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

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

食品学院10级6班林志鹏2010511165 【内容提要】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巨变，战国秦汉时期的农官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在官吏择任上，传统的世卿世禄制渐次被官僚制度取代；在体制方面，国家重农体制确立并逐步完善；在体系构建上，则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农业管理体系。农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既是秦汉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与秦汉农业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

【关键词】战国秦汉；农官制度；重农思想

【正文】

农官之始，或起于有虞氏。史称，周祖姬弃好种麻菽，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后遂被帝尧推举为农师，被帝舜封号后稷。周人“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在华夏部落联盟中以善于经营农业而著称。商周时期，国家机构设置渐趋完备，专设农官以司其职，见诸文献、文物记载的即有籍臣、农正、司民等。与分封制相适应，三代的农官实行的也是世袭制度。这种“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的农官制度，对于早期农业科技、管理经验的积累、传衍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战国秦汉以后，随着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巨变，传统的职官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农官制度也在这一进程中产生了相应的变迁。此间中国农官制度之演变对中国农业发展影响至巨，值得深入研究。

一农官世袭制向官僚制的转化

春秋以前，官吏任用实行“世卿世禄”制，为官者父子相继，“皆世官任”。战国时代随着井田制的崩溃，与之相适应的宗法制、分封制逐渐式微，促进了官吏选举制度的变革。封建官僚制度代替世卿世禄制，郡县制取代采邑制，初步形成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官吏由国君任免，“不世官”；官吏不再以封邑为官禄，而普遍实行俸禄制度；实行上计制，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当则可，不当则废”。由于各国奖励耕战，以富国强兵为务，故辟田胜敌成为了一种主要的仕进之途。“皆作一（农战）而行官爵”，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发展，农业渐成天下大业，农官地位亦随之迅速上升。同时一批“ｌù＠②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也因纳粟帛多而拜爵作官。战国以前，农官地位较低。当时主管工事之司空，位列六卿，“而主管农事之官反由掌教化的司徒兼管，未独立地列于六

卿”[2](P33)。《宋书·百官志》述中国古代农官制度演变，谓“大司农……周则为太府，秦治粟内史”。《周礼·天官》：“太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太府在周时为下大夫，地位显然较低，农官地位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战国时代各国中央官僚机构为秦汉九卿组织之雏形，其中赵、秦有内史官职，地位相当显赫。内史之职是“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和秦汉时代的治粟内史性质是相同的”[3](P110)。桓、管以降，齐行五官制，以司各项专门事务。据《管子》、《韩非子》所载，五官名称各不相同，但其中必有田官。田官以主经济而不可或缺。《管子·六政篇》所述虞师（主林业）、司空（主水利）、司田（主农业）等皆为田官大司田属官。其中有乡师一职，掌劝农，“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专乡里，乡师之事也”。乡师从综合、宏观角度督导、管理农业，与虞师、司空、司田之职互为补充。

二国家重农体制的形成与完善

战国、秦、汉时代，农本观念逐步确立。国家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法律措施以确保农业发展，各级官吏以农政为首务，形成举国重农之势。国家重农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是战国、秦、汉农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秦统一，将重农作为基本国策布行天下。诸颂德刻辞中有“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等内容。始皇二十七年下令对全国民众“赐爵一级”；三十一年，“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普遍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政治地位。同时，“使黔首自实田”，承认既有土地占有关系，并以法律形式予以保护。除专设农官以管理、督促农业生产外，郡、县、乡、里政权均以户籍管理、赋役征派、组织生产为重要职责。农事为地方官吏重要职掌之一。国家重农体制始于商鞅，确立于秦统一，并被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对中国农业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重农业是中国古代国家的主要经济职能之一。战国、秦、汉时期逐渐形成中央集权国家政治制度，从中央到地方构成严密的、统一的、有效的管理体系。国家以重农为基本国策，各级官吏以农事为首要政务，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是战国秦汉时期农业取得重大进步的关键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