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几个基本问题

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几个基本问题先刚Fundamental Problems of Plato’s Unwritten Doctrine关键词：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未成文学说本原学说图宾根学派提要：柏拉图，出于对书写著作的批判认识以及自身哲学活动的独特性，明确宣称在自己的对话录著作之外保留了他最根本的学说。

在此更体现出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苏格拉底的理论和实践对柏拉图的决定影响：哲学的内传和口传。

依据亚里斯多德以及学园、逍遥学派的内部记述，我们得以重构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整个柏拉图哲学的内核和根基。

通过对这几个基本问题（对任何柏拉图研究而言）的探讨，我们希望揭示出一种新的理解柏拉图的思维维度和方法。

作者：先刚，1973年生，现为德国图宾根大学（Universität Tübingen）哲学系博士生。

前叙通常，要理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阅读、研究他的著作。

要理解康德，得阅读《纯粹理性批判》，要理解黑格尔，得阅读《逻辑学》……并且，如果可能或者必要的话，阅读哲学家的全集（包括书信、笔记、手稿以及一切纪录在纸片上的东西）。

人们相信，著作是哲学家生命和灵魂的延伸，是哲学家的思想忠实的守护之地。

在这个意义上，叔本华强调：“对于所有那些真正的哲学家，人们只有从他们本人的著作中才能领略到他们的学说……因此，谁要是感受到了哲学的驱动，都必须到哲学家的著作的寂静的圣殿那里寻找不朽的导师。

”1同样，叔本华坚持认为：“如果谁希望从根本上理解我的哲学，则必须阅读我的著作的每一行字。

”2无疑，这是绝大多数哲学家的心声。

叔本华的言辞实际上代表了近代以来对于书写著作的一种普遍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决定了著作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支配着哲学家表述自己思想的方式。

我们归纳出这种态度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第一，对著作的根本性的尊崇，相信著作表达了哲学家终极的哲学思想；第二，对著作的绝对性的尊崇，相信著作是哲学家的思想的完整的、唯一的载体，舍此之外别无其他。

但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可以把这种态度或者说方法照搬到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去呢？著作是否代表着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活动（Philosophieren）的全部？著作在他们的哲学1Arthur Schopenhauer, Sämtliche Werke, Hrsg. von Wolfgang Frhr. von Löhneysen (Stuttgart/Frankfurt a.M.: Cotta-Insel, 1960). Band 1, S. 22-23.2Arthur Schopenhauer, Sämtliche Werke, Hrsg. von Wolfgang Frhr. von Löhneysen (Stuttgart/Frankfurt a.M.: Cotta-Insel, 1962). Band 5, S. 827.活动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当人们把近代以来的思维模式（对著作的根本性和绝对性的尊崇）应用到古代哲学家——比如柏拉图——身上的时候，这样做是合理的吗？一．柏拉图对书写著作的批判柏拉图在《斐德罗》（274以下）里讲述了一个传说：埃及的古神托伊特（Theuth）发明了“数”、“算术”、“几何学”、“天文学”、“棋”、“书写”等，并带着这些东西去见埃及国王塔姆斯（Thamus），让他转送给他的所有臣民们。

塔姆斯问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于是托伊特便一件一件地解释，直到最后谈到“书写”。

托伊特宣称，这样东西将会使埃及人更有智慧，更能记忆事物，因为“它是作为记忆和智慧的工具而被发明出来的。

”（274e）然而塔姆斯国王毫不领情，当头予以驳斥：那些学会了书写的人就会忽视记忆，这样一来,书写反而在他们的灵魂里带来遗忘。

因为人们一旦信任书写作品，就会习惯于通过陌生的符号从外面来提醒自己，而不是从自身内部通过独立思考得出那些东西。

所以说，你不是为了增强记忆力，而是为了颠覆它才发明出这个工具。

（275a）3托伊特在希腊神话里有时也等同于赫尔默斯（Hermes），后者在传说中也是书写文字的发明人。

柏拉图在讨论之前一开始先追溯到书写在神那里的起源，表明了他对于书写著作的批判的根本性。

书写是一个工具。

各种工具为人们的活动带来了轻松方便，这无庸置疑。

同样真实的是，工具也为人们带来了惰性和依赖性，使得人们离本真的事物越来越远。

当人们对工具——包括书写著作这个工具——的态度发展到一种根本性和绝对性的崇拜时，人也就走上了工具化和物化的不归之路。

然而哲学活动绝不是轻松方便的事情，哲学思考的对象既不是工具本身，也不应该受到工具的遮蔽。

柏拉图并不否认书写著作的工具功能，但仿佛为了预先警示未来那些将“宝书”、“经典”乃至书写著作本身捧上天的后人们，他对这个工具的功能作出了清楚的限定：因此，……书写下来的文字的功能仅仅在于，提醒有识者回忆起著作所讨论的那些事物。

[除此之外，]谁要是赋予书写下来的文字更多的意义，那么他就处于莫大的天真幼稚之中，而且真的没有领悟阿蒙[Ammon，托伊特的另一个名称]的神谕。

（275d）可见，在柏拉图看来，书写著作唯一的功能就在于提醒、备忘，“这些书写下来的文字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仅仅是作为有识者的备忘工具”（278a）：一方面为了著作者本人，将回忆“储存”起来，以备将来年老健忘时之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那些能够探索哲学活动的“痕迹”——而不是哲学活动本身或其对象——的人。

