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三教融合
“三教合一”新探
“三教合一”新探作者：刘璐汉来源：《课程教育研究·上》2014年第04期【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史三教合一【中图分类号】B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4-0008-01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教的分合是贯穿近二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一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影响。
然而，从儒学的兴起、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创立——三教并立到三教的发展融合，则有一个在不同时期三者相互斗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过程。
可以说是三教间关系已经具有内质的演变，但仍保留其自身的独立性。
对于此种现象，学者多以“三教合一”这种思想统而论之。
我觉得这种思想有点勉为其难，体现不出这三者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的内在特点。
我觉得“三教合流”更能体现出其相互融合与相互独立的实质。
现将本人的观点陈述如下，如有不妥之处，请各位同仁和专家多多指教。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种文化的国家，宗教、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长远的历史。
在先秦时期，儒学则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主的学说，它缺乏哲学的内涵，疏于思维和论证的方法，再加上其思想不符合诸侯争霸战争的需要，因此在战国分立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没有占居主导地位。
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说，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后，出现了两汉经学，经学是对儒学的第一次改造。
他们在解释儒学经典中提出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基本法度，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并附以阴阳五行学说等等的思想体系，经学家们在他们的儒学中引进了神学的内涵，儒学开始儒教化，他们对至圣先师进行祭祀，使孔子祭礼成为和天地百神、祖先崇拜并列的三大祭祀系统之一。
孔雀王朝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和西域僧人的传播，到三国时期，佛教思想大量的传入我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由于国家战乱不休、社会动荡，广大人民群众痛苦不堪、流离失所，人民的物质生活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人们也只能追求精神上的解脱，而佛教教义正好宣传：人生来就要受苦，才能获得来世的幸福。
第8课《三国至隋唐的文化》知识点
第8课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知识点一：儒学、道教与佛教的发展】
1.三教并立局面的出现：汉武帝时期，儒学正统地位确立后，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
2.三教开始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道教受到儒学的影响，主张“贵儒”和“尊道”；佛教也吸收儒、道的思想，渐趋本土化。
3.三教合归儒”：隋朝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
三教并行政策：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道教最受尊崇。
4.复兴儒学：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使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
唐中期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5.反佛教斗争：佛教盛行，广修寺庙，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很多劳动力不事生产，严重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
南朝无神论思想家范缜提出人的精神和肉体是统一的，对佛教进行抨击；北魏、北周及唐朝等统治者几度灭佛。
佛教文化遭受损失，但佛教的发展并未从根本上受到遏制。
【知识点二：文化成就】
【知识链接】唐诗繁荣的原因：
（1）政治、经济基础：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
（2）文化政策：开明开放，科举制促进文化的发展。
“以诗取仕”政策的推动。
（3）交流加强：各民族之间、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加强。
儒道佛三教的关系
儒、道、佛三教的关系本文将从两个角度回答问题：其一，是循着老师上课所陈述的思路，尽可能全面地展开三教关系在历史不同时期发展上的不同特点。
