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看中体西用论

从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看中体西用论

工商管理学院10国际市场营销一班缪琦

【摘要】中体西用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追求世界强国理想的成败，其具体表现就体现在改革开放和洋务运动的成败上。中国在近现代史上的突出重围，仍难以走出中体西用的框架，进步和发展只是在于体用的范围内容的更新而已。体，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用，物质文化。无论何时，体是深层次的文化，用是浅层次的文化。变浅而保深，去表而存里，这便是中体西用诞生的思想根源。然而，作为体系存在的文化是不能割裂看待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中体与西用必将存在能否兼容的问题，而这兼容与否这便直接导致了中体西用的成败。以先进核心文化去驾驭落后的表层的物质文化则兼容无恙，可取得成功。以落后精神文化去驾驭先进的非核心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则必败无疑。对中体西用的突破必在精神文化，预见中体西用的成败须看核心文化的兼容性。

【关键词】中体西用核心文化兼容性

中体西用作为东西方文明碰撞的产物，是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挽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重要手段。它从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地变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体用内容划分上不断改变，成为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工具。但是，体用之间分属不同文化系统的矛盾冲突依旧不可调和，相互阻碍，最终使得中国近现代文化体系成为一个不和谐的畸形体系，难以带领中国走出严重的历史危机。

一、中体西用的思潮的渊源和发展——中西体用范围之划分

中华文化可以三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者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文化者，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晚清之时，中华文明的衰微，是这三方面作为文化体系共同的衰弱，并非如晚清学者所言仅器物较西方为劣而已。晚清的中体西用仅仅是学者形而上学的解决之道，割裂了体系特点的生硬嫁接自然会产生种种问题，直接浪费了我国宝贵的发展机遇，难以解决救亡图存的根本问题，自然也不可能去实现自强求富的梦想。

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冯桂芳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到：“如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而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哉！”而稍后的王韬同样认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甚至先后做过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僚的薛福成也说“中国之洪荒，以圣人制度文物辟之。”“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伦于不蔽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但“彼之利器，可购而得也”，“彼之技艺，中学而能也。”如此，“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因而，要“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是乃所谓用夏变夷也。”可见，中体西用从诞生起，就是在这样一种体用分离而没有系统观的学术认知中付诸实践，自然容易产生问题。这些学者想当然的以为可以通过西艺来卫其道，却不知他们所谓的道也是衰微之源，如何可以驾驭地了比其先进的多得西方物质文化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西体用的割裂在所后实践中带来的问题自然引起稍后学者的重视。体用必须和谐，才能发挥其作用，因而必须“本用一源”。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这便有了将中国传统文化同学习西方文明结合的思维趋向。可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在政治文化的层面，中体与西用必然会产生冲突，因而张之洞坚决反对民权，平等观。他的态度是“固知群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祭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等之说不可行也。”张之洞虽然将中体西用涉及到了制度文化，但却在思想文化的边缘上固守己见，不能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核心，更别提突破中体西用得框架了。

中体，意在保留；西用，旨在更新。何为中体，何为西用，只不过是我国究竟要保留什么，学习什么的一个划分而已。不如拿来主义，中西融合不分彼此。中西皆通的严复认为“中

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近代文化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与张之洞不同，严复得出应“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结论，其本质就涉及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文化。而不是只在外围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上徘徊，可以说是对中体西用的大胆突破。

二、洋务运动的失败——落后的核心思想文化与先进物质制度文化的不兼容

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必然有其核心的主导思想，根本原则，并有与之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如果这个系统健全或者是基本健全，就可以吸引某些外来文化要素为我所用。我国古代却是存在这向少数民族学习，进而取得成功的案例。比较著名的比如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因此，在近代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犯后，不自主地便希望学习他们的这种“船坚炮利”的器用，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运作模式。

但是，晚清的中国真的可以像过去那样吸取先进要素而完善进步吗？事实并非如此。吸引外来文化时存在着前提条件，那就是兼容。先进文化能够兼容落后的文化要素，因而可以引进其他文化系统的要素进而完善自身，但如若自身的核心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明，去吸取比自身还要高度发达的文化要素必然会面临失败。晚清的中国所具有的思想文化已经是落后于世界的腐朽文化了，所谓的“三纲五常”的道，封建伦理的道德已经完全不适应历史的发展了，中体和西用已经不具有兼容性了。如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机械化大生产不兼容，政治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与发展近代科技文化不兼容，封建等级制度同民主政治制度不兼容。落后的核心主导文化是不能驾驭先进的西方文明要素的，引进来的西方文化对晚清核心思想文化的冲击，必然使得晚清文化对西方要素各加谨慎，最终阻碍着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壮大，不能让中国走向富强。

文化中心论决定了中国的核心儒家价值观孕育不出资本主义，封建文化不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了晚清已经丧失了其本来的积极前进动力，它对现代化的阻碍，也导致了它和现代化的不能并存，只有先更换中国核心的价值体系，中国才有救，社会才能发展。

三、改革开放的突破——中体西用中核心价值的改革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选择。一样的百废待兴，一样的积贫积弱；但有着不一样的政府，不一样的社会制度，不一样的国际环境和不一样的对外政策。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这无外乎是另一种的新“中体西用”。以社会主义的体去行资本主义的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洋务运动30年，失败了。改革开放30年，却仍然有其强劲的发展动力。何也？关键就在于改革开放的突破——对中体西用理论框架的突破。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的核心文化价值观——集体主义,是建立在浓厚的政治底色之上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得当时社会的价值观是一种单一的、完全政治化和道德化的价值观。造成一种“无我”的价值观时期。集体主义原则,在当时就是片面地强调集体利益,同时把个人、个性淹没于甚至扼杀于集体之中,集体成了泯灭个人和个性的手段和工具。“集体主义原则”最经典、最规范的表述就是: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实际上就是片面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甚至抹杀个人利益。

这种核心思想文化，这种价值观必然阻碍现代化的发展。集体主义就相当于晚清时的“三纲五常”，严重阻碍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造成了体用之间的不兼容：有这样的集体主义，就驾驭不了先进的西方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

“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彻底宣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束。偏颇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激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被彻底粉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