（参阅276d）这只是就“最好的情况下”而言。

然而在现实中，书写著作更多地是处于糟糕得多的3本文引用的柏拉图依据Platon, Sämtliche Dialoge, übersetzt von Otto Apelt, Constantin Ritter, Kurt Hildebrandt, Gustav Schneider, Leipzig: Meiner, 1922-1923; Hamburg: Meiner, 1988。

必要时参照原希腊文。

状况中，这才是柏拉图所强调的。

在这里，柏拉图将书写著作和绘画作品做了一个比较，它们看起来都是栩栩如生，甚至似乎具有理性和灵魂，但是无论你向它们提出任何疑问，它们都只能沉默不答，展示一成不变的唯一一个面貌。

因此，书写著作的困境在于：一旦被书写下来，每个词语就只能无助地四处游荡，以同样的方式面对那些理解它或者不理解它的人。

它根本不知道，应该走向谁，不应该走向谁。

倘若它遭到恶劣的处置或者不公正的责难，那么它总是需要它的父亲，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帮助它，而它本身既不能保护自己，也不能帮助自己。

（275d-e）柏拉图所说的情形于我们并不陌生。

除了书写著作的“父亲”之外，我们当然可以说，另外一些书写下来的文字（比如各种“释疑”、“注释”、“答辩”等等）在更高的层次上也可以提供“帮助”——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那些行使“帮助”的书写著作自身同样也会遭到恶劣处置或者不公正的责难，也需要更高的帮助，如此追溯到最高的根本学说，仍然需要书写著作的“父亲”的口头讲述和解答：只有活生生的口传学说才能提供无穷丰富的、根本的帮助——这是柏拉图的一个基本立场。

4书写著作的另一个巨大缺陷就是，它甚至连选择自己的对象的能力都没有，也就更不能指引正确的道路，传达真知灼见。

在《斐德罗》的前面部分中（271d-272a），柏拉图已经指出，胜任“灵魂引导”工作的辩证家必须知道灵魂有多少种类，有多少种状态，因为一种言谈也许能够轻松说服某一个人，但在另一个人那里却可能是对牛弹琴，毫无作用。

因此辩证家（哲学家）必须知道言谈的每一种具体形式，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是合适的使用，在什么情况下是不适合的作用，对于每一个灵魂随机应显，因材施教，“对于复杂的灵魂施以复杂而广泛的言谈，对于单纯的灵魂施以单纯的言谈，”（277b），而且“懂得根据场合不同，是选择言谈还是沉默”（276a），这才是真正的成功之道。

而很显然，书写下来的著作却是唯一不变的，固定的内容，固定的论证，固定的程序，它不能选择自己的对象，要恰好遇上与自己相配的对象更是几乎渺无希望。

5因此柏拉图才说，书写著作“既没有能力在言谈中帮助自己，也没有能力合乎秩序地教导真理。

”（276d）既然书写著作不能传达真理，教导真理，那么它除了如前面所说当作“备忘”的工具之外，就仅仅是一种游戏（paidia）。

“游戏”一词在《斐德罗》这部分的短短3页里4斯勒扎克认为“如何帮助遭到责难的逻各斯”是柏拉图的对话录的“中心结构原则”（77页），并列举了对话录中一些相关的场景（比如《斐德罗》88d-e，95e-105b；《理想国》II, 362d, 368b；《法律篇》X, 891a 等等）。

根据斯勒扎克的见解，柏拉图行使“帮助”的办法通常都是暂时离开陷于困境的论点，转向探讨对本原的认识，然后在这个更高的层面上自然地揭示出前面遭到责难的逻各斯的真理。

Cf. Thomas A. Szlezak, Platon lessen (Stuttgart: Frommann-Holzboog, 1993), S. 77-85.5过去在与靳希平先生讨论《智者篇》中通过划分法对“智者”作定义的时候，我就对这种定义方法的诡辩本质提出了抗议；如今想来，之所以有这些感觉，恰好是因为这一部书写下来的对话录并不适合我的灵魂，假若我们真的面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就同样的问题进行活生生的交谈，也许苏格拉底（柏拉图）就不一定用划分法，而是以另外一套合适的辩证论证来说服我们。

（276-278）频繁出现6次之多，而且其每次出现都与书写著作的界定联系在一起，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严肃”（spoude）这个词也出现了6次，作为那些著作家的对立面。

柏拉图将书写著作称为“一种非常美好的游戏”（276e），但是对于那些认识到了“正义”、“善”、“美”的人而言（276c，278a），还有一种“更加美好得多”（276e）的活动，严肃的活动：首先寻找合适的灵魂，然后“依照辩证法的艺术规则”（276e）将活生生的话语种植到灵魂里（这些话语既能够帮助自己，也能够帮助承受了它们的灵魂），直到它们慢慢地发芽、成长。

严肃的人必须“宣称书写下来的文本是低价值的东西”（278d）。

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他就有资格被称为“智慧的朋友”（278d）——哲学家。

与之相对立的是另外一类人，他们将写作和著作看得至高无上，翻来覆去地折腾文本、字句，等等。

这后一类人，正是柏拉图一向瞧不起的“诗人”、“作家”、“法律文书家”（278e）。

依据对待书写著作的不同态度，柏拉图区分开了真正的哲学家和那些只懂得“摹仿艺术”的人。

柏拉图对于书写著作的否定，一方面是因为书写著作本身的缺陷（使人依赖外物、懒于思考，注定被曲解滥用，一成不变而不符合活生生的“灵魂引导”，等等），另一方面是因为柏拉图的哲学活动自身的要求，使得他不可能信任书写著作，不愿意把自己最重要的学说“托付”（343a）给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