另一，则是作为本文最后的结论，将从儒佛道三教的文化特质，来透视其在不同时期发展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其内在原因为何?儒佛道三教之所以从开始时的彼此攻讦，几欲置对方于死地，到最后三教融合、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一个浑然整体，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取代不了谁，是因为它们其实都在一个文化整体中承担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功能。
儒家思想益于维持社会的人伦秩序(忠君孝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家思想益于张扬个人的精神自由(自在无为、逍遥无待、神游于天地之间)，而佛家思想则能为每个人对自己生死问题的终极关怀提供一种答案(因果轮回、生死解脱、破除烦恼)。
而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其实三者功用不同，确实缺一不可。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儒、道两家在社会秩序与个体自由的矛盾与对立出现激化时，其文化冲突会表现得尤为强烈，并出现走向极端的倾向，这可以理解何以会由汉代的独尊儒术严守人伦纲常而走向魏晋南北朝的自由舒展、飘逸放达。
至于佛家，则因其直接切入个体生命所不能回避与关注的终极问题，所以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最高哲学表达，又当归属于佛家，谈到佛道两教之争，只能说是宗教资源的争夺。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三家思想都具有协助君王统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社会安定的文化功能，这又影响了作为集权专制者的封建帝王不同的宗教政策，这种宗教政策随帝王个人喜好之不同而使三教命运起伏波折。
一、佛教初传时的三教关系三教关系，应以三教皆具而形成关系为标志，所以完整意义上的三教关系，理应从佛教初传开始算起。
佛教：佛教的传入，现在学界已大体确定为东汉初年(汉明帝永平年中)。
在汉代佛教刚传入时，大家都看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这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道家思想密切相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理解佛教，便把它当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
具体表现，则是把佛陀看作神仙，可以飞行变化，把佛教追求的最终境界“涅盘”，等同于老子的“无为”，而对“轮回”转生，则理解为灵魂不死。
三教整合的原因及历程
三教融通的原因及过程一、三教融通思想产生的原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有冲突,更有磨合以致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儒、释、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正如日本学者所说“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 ,正是在三教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融合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吸纳新的内容与养料,经过数千年的递擅演变最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
佛教所以能够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接纳,使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最终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三教之间实现融通,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禾一}同化力。
中国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
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黔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
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
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佛教方面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外来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十分注意依附迎合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努力调和与儒、道思想矛盾的同时,不断地援儒、道入佛,并极力论证佛教与儒、道在根本上的一致性,从多方面拉进三者之间距离,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从而使儒、释、道三教关系趋于融合。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双方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三教融通的表现一、三教融通关系论说佛教初传之时,中土的人们对它了解甚浅,常把它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混为一谈,并用儒家观点阐释佛陀。
