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译文:美国梦对于新一代年轻人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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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对于新一代年轻人越来越远
麻省,格拉夫顿——早饭过后,父母都出门去工作了,斯科特.尼克尔森独自留在波斯顿西郊这栋舒适的房子里。他走到客厅的笔记本电脑前,他把电脑放在一张小桌子上,那是过去母亲放花瓶的地方,直到她失业的儿子不情愿地滞留在家里。
日常程序几乎不变。尼克尔森,24岁,是科尔盖特大学的毕业生,因学业优秀而获得院长奖。他早上浏览公司网页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找到之后,发邮件寄简历和求职信——每周四五封,周而复始。
过去五个月中,只有一份工作有着落。几轮面试之后,位于伍斯特市附近的汉诺瓦保险集团请他担任理赔理算助理,年薪4万美金。但在拿到正式的聘请信之前,尼克尔森已经决定不做这份工作。
他觉得,与其把头几年浪费在没有前途的工作上,还不如继续等待能用上他大学的训练并适合他的职位,像他想的,上到职业阶梯的第一级。
他说:“既然我推掉了这份工作,我和父母要谈的就不只是推掉一份工作这么简单了。”
他特别为和父亲的对话做好了准备。斯科特认为汉诺瓦的工作很可能会阻碍他的事业发展,而57岁的大卫.尼克尔森习惯了好世道和灵活机动,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每次在家的时候,父亲总是对儿子说,机会会自动出现的——因为他在工作35年之后升为一家制造业公司的总经理就是这样。
父亲说:“你要灵活应变,不要担心改变的结果。要知道会有好事情等着你。”
让隔代分歧更复杂的是斯科特的祖父威廉姆斯.尼克尔森,他是一位二战的退伍老兵,一位退休的股票经纪人。他目睹了他所说的美国曾经强有力的经济引擎在全球经济中失去了制高点。祖父鼓励他失业的儿子去国外——也就是“去西边”。
“我看见斯科特的沮丧,”祖父说。他总结道——部分根据阅读《经济学家》,欧洲在给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机会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我们不想让他离开,”祖父说,“但是他得离开。”
祖父的强硬让孙子震惊。但几周之后,像海军征募海报上的长官一样英俊的斯科特.尼克尔森渐渐意识到他的事业不会像父亲和祖父回忆中的那样,在大波斯顿区理所当然地轻易展开——或者美国的任何地方。而且斯科特也觉得这是他2008年完成学业之后的命运。
“我不能完全了解毕业之后的处境安全。”他说道,实际上说出了所谓的千禧年一代人——18-29岁年龄群的处境。这个年龄段的失业率将近14%,接近大萧条时期的水平。随后他又变得乐观,选票显示持续顽固的乐观,是今天这代年轻人的特点。他说:“我非常确定找工作的事情最终会有好结果的。”
对于年轻人来说,工作市场的前景,即使对大学毕业生来说也是几乎渺茫的。劳工局的统计数据表明,除了有14%的人像斯科特.尼克尔森一样失业,正在找工作外,还有23%的人甚至不准备就业了。37%的总数是三十多年来的最高比例,让人想起1930年代的情形。
这些年轻人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情况要好一些。但是他们中也有破纪录的17%的人失业或者不准备就业(虽然有些人去了研究生院)。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为5.5%是大萧条前期,和2007年的几乎两倍,甚至超过历史记录两个百分点,劳工局自1994年开始统计至少上过四年大学的人口失业率。
但是调查表明,美国的大多数千禧年一代仍然像斯科特.尼克尔森一样相信,他们会有满意的事业。他们有大把好日子。
皮尤研究中心的负责人Andrew Kohut说,“他们比上一代人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的父母是婴儿潮一代,在子女身上花了很多心血。”这有助于理解他们为什么持续的乐观,即使是在为成功挣扎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斯科特.尼克尔森还没有亲自体验到父亲和祖父的工作生涯中的胜利故事。他们说是人脉而不是恒心帮助他们起步——1976年父亲的一个朋友刚刚开了一间工厂,所以雇佣了他。祖父是通过战友,1946年一个战友的岳父在伍斯特附近拥有一家交易公司,他们需要一个股票经纪人。
从这些偶然的开始,事业展开并慢慢发展。大卫.尼克尔森现在是一个制造工具公司的总经理,还是在制造业。威廉姆斯.尼克尔森做了48年的股票经纪人,直到退休。祖父说:“斯科特得找到认识大人物的人,一些能让他碰到头头的人。”
