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析苏轼旷达人生观

我析苏轼旷达人生观

绪论

宋代文人有强烈的结盟思想，几乎每个时期都会出现领导风气的文坛盟主。苏轼在诗词文赋、文学理论、琴棋书画均超越常人，并都有极高深的造诣，有“宋代文学第一人”的头衔。故苏轼也就成为了宋代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引领宋代文学风骨，是宋代文学一面屹立不倒的旗帜。苏轼22岁中进士，以儒家经世济民为政治思想，以儒学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他人生观的哲学基础，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但由于苏轼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秉持“渐变”的思想，他既反对因循守旧，主张变革，但又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结果多次受到排斥和打击。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但是从“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苏轼一生旷达为怀的品性。宦海沉浮，苏轼虽深切地感受到人生如梦，但是并未因此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解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是一个随缘自适、安和处世、放达乐观的人，而且善戏谑，喜幽默，这就构成了他“坡仙”的形象。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自量，自难忘。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自量，自难忘。”每每读到他的这首悼亡词《江城子》，我总会被感动，然后在心里想象苏轼写这首悼亡词的悲痛。两人一生一死，时隔十年，无法相见，思念或许已经变得茫然了吧。不让自己去想念，却发现早已难以忘怀。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迁，非但没有冲淡他对妻子的深情一片，反而随着时间的沉淀，他的思念之情愈深、愈浓。不愿去思量，也不敢去思量，思念却一直盘旋的自己的心头，解不开，也拂不去。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如果分开的距离是看得见的，纵使山遥水阔，世事茫茫，终会有再见面的一天；而现今，摆在面前的是生死的距离，是看不见的，无法逾越的，也是没有办法期待的距离。死者对世间的冷暖已经茫然无知了，但是活着的人呢，两鬓霜白，只能孤独的守在坟前，诉说无人倾听的肠衷。那些缠绕在风中的，是满满的没法解开的思念与深情。苏轼与亡妻不可逾跨的生死距离，透着他与妻子再也不能相逢的浓浓的悲凉与遗憾。古代文

人，为妻子写悼亡词的人是极少的，这首悼亡词，写出了十年来苏轼对亡妻的悲切思念，同时也吟唱了对亡妻至死不渝的深情。让我们看到了苏轼这样一个至情至深的男子。

现在，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首悼亡词，主要抒发的是苏轼十年来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同时也掺杂了苏轼自己因仕途多艰带来的人生忧伤。回首看，原来和妻子在一起的美好日子历历在目，现今妻子早已离去，留下自己无处诉肠衷。但即便如此，苏轼选择的不是逃避，而是勇敢的去面对。借助诗、词、散文等方式来抒发自己的纠结和苦闷，进行自我疏导，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旷达的心态呢。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正是因为这样，他富于创新，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他的散文既有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也有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他秉性正直、为人坦率，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可以在他的诗中体现出来。特别是他的说理诗，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而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例如他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读书破万卷，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他在创作中注重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做到刚柔相济，呈现出“清雄”之风。自然苏轼的词和他的诗一样，表现出充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他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他主张作词应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他有时把自然山水的关照与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注入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慨，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有时又钟情于和谐宁静的自然山水，借以表现忘怀物我、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代表作是《西江月》。眼光独到，关注以前的词人从未关注的领域——充满泥土芳香和生活气息的乡村。苏轼的文学作品，虽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样特立独行的文人，毕然会成为一个朝代的旗帜。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贬谪黄州是苏轼思想创作的转折点，苏轼以儒家忠义思想自励，胸存浩然正气，但此时，已经渗入大量的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外儒内佛，以求身处逆境时的精神

解脱，始终保持旷达、乐观、向上、任性逍遥和随缘自适。现存的东坡词，约有四分之一写于贬黄州期间。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经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苏轼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想要在政途上大有一番作为，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并且勇于进言，非常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和打击。元丰三年，御史官员从他的诗文中搜索材料，说他讥讽皇帝，诋毁朝廷，而把他逮捕，制造了一起“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次年被贬谪，安置黄州。此后，苏轼又几经沉浮，先后被贬于定州、知州、惠州、直至儋州。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越。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两座。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贬到离京城最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在他任地方官的时候，深入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还有在沉重的赋税艰苦生活的农民。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批判，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然而他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干，然而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江神子·密州出猎》这首词就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伴随着宦海沉浮，经历了人生挫辱的他，虽然看清了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和险恶，也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奈，但是这并没有磨灭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的赤诚。只要有机会、有条件，苏轼总不会放弃为国效忠、为民效力的信念。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