漫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漫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楼宇烈当我们问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时，大多数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儒家思想。
这是由于有汉武帝接受卫绾、田蚡、董仲舒等人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有自南宋末至清末约六百余年间，作为官方思想的“理学”，是以批判佛老异端、继承儒家道统为旗帜的；以及作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著作“五经”、以至“三十经”，也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典籍，儒家思想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被视作中华文化的代表。
然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除儒家思想体系以外的其它许多学派思想体系，如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以及后来传入的印度佛教等。
这些学派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都起着作用，儒家并未独占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阵地，中华传统文化并非单一的儒家文化。
即使是儒家思想本身，在其发展进程中，自战国时期起，也早已失去了它的原始单纯性，而不断地融入了其它学派的不同思想成分。
汉代独尊的所谓儒术，其实已经是严重地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思想；魏晋时期的儒家则渗入了大量的老庄道家思想；隋唐儒家思想受到佛教理论的严重挑战和影响；宋明理学则更是在排斥佛老的同时，大量吸收佛老理论以补充儒学的一种思想体系。
可见，当我们说到所谓儒家文化传统时，必须充分注意它所包含的复杂内涵。
因而，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考察时，绝不可忽视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起过作用的各种思想、学派之间的对立和渗透，排斥和融合。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可以包括一整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或文化史。
在这篇短文中，仅准备就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儒释道三家之间的矛盾斗争和相互融合，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并就此谈一些想法。
我们先从儒道两家的冲突和融合谈起。
儒道两家前后都形成于春秋末期。
但在春秋末至战国初，则是儒墨两家的对立最为尖锐，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最大，被称之为当时的两大“显学“。
道家学派发展至战国中期庄子等人时，始蔚为大观，从而成为先秦时期与儒墨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之一。
儒释道
第二节、儒释道三教合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本位，儒释道三足鼎立。
“三教”的说法始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到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时已允许三教同时存在。
这一说法通用于朝野上下，是在唐朝。
武则天“开国之初，即于明堂举行三教讲论”，后又令人撰写《三教珠英》一千卷。
在此之后，唐宋君主大多主张三教会通，唐玄宗、宋孝宗都是著名的例子。
到了明清社会，三教合一甚至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建筑设计等各个文化领域都有所体现。
儒、释、道三教都有不同的中心人物，儒教是孔子，佛教是释迦牟尼，道教是老子或太上老君，这些圣人对于宇宙、人生、社会，有相当不同的认识和说明。
儒家特别注重人际关系、社会伦常，留心现世的实际问题，是所谓“人世”的文化；佛教、道教关心如何解脱，对现世的事物没有什么留恋，是所谓“出世”的文化。
在出世的文化里，佛教修行的目的是成佛，追求一种不生不死的涅架，脱离生命轮回的苦海，去体会“一切皆空”；道教修行的目的是成仙，炼的不管是外丹还是内丹，要的都是长生久视，从理论上说生命是永远可以存在下去的。
在生和死的问题上，儒家也表现得非常现实，他们并不关心死后会怎么样，但是相信子女能够延续他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中国人往往会把子孙后代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在心性修养这个问题上，佛、道二教表现出特别大的优势，佛教的禅学，道教的内丹学，都有一种非凡的宗教魅力。
三教既然有这么多差别，矛盾与冲突也就免不了。
在中古社会里，统治者有时灭佛，有时灭道，但是最终也没有把任何一方灭掉。
三教同时存在，也就成了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