斯科特正努力尝试的时候,他感到要向来自父母的压力妥协:找一个工作,如果不是汉诺瓦那份,那么找一份差不多的。“我开始意识到拒绝那份工作的后果,”他说,“我的父母正在暗示,除了房间和伙食,他们也支付我的其他费用,
像我的手机费,还有人寿保险。”
当然斯科特.尼克尔森认识些人,但是他的家庭和朋友圈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让他进入金融或者管理培训,或者是他想要的大公司里的职业起步的职位。就是没有这样的工作。
千禧年一代(80后)的特征
大萧条时代毁掉了年轻人的自信心。根据民意调查、社会学者和经济学家的调查,同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尤其是年轻人失去了方向,北卡罗莱纳大学社会学家Glen H. Elder Jr研究发现,“大萧条时代的孩子”有时被迫接受他们不想做的工作——就像斯科特.尼克尔森的情形。
二战时的军队服役,军人安置法案还有繁荣的经济使社会得到恢复。到1970年代,即Elder先生做回顾调查的时代,大萧条时期的艰苦基本看不到了。“他们怀着人生目标走出战场,到四十多岁的时候,大多数人过得都不错。”他在最近关于调查的采访中说。
现在的状况却不是很明朗。千禧年一代找不到薪水理想的工作,倾向于在大学里、军营里,还有推迟结婚生子来逃避现实。有工作的人通常呆在原来的位置上,而不是像正常情况下寻求晋升的年轻人那样,跳到工资更高但是缺乏安全感的职位上。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升迁,而愿意在小职位上安定下来。
耶鲁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Lisa B. Kahn说;“明显,他们越不愿承担风险,越可能落后。”
在最近的研究中,她发现那些在80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时期毕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头三年,比繁荣时期做第一份工作的应届毕业生薪水少了超过30%,即便是15年后,他们的年收入也低百分之8到10。
许多饱受压力的千禧年一代,像斯科特一样回到了父母身边。而他没有很多人背负的助学贷款(祖父支付了他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贷款迫使他们回到家里。
皮尤调查中心显示,2008年,经济不景气的第一年,至少两代人住在一起的家庭增长了近一个百分点,达到16%;1940年大萧条结束时期,最高比例达24.7%,1980年最低比例是12%。
力争独立
“能够独立”,“养活自己”——这是斯科特.尼克尔森和他的朋友们的模糊概念。他说,在20个他有联系的大学同学中,12个人找到了工作,其中只有一半是他们真正喜欢的工作。三个人在找工作受挫之后,将在今年秋季入读法学院。“还有5个像他一样正在找工作。”
和他的大多数同学一样,斯科特试着花极少的钱,并打些零工支付基本费用。
几乎什么工作都做。他和一个朋友最近为一个邻居安装白色木栅栏,将支柱镶入水泥,一天可以挣125美元。他为格拉夫顿六户人家修剪草坪和花园,他们中一些是父母的朋友,此外他还是个积极的义务消防员。
斯科特说:“虽然现在我很沮丧,可我从来也没想要住在家里,我在很多方面都不错。”“我基本不花什么钱,也没有贷款,因为我没有贷款,所以我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更灵活。否则,我必须找一份全职的工作。”
Kohut先生认为,这一代人的乐观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是溺爱孩子的婴儿潮一代。大卫.尼克尔森和他的太太56岁的苏珊就属于这一代,苏珊是一家拥有电影院公司的行政人员。
尼克尔森夫妇两人的年收入超过17.5万美元。他们给了三个孩子很多关爱,现在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维护二儿子的自信心上。
尼克尔森太太说:“我们两家里没有人经历过这个,我想是我不够耐心。我知道他受过良好教育,有很好的职业道德,想开始做些贡献,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她的大儿子,26岁的小大卫确实找了一份好工作。他2006年从明德学院毕业,差不多3年前,经济危机之前,在波斯顿保险公司工作,主要负责再保险。
他说:“我很幸运在一家相对比较稳定的公司,他补充说支持斯科特为了好工作坚持的决心。这位哥哥说,“一旦你开始工作,你就陷在工作里了,你要付各种账单,然后你就看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