术于滑稽。极人情之变,亦极文情之变。不知者以为此不过诙谐滑稽之书。其知者则谓李子之诙谐非诙谐也,李子之滑稽非滑稽也。当世之人尽聋聩矣,吾欲与之庄语道德固不可,既欲与之庄语经术复不可,则不得不出之诙谑滑稽焉”⑨。“寓道德于诙谑,藏经术于滑稽”正是李渔把劝惩与娱乐并举的重要方法。在《凰求凤》收场诗中“倩谁潜挽世风偷,旋作新词付小优。欲扮宋儒谈理学,先妆晋客演风流。由邪引入周行路,借筏权为浪荡舟。莫道词人无小补,也将弱管助皇猷。”李渔表达了同样的主张。紫珍道人评《奈何天》,说“看了此剧,可使反目之夫妻尽归和好,教化之功,不在周南之下。”⑩而朴斋主人评价《风筝误》,说“诙谐处尽具婆心” λϖ。可见李渔把劝惩与娱乐结合得极为成功、极为巧妙。这里,李渔深知观众的喜好,没有人为了接受教化而走进戏园,“故使李子生于春秋,登仲尼之堂,入仲尼之室,自无道桓、文之事;使圣人生于今日,而拘拘守一先生之言,深衣幅巾,正色庄语夫人曰:‘此(转前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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