三教合流，实际上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佛、道二教攀附儒家，认为佛道可以“辅助王化”，站在佛道自身的立场上，提出“三教合一”、“平等三教”、“三教并用”等主张，当然里面始终夹杂了佛、道二教的冲突与融合，这里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流；第二个过程是儒家主动吸收佛、道二教的思想成果，提倡三教归儒，这里主要是思想理论的合流。
第8课 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二、文学艺术
1、文学：
• 建安文学、田园诗、南朝骈文、南北朝民歌。 • 唐诗，突出表达诗人的主体感受。
2、艺术（书法、绘画、石窟艺术）：
• 书圣王羲之诸体兼精；楷书颜筋柳骨。 • 东晋顾恺之以形写神；画圣吴道子“吴带当风”
《洛神赋图》局部
画作描绘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人物安排疏密得 宜，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地交替、重叠、交换，而在山川景 物描绘上，展现一种空间美。
D．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实证精神
四、中外文化交流
1、东晋法显、唐代玄奘学习印度佛法。
法显留学印度路线示意图
• 唐永徽三年（652年），玄奘法师为供奉从天竺带回的佛像 、舍利和梵文经典，在长安慈恩寺的西塔院建造了大雁塔。
四、中外文化交流
1、东晋法显、唐代玄奘学习印度佛法。 2、鉴真东渡日本传播佛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玄奘的历史功绩。
（2）根据材料，简析玄奘取得功绩的主观因素。
（1）
历史功绩：促进佛教文化的传播；对我国翻译史产 生重大影响；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保存大量珍贵的 历史文献，成为中印两国共同的文化遗产。
（2）
主观因素：聪明颖悟；志向坚定；潜心研究；才学 过人。
A．带动了市民文化的开
D．面相已带有汉化的特点
• 北魏时代的敦煌壁画充分反映了“流血”、“杀 戒”等内容，蕴含着撼人心魄的超越时代的“悲 壮之美”；唐代敦煌壁画则规模宏大、色彩绚丽 、气魄雄浑。这种变化说明
A．唐朝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
B．艺术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性再现
2、艺术（书法、绘画、石窟艺术）：
• 书圣王羲之诸体兼精；楷书颜筋柳骨。
王羲之楷书《乐毅论》局部
王羲之草书《独坐帖》
统编版必修上册：第8课 三国至隋唐的文化(学案)(2)
第8课 三国至隋唐的文化[学习目标]一、儒学、道教与佛教的发展1．三教并立(1)三教并立局面的出现：汉武帝时期，儒学独尊地位确立后，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
(2)三教开始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道教受到儒学的影响，主张“贵儒”和“尊道”；佛教也吸收儒学的精髓，渐趋中国本土化。
2．“三教合归儒”与三教并行政策(1)“三教合归儒”：隋朝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
判断正误“三教合一”的主张就是要求“三教”合为“一教”。
( × )提示 “三教合一”的主张并不是要求“三教”合为“一教”，而是主张以儒学为主，融合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
(2)三教并行政策：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道教最受尊崇，武则天时，佛教在社会上也有很大发展，形成不同宗派，其中禅宗对后世影响最大。
3．反佛教斗争(1)背景①佛教盛行，广修寺庙，耗费了大量的钱财。
②很多劳动力不事生产，严重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
(2)概况①南朝无神论思想家范缜针对佛教宣扬的形神分离、形亡而神不灭的观点，提出人的精神和肉体是统一的，对佛教进行抨击。
②北魏、北周等统治者几度灭佛。
(3)影响：佛教文化遭受损失，但佛教的发展并未从根本上受到遏制。
4．复兴儒学(1)背景：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
(2)概况：唐中期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他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判断正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地位受到佛教、道教的冲击，其统治地位丧失。
( × )提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地位只是受到佛教、道教的冲击，其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但并未丧失。
二、文学艺术1．文学(1)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出现了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东晋陶渊明的田园诗、南朝骈文、南北朝民歌等风格各异的文学形式。
“三教融合”质疑
２ ０ １ ３ 年ｌ ０ 月
所持的意见。试举几例， 吕大吉主编的 《 宗教学 通论》 中不乏关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内容。 牟
钟 鉴 认 为 ，中 国宗 教 具 有 包 容性 与 多 样 性 的 特 点 ，“ 各 种 宗教 之 间互 相 吸 收与 汇 合 ， 唐 宋 以后 这种 趋势 更 加发 展 ， 三教 归一 的思 潮 颇得 人 心 。
