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社会学基本概念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提示：这种开宗明主义的、不可或缺的、然而又难免显得抽象和远离现实的给概念下定义的方法，并不要求新颖。

相反，它只力求——也可以说是希望——用比较有的放矢的、比较具体的（正因如此，自然会显得也许有些学究式的）表达方式，来表述任何经验社会学在谈及同样事物时，实际上所指的是什么东西。

在应用似乎是不同寻常的或新的表达方式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

与在《罗各斯》杂志第4卷上发表的论文[1913年版第253页等。

（《科学论论文集》第3版第427页等）]相比，这里用的术语非常简单，因而在很多方面要有所修改，以求尽可能做到易于理解。

当然，要求无条件地大众化和要求概念应该尽最大可能严密，并不是总能一致的，而且在必要时要为后者让路。

关于“理解”一词，请参阅K·雅斯帕尔（1883-1969，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普通心理病理学》[亨利希·里克尔特（1863-1936，德国哲学家）的《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第2版（1913年，第514-523页）中的若干见解，尤其是盖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历史哲学的若干问题》一著中的某些观点，也在参考之列]。

在方法上，正如已往常常提到过的那样，我在这里也要提一提F·戈特尔的《言词的统治》一文所描写的过程，自然，这篇论文有些晦涩难懂，而且也不是处处都把思想表达透彻；在实际内容上，我要提到的是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优秀作品《共同体与社会》。

此外，还应该提到鲁道夫·施塔姆勒（1856-1938，德国法哲学家）那部常常把人引入歧途的《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经济与法律》，以及笔者发表在职《社会科学文献》第24卷[（《科学论论文集》1907年第3版的第291页等）]的论文，拙文在很多方面已经包含了下述论著的基础。

在方法上，我与齐美尔（在《社会学》和《货币的哲学》中所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我尽可能地把所认为的意向与客观上适用的意向区别开来，齐美尔不仅不是总把二者分开，而且往往有意识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1）社会学（这个使用上含义十分模糊的词在这里所理解的意义上）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

同时，“行为”应该是一种人的举止（不管外在的或内在的举止，不为或容忍都一样），如果而且只有当行为者或行为者们用一种主观的意向与它相联系的时候。

然而，“社会的”行为应该是这样一种行为，根据行为者或行为者们所认为的行为的意向，它关联着别人的举止，并在行为的过程中以此为取向。

壹、方法论基础1、在这里，“意向”或者是：a）实际存在的意向，即①存在于一个行为者曾经有的意向；②一般地或者近似地存在于行为者们曾经有过的一系列情况之中的意向；或者：b）存在于某种用概念构想的纯粹类型的行为者或被作为类型而设想出来的行为者们主观上认为的意向。

不是某种客观上“正确的”或者形而上学地探索出来的“真正的”意向。

这种行为的经验科学即社会学和历史学，与所有教条式的科学即法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等相比较，区别就在这里，后者想在它们研究的对象上探究出“正确的”、“适用的”意向来。

2、意向的行为与一种只有（正如我们在这里要说的）反应性的、不与主观上认为的意向相结合的行为相比较，其界线是十分模糊的。

整个社会学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行为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纯粹传统的行为（见下文），是处在两者的界线上的。

意向的，也就是说可以理解的行为，在心理过程的某些情况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只有专家们才了解其存在；一些神秘的、因而也是不能用话语作适当交流的过程，对不能亲身体验这种经历的人，是不能充分理解的。

与此相反，从自身产生同样方式的行为的能力，并不是理解的前提：“不需要当凯撒，才能理解凯撒。

”充分的“可重新体验”对于理解的明确性是重要的，但并不是意向的阐释的绝对条件。

一个过程的可理解部分和不可理解部分，往往互相混杂在一起，结合在一起。

3、一切阐释如同整个科学一样，都力争具有“明确性”。

理解的明确性可能是：[a]或者具有理性的性质（因而或者具有逻辑特性或者具有数学特性）；或者[b]是具有感觉上可以重新体验的特性（感情的、艺术感受的性质）。

在行为的领域里，首先是那些在其所认为的意向的相互关系中可以彻底无遗地和显而易见地用理智去理解的事物，具有理性的明确性；在行为中，在其所体验的感觉的相互关系中完全可重新体验的事物，具有感觉的明确性。

在首先是那些处于数学或逻辑陈述相互关系中的意向的相互关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作理性的理解，在这是也就是说，可直接地和明确地用理智的意向去世把握。

如果有人说出这个定理：2X2=4，或者用不着思维或论证应用勾股定理，或者他——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正确地”得出一个逻辑结论，那么这在意向上意味着什么，我们理解得十分清楚。

同样，如果他在他的行为中，从我们认为“已知的”“经验的事实”和既定的目的，对将要被应用的“手段”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明确地得出结论，我们出是完全理解的。

任何对这类以理性为取向目的行为的阐释——对所应用的手段的理解——都具有高度的明确性。

然而，未能以同样的明确性，却以对我们的解释的需要已有足够的明确性，我们也能理解这类“错误”（包括“问题的扭结”）；这类错误我们自己也能接触到，它们的产生在感觉上也是可以体验到的。

相反，一个人的待业根据经验赖以为取向的某些最终的“目的”与“价值”，我们往往不能十分明确地理解，而是在某些情况下，虽然一方面能用智慧去把握，另一方面却很维通过感觉的幻想去重新体验地加以理解，而且它们越是急剧地偏离我们自己的最终价值，我们就越发难以作重新体验的理解。

