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

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

——评忻平教授《全息史观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

赵泉民

所谓的“现代化”，总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也就决定了现代化至少是要有两个纬度：一个是物化纬度，其主要体现在产业与技术层面，表现为工业化的进程推进和技术的创新与变革；另一个是理念价值纬度，即心智层面，外显为制度变迁及与制度息息相关的人的思想观念的进化。实际上，前者的变化也必须要以后者为依托，即若无后者的支撑，前者的变化也极有可能难以真正发挥效用或至夭折。也就是说，现代化的核心和灵魂必须是人自身的现代化，即人的存在方式或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变。而人自身的现代化，不管做何而论，归根结底就是走出日常生活世界的进程，实现从“传统日常生活世界”走向“现代日常生活世界”。所以,现代化的任务落到实处，实际上就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批判性重建”①。

若从上述角度来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话，也就为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研究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或切入点。或许正是这样，忻平教授立足于“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视域，试图建构和开创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以尽可能地达到立体化和多视角去“理解”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及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变迁（包括语言、人格特征、个性解放、自我价值、人均收入、生活消费水平、生活空间、社会交往、人际关系……等）。基于此，作者以强调世界一切事物乃至宇宙都具有“四维立体全息法”（即同一个体的部分与整体之间，事物的开端与结果、事物发展的大过程与小过程、时间与空间上，都存在着相互全息的关系。也就是说，每一部分包含着其他部分，同时又被包含在其他部分之中）的“全息理论”为理念支撑，提出了学术研究，特别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基于社会历史的全息运动而产生的全息认识与全息方法的“全息史观”：强调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既要注重“元”(微观个体)，也要重视“体”（宏观整体），更要重视“体”“元”之间的各种全息联系及关系；主旨在于全面、立体地而非片段、平面地研究“整体历史”，并在“森林”与“树木”互见中“再现过去”②。

实际上，作者提出的“全息史观”不仅仅是在学术研究方法论上的拓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视域”的一种再拓展和再深入，将学术研究目光转移到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研究的最为根本层面——人及人的社会生活上来。著名史学家夏东元对此评价说,“从关注现代化大树的成长,到走进社会之林去体验和发掘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忻平的史学研究得到了升华和发展”③。我想，这里所言的“体验和发觉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一语，实际上就是对忻平教授作为学人所具有的学术研究的自觉意识和开拓精神，乃至于在其全息史观方法论基础之上提供的学术研究的全新视野的极大肯定。

一方面，从学术研究主体，即研究者自身而言，学术意识的锻炼及学术方法的推陈出新，自然会带来学术视野的独辟蹊径和研究领域开拓；另一方面，从学术研究所锁定的研究客体来说，对现代化的研究，必须要认识到现代化本质绝不简单意味着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它应当是人的生存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或重塑。也正是两者的有机契合，使得忻平教授将其研究触觉深入到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了新近代出版的大作《全息史观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首先，其在篇章结构上彰显了“全息史观”的研究方法，既有从宏观层面上将一些事件如甲午战争、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放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去剖析和考量；也有微观层次中对社会的转型期中的思想、文化及宗教等意识观念变化的分析；更有在中观层面上对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人的社会生活的“变”与“不变”理路的解剖。应该说，在构建新的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个人

与社会互构谐变，在不断地确立和改变自身意义的同时，其关系也随之相应地确立和改变。作者由此对于社会的研究注重了“以小见大”、“由表及里”、“以点带面”，不仅深入地研究了与事件、人物相关的组织、机构、理念、影响等内部结构与内在因素，而且又能跳出事件、人物之外，观察、分析影响事件、人物命运的若干外部因素、外部条件，以及蕴含其间的社会力量、社会潮流及社会思想等。同时在对事件及人的单纯研究上升为事件、人与社会的相关研究，既走进了事件、人物，又能走出事件和人，近观与远视相结合，尽可能拓宽研究的视野与广度、深度，使之具备了更多“现代关注”和“现代阐释”的内涵与更大的信息量。

其次，著述内容虽然广泛，但丝毫没有掩盖其将重点锁定在对上海人及其由“传统日常生活”向“现代日常生活”嬗变的剖析，以揭示“现代化空间”及其引起的社会连锁反应之主旨。作者之所以要选择上海作为开启现代中国的钥匙，是由于上海崛起的历史与独特的地位代表着“现代中国的缩影”；而且更为主要的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以上海为龙头、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化，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的典型的现代化运动。由此，研究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领头羊”的上海，自然是其中最为主要的起点与重要内容。循着这一路径，作者以“日常生活世界”为中心，花费大量的笔墨剖析了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转型期的社会整合机制变化。现代性使人类生活和社会组织模式发生了重组和重构，社会的秩序模式和结构系统发生了现代性革命。正如作者指出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促使了上海民间社会尤其是商业社会产生了自己的力量，虽然没有形成如马克思所言的“市民社会”，却已经能直接反映自己的诉求，并与政治整合力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整合体系和机制，为上海的社会发展与生活进步提供了现代活力与自由空间。二是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日常交往世界，揭示了上海城市向现代化演进的进程中，语言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共生互构关系，新的上海方言反映出新的社会生活，新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新的上海方言从词汇、语音到语法的迅速变化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尤为是建筑词汇的变化，不仅折射出现代化空间的差异性，而且还彰显了人——社会生活——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和本质关联性。三是伴随着日常消费活动、交往活动等的日常观念活动。应当说，迄今为止，消费一直是日常生活世界之内的重要活动，同时人们的消费活动又与收入水平和消费观念息息相关。作者分析了上海人的消费与时代、地域的相关性，其消费观念迥然不同于广阔内地：已经从“生存本能”向个性解放和自我价值体现的质的飞跃,消费方式体现出更多自我、独立和自由的特点。这是从传统到现代过程中“转换性人格”萌生的一个明显表征。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尽管其立足点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研究“眼光向下”，注目于对现代化中的“人”——特别是社会中占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而非精英阶层中的“人”的日常生活。从中寻求现代化的根本和日常生活主体转变的契机。这也是先前的关于现代化研究的成果中极为罕见的。

再次，日常生活的变革与重建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导致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异化”。作者在剖析了现代化对于日常生活型塑的“积极效应”的基础上，还揭示了日常生活日趋现代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畸变”，如青楼业的兴盛，自杀率、离婚率、犯罪案发生率的不断上升等众多的社会问题。作者认为，转型中诸多“不和谐音符”和社会失范无序状态的出现，可以说，既是特殊社会生活条件下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化中社会自然要交付的“代价”和人们必须要咀嚼的“苦果”，体现了现代化中发展与迟滞、前进与代价、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交织的多元社会生活结构的巨大势差。实在地讲，自20世纪以来一直到今天的21世纪，也不仅仅是上海一域，就是其它地域中的中国人，也还都是身居于传统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两个时代的裂谷和夹缝之中，这也就注定了必须要承受大变革时代心灵震动所带来的痛苦与煎熬，以及渴望自由与逃避自由的心理冲突。告别昨日封闭的但却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投身于富有创造性但却充满竞争与不确定性的陌生的新世界；丢弃已经习以为常的自在自发的生活方式，拥抱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生存方式——这会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