势。 ” 类 似 的论述 还 有 很 多 ， 恕 不一 一 列举 。这 些 “ 三教合 流”、 “ 三教合 一 ”的说 法 基 本 是在 讨 论 中 国传 统 文化 主流 与 主 干 的历 史语 境下 产 生
“ 三教融合 ” 是 在 探 讨 和 研 究 中 国 文 化 史 上 三 教关 系 时 的 常见 说 法 。此 种 说 法 是２ ０ 世 纪 八 九 十年 代 中 国文化 热 潮 中讨论 中 国文 化 主流 或 主 干 问题 涉 及 到儒 释 道 三 教关 系 时部 分 学者
版社 ， ２ ０ １ １ 年。 顾伟列 ： 《 中国文 化通论 》 ， 上海 ： 华 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２ ０ ０ ５ 年， 第２ １ ７ 页。
史， 质疑长期 以来学术界对 “ 三教融合” 的普遍 用法 ， 探讨 的主要 问题则是 “ 三教融合 ” 与 “ 三 教合 一” 如何被各种社会群体创造 出来 ，并对 三教 融合与合一的说法作进一步 的澄清 ，提示
古 代 文 明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知识梳理 高一统编版(2019)必修中外历史
专题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1.三国与西晋(1)三国(220—280年)国号建立时间建立者都城魏年曹丕洛阳汉221年刘备成都吴229年孙权建业(2)西晋(266—316年):实现了国家的短暂统一。
①少数民族向内地迁徙。
②八王之乱加速西晋灭亡。
2.东晋与南朝(1)政治特点:士族成为东晋政权的主要支柱。
(2)江南地区得到开发。
①原因:北方战乱,人口南迁,补充劳动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南方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自然条件优越。
②表现:土地大量开垦,农作物品种增加,产量提高,手工业明显进步。
③影响:促进江南经济发展,文化进步,民族交融。
3.十六国与北朝(1)十六国统治①民族交融:大部分由内迁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都采用中原模式的国号、年号,学习汉族的典章制度。
②淝水之战:前秦政权迅速崩溃,民族矛盾加剧。
(2)北魏孝文帝改革①措施a.政治: 。
b.社会习俗:穿汉服;说汉语;改汉姓;同汉族通婚。
②影响:顺应了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大大缓解了,促进了北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为以后北方统一南方以及隋唐盛世的出现打下基础。
[小结]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阶段特征1.政治:政权并立,更迭频繁。
2.经济:江南经济获得开发。
3.思想:儒释道三教思想交融。
4.民族:民族交融。
答案:220 匈奴、羯、氐、羌、鲜卑迁都洛阳民族矛盾二、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一)隋朝兴亡1.概况:581年建立,定都长安;589年,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实现统一;618年隋朝灭亡。
2.兴建仓库:在长安、洛阳两都和地方广设仓库。
3.大运河开通的意义: 、促进南北经济交流;促进了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
(二)唐朝的繁荣与民族交融1.建立:618年李渊建立,定都长安。
2.唐朝前期的繁荣(1)贞观之治(唐太宗):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戒奢从简,知人善任,虚怀纳谏。
(2)武则天的统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南北朝时期三教融合讲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及其历史意义汉魏时期，道教处于酝酿和初创时期，还远未成熟; 原本占优势地位的传统儒家思想也因时衰世乱而渐趋崩坏。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一般认为是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但对传进的具体时间，学术界说法不一。
据三国魏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 公元前 2 年) ，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记载。
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只是被视同神仙方术之流，徒众不多，传播不广。
外来佛教在传入时难免会与本土儒道文化有所冲突和斗争，同时也要融合吸纳本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并做出适当的妥协。
此时三教之间的互动以佛教对道教的依附和对儒教的吸收为主要特征。
佛教徒在翻译佛经和传播教义时，也常常援引、借用道家和儒家的名词术语，以便于理解和沟通。
还有不少佛教徒乃是由儒、道入佛者，原本精通儒学，旁通老庄，后来接触佛教，自叹“儒道九流，皆糠秕耳”，遂出家为僧。
此时，道教的发展已经使它可以与佛、儒鼎足而立，佛教的发展壮大也使它有了足够的力量与儒、道抗衡，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会通成为主流趋势。
一、汉末魏晋时期“儒释道”在山东的融会与发展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儒学在中国经历了由汉代之“独尊儒术”到魏晋南北朝的“儒不独尊”等一系列演变。
山东地区的形势也大抵如此。
山东本是儒学传统源远流长、大师辈出的地区。