根据实际情况，我们不得不只能以从智慧上去阐释它们为满足，或者在有些情况下连这也办不到，就干脆把它们作为事实加以接受，并从以尽可能用智慧去阐释的基准点出发，或者从尽可能以感觉上接近的方式去重新体验的基准点出发，去理解这个以它们为动机的行为的过程。

例如，很多宗教的和慈善事业的杰出奉献，对于对此感觉迟钝的人来说，就属于这类行为。

同样，极端理性主义的狂热（“人权”），对于坚决拒绝这些观点的人来产，就属于这类行为。

——现实表现的情绪（恐惧、愤怒、虚荣心、羡慕、妒忌、爱、欢欣鼓舞、骄傲、复仇欲、孝顺、倾心和各种各样的好奇心），和那些由它们而产生的（从合乎理性的目的看来）非理性的反应，我们越是能够亲身去接触，我们就越能在感情上更鲜明地重新体验，但是无论如何，即使它们在程度上绝对超过我们的可能性，我们也能在意向的感觉上理解它们，从理智上预计它们对行为的方向和手段的影响。

于是，对于构成类型的科学观察来说，要最一目了然地研究和阐述行为的一切慧理性的、受情绪制约的、影响行为意向的相互关系，是把它们视为行为的一种虚构的、纯粹目的合乎理性的进程的“偏离”。

例如，在解释一次“股票市场混乱”时，首先要适当地确定：在不受非理性的情绪影响下，行为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然后把那些非理性的因素作为“干扰”记载下来。

同样，在一次政治或军事行为中，首先要适当地确定：在认识所有的情况和参加者的一切意图，并在选择严格的目的合乎理性的、以我们认为可行的经验为取向的手段的情况下，行为的进程会是怎么样。

只有这样，才能在因果上估计其受非理性所制约的偏差。

因此，构筑一个严格的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作为类型（“理想类型”），在这些情况下服务于社会学，使它显然易懂，使它——保证合乎理性的——含意明确，便于理解受到种种非理性（情绪、错误）影响的现实的行为，把它看作是在纯粹合乎理性的行为中所期待的进程的“偏差”。

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仅仅出于这种行为上有的放矢的原因，“理解”社会学的方法才是“理性主义的”。

然而，这种程序当然不能被理解为社会学的一种理性主义的偏见，而只能被理解为方法上的手段，也就是说，不允许把它理解为理性实际统治着生活。

因为，是的，这甚至丝毫也不说明，在现实中合乎理性的目的考虑在多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实际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不是。

（在不适当的地方，理性主义解释的危险不难理解，不应因此而否定。

可惜，全部的经验证明这种危险的存在）。

4、对一切行为科学来说，要考虑到非意向的过程和对象作为人的行为的诱因、结果、促进或阻碍。

“非意向的”与“无生命的”或“非人的”并不一致。

每一件人造物，比如一台机器，都只从制造和应用这件人造物的人的行为（可能有着极为不同的目标方向）所赋予（或想赋予）的意义，才能得到解释和理解；如果没有追溯到这个意义上，它就仍然是根本上不能理解的。

因此，其中可以理解的地方是人的行为与此的相关性，或者作为“手段”，或者作为行为者或行为者们内心想着的、其行为赖以为取向的“目的”。

只能在这些范畴内理解这种事物。

相反，所有的——有生命的、无生命的、非人的、人的——不具有所认为的意向内容的过程或状态，都是非意向性的，只要它们没有与行为的“手段”和“目的”发生关系，而仅仅是行为的诱因、对它的促进或阻碍。

13世纪末（1277年）道拉湾（在德国与丹麦交界处的埃姆斯河河口）涨潮决堤，作为引起某些具有相当历史意义的居民迁移过程，（也许！）具有“历史的”意义。

一般生命的死亡规律和有机循环，从儿童的束手无策和白发老人的无依无靠，由于人的行为曾经以及正在以这种事实为取向的种种不同的形式，自然具有头等的社会学意义。

关于某些心理的或心理——生理现象过程的不可理解的经验规律（疲劳、训练、记忆等等，但是同样地例如，用某些特定形式进行苦行阉割产生的某些类型的精神快感，根据速度、方式和明确性的不同反应的类型的区别等等），组成又一个不同的范畴。

然而，这种情况如同在其他不可理解的事物上的情况是相同的：正如实际的行为者一样，理解的观察也把它们作为必须预计到的“事实”加以接受。

将来的科学研究也能为意向上特别的行为发现不可理解的规律性，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尽管迄今为止这种情况极为少见。

比如，生物学遗传（“种族”）的区别——如果和一旦统计的结论能证明对社会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态度，也就是说，尤其是社会行为的意向关联的方式产生影响的话——对社会学来说，将被作为事实完全接受下来，正如食物需求的方式或衰老的作用等生理学的事实对行为的影响被接受一样。

而承认它们的因果意义自然是社会学（和整个行为科学）的任务：对以意向为取向的行为作解释性的理解，又丝毫不改变它们。

它仅仅把某些点上不可理解的事实（如：行为的特定的目标方向频率类型上的相互关系，或者它的类型上的合乎理性的程度，以及头盖骨指数，或者肤色，或者不管什么样的生物学遗传素质），纳入到可理解性解释的动机的相互关系中去，正如它们今天已经存在着的那样（见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