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管理哲学

浅谈中国管理哲学
前言：中国管理哲学是目前中国管理学界中比较热门的一个研究课题，本文立足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荣晋对中国管理哲学的看法，利用文献综述的形式写出对中国管理哲学理论部分的思考，又利用“球迷”对足球的深刻认识，添加了足球中反应管理哲学的例子，从而对中国管理哲学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关键字：中国管理哲学，中庸，足球
所谓中国管理哲学，是以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为宗旨，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用中国传统管理范式“文化管理”来统帅西方管理制度和工具，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生生不息的管理哲学。

伴随着中国式管理的提出和应用，中国管理哲学也被中国的学术界和企业界热烈探讨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葛荣晋提出在研究中国管理哲学需要首先解决中国管理哲学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如何科学构建中国管理哲学三个问题。

根据他的思路我们也从这三个方面入手，首先解决掉这三个问题，再来更进一步看中国管理哲学。

首先是管理哲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即对管理本质的理解，管理学源自西方，西方人比较崇尚科学管理，认为“管理是通过对组织的资源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而快速地达到组织目标过程”。

西方管理强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偏重于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侧重于如何管别人。

而中国管理强调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

中国式管理以“安人”为最终目的，因而更具有包容性；以易经为理论基础，合理地因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事现象；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而事业只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实际演练。

诸子百家也对管理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的科学。

这一点上是中国管理与西方管理的本质不同，也是中西方管理哲学对象的本质不同所在，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式的以人为本的以修身为起点的管理学。

在实践中，所有涉及人的管理行为都比仅仅针对组织、流程的管理要复杂的多，要艺术的多。

人是感性与理性的复合物，人的心理和情感对人的行为有着巨大影响，针对人的管理一定要注意“安人”，否则，管理的结果将是无效和失败。

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两次足球队“将帅失和”的实例中可见一斑。

2005年5月，刚刚上任几个月的甲A深圳足球队主教练迟尚斌“下课”，迟尚斌曾经是带领大连队豪取10连冠的功勋教头，执教专业水平无可厚非，而深圳队是卫冕冠军，2004年亚冠联赛8强，实力非同一般。

可是迟尚斌执教深圳队却遭遇了巨大的失败，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迟尚斌没有协调好与球员的关系，与球队的“大佬”李玮峰严重对立。

迟尚斌的行事风格是强势、严格，这一点对球员管理固然效率很高，可是过犹不及，在一系列的事件中迟尚斌的武断、独裁、严苛严重地伤害了球员的感情，球员们内心的委屈、不满日益加深，渐渐地与他走向对立面。

于是，在深圳队比赛中“将士不用命，焉能不败？”2010年6月南非世界杯，德国世界杯亚军法国队给全世界奉献了一步经典的闹剧“一地鸡毛”，法国队中不乏里贝里、亨利、纳斯里、古尔库夫这样的世界足坛“顶尖高手”，
球队的各项配套体制也完善优越。

可是，主教练多梅内克对球员的区别对待，导致了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球员们的不满，也影响了球员们之间的关系，切尔西“锋煞”阿内尔卡甚至辱骂主教练多梅内克，并主动申请把自己“永久性开除国家队”。

最终，法国队全队上下离心离德，小组赛一平两负，傲慢的法国人只能接受伤心的出局，而多梅内克也被布兰科“改朝换代”。

在针对人的管理中，管理者“安人”的同时要注意自己的“修身”，就如朱镕基总理所说：“为人要正，正人先正己”。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迟尚斌带着自己的弟弟去深圳队，多梅内克把戈武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这样带上“有色眼镜”看球员，必然只会看到各种颜色的抗议的拳头。

其次是中国管理哲学研究范围的问题。

西方崇尚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刚性管理，日本喜欢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中国人自古喜欢中庸之道，不爱走极端，因此中国的管理哲学也一样，除了法家的“法、术、势”三结合的刚性管理之外，也包涵了很多柔性管理的因素在里面。

正如中国管理哲学在强调“修身”的自我管理的同时，也不忽视对“治人”的管理模式和手段的探讨。

中国管理哲学有两种基本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一是“有为而治”的模式，二是“无为而治”的模式。

在“有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有为”内涵的不同解读，又可分为三种主要管理手段：一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学派，主张“以智治军”的智慧性管理。

在“无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无为”的不同诠释，又可分为四种不同管理手段：一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式的“道法自然”的无为而治；二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式的“尚贤推德”的无为而治；三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式的“君人南面之术”的无为而治；四是以《淮南子》作者为代表的黄老式的“因循为用”的无为而治。