魏晋玄学的兴起对传统儒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八王之乱”以后，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和各地的战乱对以儒家文化传统为主的汉族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山东地区许多世家大族被迫迁移至江南。
总之，在长期战乱的破坏、新兴学说的冲击和人口迁徙的影响下，山东地区深厚的儒学传统已经式微，山东儒学在全国的领军地位也已逐渐丧失。
东汉末，山东道教发展较慢。
东汉光武建武中，有山西道人纪冉，寓东镇太山祠，数年后徙仰天。
纪冉所宣讲的教义是以《道德经》为主，极少涉及服食炼丹之术，深受当地士民欢迎。
从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争论和著作看三教融合
从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争论和著作看三教融合佛教传入初期，人们把佛与黄老并饲，把佛教看做是中国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的一种。
随着佛教的传播，有人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并没有根本对立，提出了儒释道一致的思想（如《牟子》）。
两晋及南北朝，佛教广泛地普及到社会，人们对佛教有了深入的了解，佛教势力日益扩大，佛教与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儒、道的关系也复杂起来，发生了一些矛盾和斗争。
儒释道三教围绕各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这些争论中，总的来说，儒释道三教一致、同流、合一的说法占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三教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
南北朝期间诞生了许多讨论三教关系问题的著作，它们体现了三教的斗争，但根本上体现的三教融合的趋势。
一、《须弥四域经》和《清净法行经》两部宣传佛教优于儒、道二教的著作佛教传入我国后，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儒、道（先是道家）发生交涉和碰撞。
到晋代以后，佛教势力日盛，与儒、道（尤其是道）之间为争夺信徒和影响范围而导致斗争加剧。
它们各自为了提高地位，或制造假说把本教历史提前，或把对方教主说成是自己所奉教主的弟子。
下面以佛教的两本著作为例。
《须弥四域经》的经名最早见于隋法经等人编的《众经目录》卷二“众经伪妄”中。
北周道安在其《二教论·服法非老篇》中，为了说明孔、老是佛显化的形象（“权入六道”），引《须弥四域经》说：“宝应声菩萨，各日伏牺；宝吉祥菩萨名曰女娲。
”（《广弘明集》卷八）而在唐道绰《安乐集》卷下引证更加详细：“故《须弥四域经》云：天地初开之时，未有日月星辰，纵有天人来下，但用项光照用。
尔时人民多生苦恼，于是阿弥陀佛遣二菩萨，一名宝应声，二名宝吉祥，即伏羲、女娲是。
此二菩萨共相筹议，向第七梵天上取其七宝，来至此届，造日月星辰二十八宿，以照天下，定其四时春秋冬夏，时二菩萨共相谓言，所以月星辰二十八宿西行者，一切诸天人民尽共稽首阿弥陀佛。
”伏羲、女娲本来与佛教毫无关系，《须弥四域经》把伏羲、女娲说成是阿弥陀佛派的两个菩萨显化的，就把佛、菩萨置于中国圣人之上，借以抬高佛教的地位。
儒、道、佛三教的关系
儒、道、佛三教的关系本文将从两个角度回答问题：其一，是循着老师上课所陈述的思路，尽可能全面地展开三教关系在历史不同时期发展上的不同特点。
另一，则是作为本文最后的结论，将从儒佛道三教的文化特质，来透视其在不同时期发展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其内在原因为何?儒佛道三教之所以从开始时的彼此攻讦，几欲置对方于死地，到最后三教融合、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一个浑然整体，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取代不了谁，是因为它们其实都在一个文化整体中承担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功能。
儒家思想益于维持社会的人伦秩序(忠君孝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家思想益于张扬个人的精神自由(自在无为、逍遥无待、神游于天地之间)，而佛家思想则能为每个人对自己生死问题的终极关怀提供一种答案(因果轮回、生死解脱、破除烦恼)。
而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其实三者功用不同，确实缺一不可。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儒、道两家在社会秩序与个体自由的矛盾与对立出现激化时，其文化冲突会表现得尤为强烈，并出现走向极端的倾向，这可以理解何以会由汉代的独尊儒术严守人伦纲常而走向魏晋南北朝的自由舒展、飘逸放达。
至于佛家，则因其直接切入个体生命所不能回避与关注的终极问题，所以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最高哲学表达，又当归属于佛家，谈到佛道两教之争，只能说是宗教资源的争夺。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三家思想都具有协助君王统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社会安定的文化功能，这又影响了作为集权专制者的封建帝王不同的宗教政策，这种宗教政策随帝王个人喜好之不同而使三教命运起伏波折。
一、佛教初传时的三教关系三教关系，应以三教皆具而形成关系为标志，所以完整意义上的三教关系，理应从佛教初传开始算起。
佛教：佛教的传入，现在学界已大体确定为东汉初年(汉明帝永平年中)。
在汉代佛教刚传入时，大家都看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这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道家思想密切相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理解佛教，便把它当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
具体表现，则是把佛陀看作神仙，可以飞行变化，把佛教追求的最终境界“涅盘”，等同于老子的“无为”，而对“轮回”转生，则理解为灵魂不死。
三教融合过程与原因
三教融通思想产生的原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有冲突,更有磨合以致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儒、释、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正如日本学者所说“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 ,正是在三教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融合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吸纳新的内容与养料,经过数千年的递擅演变最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
佛教所以能够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接纳,使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最终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三教之间实现融通,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禾一}同化力。
中国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
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黔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
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
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佛教方面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外来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十分注意依附迎合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努力调和与儒、道思想矛盾的同时,不断地援儒、道入佛,并极力论证佛教与儒、道在根本上的一致性,从多方面拉进三者之间距离,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从而使儒、释、道三教关系趋于融合。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双方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三教融通的表现一、三教融通关系论说佛教初传之时,中土的人们对它了解甚浅,常把它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混为一谈,并用儒家观点阐释佛陀。
如袁宏《后汉纪》中介绍说:佛者,汉言觉,将以觉悟群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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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及其历史意义汉魏时期，道教处于酝酿和初创时期，还远未成熟; 原本占优势地位的传统儒家思想也因时衰世乱而渐趋崩坏。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一般认为是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但对传进的具体时间，学术界说法不一。
据三国魏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 公元前 2 年) ，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记载。
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只是被视同神仙方术之流，徒众不多，传播不广。
外来佛教在传入时难免会与本土儒道文化有所冲突和斗争，同时也要融合吸纳本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并做出适当的妥协。
此时三教之间的互动以佛教对道教的依附和对儒教的吸收为主要特征。
佛教徒在翻译佛经和传播教义时，也常常援引、借用道家和儒家的名词术语，以便于理解和沟通。
还有不少佛教徒乃是由儒、道入佛者，原本精通儒学，旁通老庄，后来接触佛教，自叹“儒道九流，皆糠秕耳”，遂出家为僧。
此时，道教的发展已经使它可以与佛、儒鼎足而立，佛教的发展壮大也使它有了足够的力量与儒、道抗衡，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会通成为主流趋势。
一、汉末魏晋时期“儒释道”在山东的融会与发展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儒学在中国经历了由汉代之“独尊儒术”到魏晋南北朝的“儒不独尊”等一系列演变。
山东地区的形势也大抵如此。