如此看来中国的管理包涵了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的特点，并将其揉碎提炼，结合中国长久的传统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

这种管理哲学相对西方与日本来讲相对中庸一些，也正是因为中庸导致其研究范围比较广泛。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用心，又不能太出格。

实际管理中，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凡事既不能不用力又不能用力过猛。

例如：英格兰足球队球星众多，实力不可谓不强，可是近年来每次征战世界杯都铩羽而归，杰拉德、鲁尼们一到国家队就发挥不出在俱乐部的水平，对此很多球迷认为“他们在俱乐部踢不好球会没饭吃，在国家队踢不好球又有什么损失呢？”虽然，这话未免有失偏颇，但是，看看每次英格兰队征战世界杯时球场看台上那些“五彩缤纷的太太团”，英格兰的球员们真的在球场上每时每刻都拼命地捍卫祖国的荣誉吗？再如：2007年年初，中国女足征战阿尔加夫杯惨败，诚然受困于中国足球的大形势，当时女足的实力并不强，可是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发挥失常。

赛前的备战中，女足领队——“伟大的中国足协”中层干部李飞宇，越俎代庖地制定了所谓的严格管理规定：禁止球员上网聊天、闲逛，封闭式集训，军事化管理，结果这样严厉的措施把铿锵玫瑰打造成了枯萎的花。

联想备战2008年奥运会时的中国国奥队，这支球队的大多数年轻球员来源于2005年参加世青赛的中国国青队，那只德国人克劳琛带领的国青队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应该说是一颗光辉绚烂的流星，在许多球迷的心中，那支队伍简直就是一个“传说”。

但是，经过三年中国足协领导下的“奥运先行”理念的管理，在足协的巨大投入下，经过无数次中国特色的赛前动员会、视频教育会、集训拉练，这些当年打出行云流水进攻的小伙子们，在奥运会上只让人记住了“少林功夫”和“谢亚龙下课”。

实际中
管理要有度，国家队也好，国奥队也罢，都不能畸形地发展，为了国家队的成绩，不管联赛；为了眼前的利益，忽视青训后备力量的储备，这样发展中国足球难有出头之日。

第三是如何科学地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的问题。

上面两点的分析已经证明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管理有非常鲜明的自身特点，特别是发展到如今的中国式管理学也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无论是在“无为而治”还是“有为而治”模式中，中庸之道在中国的管理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因此，学习西方的刚性管理和日本的柔性管理是必要的，但是把他们的企业管理思想和具体制度不加分析地移植过来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因此国外的管理模式不能成为中国管理模式的模具，而只能作为中国管理哲学发展的一个参照系。

而其根基仍然应该是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思想，其土壤显然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

在这些基础上，发展的中国管理哲学才是科学的。

但是中国企业仍处于探索前行阶段，中国的管理也属于刚刚起步的层次，现在提出的要构建中国管理哲学难免显得土壤不够肥沃，即使能够提出也不能够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综合创新是中国构建管理哲学的必由之路。

掩卷思考中国足球的管理，是采用“举国体制”下中国足协的集中管理，还是商业运作下的全盘职业化？中国足协，是事必躬亲，还是不闻不问？我想中国足协坚持“举国体制”并不是一文不值，关键在于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例如：对中超联赛只做宏观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放权和帮助俱乐部自己培养配套体系；对国家队不要只看重当前的出线、冠军，全力建立基层足球学校、青训基地，学习欧洲、南美先进的足球体系，要改变群众对中国足球“脏乱差”的印象，引导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

实际上，联赛和俱乐部的发展，对国家足球青训后备人才的培养是最重要的，就像西班牙有拉马西亚和巴尔德拜巴斯、法国有克莱枫丹一样，中国足协有义务采取一切手段帮助联赛和俱乐部的发展，这比单纯的重视国家队对国家的足球事业发展更有利。

但是，直到现在中国足协依然坚持着集中管理和国家队高于一切，官员们的急功近利难道是“天性”？因此，我认为，中国足球中管理也应当遵循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思想，西方的足球管理体制不会完全适应中国土壤，中国足球发展，还需要管理层在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传统思想，走上综合创新的足球管理之路。

结语：由于书写时间紧迫，而且论文的理论部分和实例部分由两个人分别完成，导致论文在连接上有些许不足。

但是在这论文书写过程中，我们首先认识到了中国管理哲学的独特之处，也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对中国足球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

最终结论也已经非常明确的提出：中国构建管理哲学，综合创新是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