山东本是儒学传统源远流长、大师辈出的地区。
魏晋玄学的兴起对传统儒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八王之乱”以后，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和各地的战乱对以儒家文化传统为主的汉族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山东地区许多世家大族被迫迁移至江南。
总之，在长期战乱的破坏、新兴学说的冲击和人口迁徙的影响下，山东地区深厚的儒学传统已经式微，山东儒学在全国的领军地位也已逐渐丧失。
东汉末，山东道教发展较慢。
东汉光武建武中，有山西道人纪冉，寓东镇太山祠，数年后徙仰天。
纪冉所宣讲的教义是以《道德经》为主，极少涉及服食炼丹之术，深受当地士民欢迎。
据传，直到北魏时期，每逢纪冉忌日，仍有信徒对其进行祭拜，可见纪冉所传道教在当地影响之大。
汉献帝建安后期，有陕西羽士张丹诚，受道教教主张鲁委托来青州传教，在东镇沂山( 位于今山东潍坊市临朐县) 设坛，宣说五斗米教，以设义施仁、济贫拔苦的基本教义来教育信徒，并且禁止酗赌。
由于这些教义有利于改善社会风气，因此张丹诚在此传教数年，甚得民心，弟子众至千计，并在沂山朝阳洞外建造了朝阳观。
后因势众，为官府所忌，至曹魏甘露年间( 256 －259) ，终被取缔，朝阳观被拆毁，有关的道教洞窟也被填塞。
另一方面，山东地区的佛教也在传播和发展。
佛教传入山东的时间很早，大约自西汉末期已有传播，但确切时间却很难考证。
目前较早的记载见于清代仰沂道士赵守身的《东镇述遗记札》: “前汉孺子居摄二年，岁次丁卯，川人释子王静( 净) ，由巫山来东海青州传法说经。
先寓仰天，越年，南去东镇沂山，居极巅玉皇顶泰山祠，设坛传教，四方士商村老云集，拜佛习经，众多数百。
”①西汉孺子婴居摄二年即公元 7 年。
关于王净至青州设坛说经的具体时间，还有一种说法，是西汉平帝元始四年，即公元 4 年。
王净先后寄居于山东青州的仰天山、东镇沂山的泰山祠等地。
又据清乾隆《诸城县志·建置考》记载: 诸城“白龙山寿圣寺康熙八年重修碑云: ‘东汉明帝永平戊午，敕封虹蜺山虹栾寺。
”“白龙山”又名“虹蜺山”( 《山东省志》作“虹蚬山”，当为“蜺”之误)，位于山东省诸城市城区东北。
东汉明帝永平戊午即永平元年( 公元 58 年) ，可见，东汉初期，佛教文化已在山东诸城传播开来。
虹栾寺( 宋改名寿圣寺)也是目前见于记载的山东最早的佛寺之一。
东汉章帝元和年间，王净的弟子法规于沂山设立发云寺( “发”后改为“法”) 。
魏晋时期，山东道士人数略有增加，然而这些道士大多在民间活动，较少建设道观，在教义方面也无大的发展，依然是以《道德经》和天师道的“设义施仁、济贫拔苦”为主。
此一时期道教的发展虽较为缓慢，但与佛教产生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随着道教与佛教各自传播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它们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
西晋末年，因永嘉之乱( 311 年) ，衣冠南渡，晋室南迁，山东人口流徙严重。
晋室南迁之后，山东地区先后为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以及北朝时期的北魏、东魏、北齐和北周所统治。
此时山东比较出名的道士和僧人有崇尚清修和隐逸的道士张忠、著名高僧朗公②等。
据《晋书·隐逸传》记载，西晋末年，有道士张忠避“永嘉之乱，隐于泰山。
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
张忠，字巨和，中山( 今河北省定州市一带) 人，因隐居泰山，故自称“东岳道人”。
他在崇岩幽谷之间，凿地建土窟修行，终日打坐，生活极为俭朴，“冬则缊袍，夏则带索，端拱若尸。
无琴书之适，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
弟子们仿效其师，也在附近建窟而居，每五天拜见张忠一次。
张忠的教导方式比较特殊，“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业，观形而退。
”弟子们在张忠窟上设立道坛，每天早上进行朝拜。
他们“食用瓦器，凿石为釜。
左右居人馈之衣食，一无所受”。
他们这种行为方式与印度沙门的苦行派颇为相似。
无独有偶，前秦皇始元年( 35l) ，著名佛教大师佛图澄的弟子竺僧朗( 朗公) 也在金舆谷( 今山东济南历城区柳埠镇) 开辟道场，创建寺院，世称“朗公寺”( 后称“神通寺”) 。
③金舆谷与张忠住所仅一岭之隔。
朗公与张忠结为好友，“为林下之契，每共游处”，共同在泰山附近传经布道，开启了泰山道佛共存、互为增益的优良传统。
张忠与朗公在泰山、济南一带传法，名声远播，前秦苻坚曾派人请张忠到长安，并以“兼济之言”劝其出世为用: “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素，独善之美有余，兼济之功未也。
故远屈先生，将任齐尚父。
”张忠回答说: “昔因丧乱，避地泰山，与鸟兽为侣，以全朝夕之命”，现如今自己已经“年衰志谢，不堪展效”，加上本人“山栖之性，情存岩岫”，因此“乞还余齿，归死岱宗。
”苻坚见他坚隐不仕，只好派人送他返乡。
张忠于华山道中自叹: “我东岳道士，没于西岳，命也，奈何! ”后果及关而死。
苻坚派人祭吊之，谥曰“安道先生”。
朗公也受到了当时许多统治者的尊奉，如前秦苻坚、后燕慕容垂、后秦姚兴、北魏拓跋珪，以及东晋的孝武帝等君王均以各种方式向他表达了敬意，并赐予大量财物和人力供他使用。
在朗公的影响下，此地声誉日隆，成为佛教胜地。
高僧朗公和高道张忠的交谊是佛道在泰山共存共荣的楷模，在泰山西麓的昆瑞山上，至今留存着“朗公石”，当地也流传着关于朗公和张忠的种种传说。
总的来说，当时佛教的发展势头更胜一筹。
东晋太和六年( 371) ，法云寺住持竺法汰在高僧道安倡议下，又于山东沂山创建“明道寺”。
一时“释子八方云集，车马载道”，香火极盛。
又有天竺僧人佛驮跋陀罗至青州东莱郡( 今山东掖县)弘法。
还有中国高僧法显到天竺取经，返程时也是搭商船，至“长广郡( 今莱阳东) 牢山南岸”，太守李嶷敬信佛法，曾派人至海边迎接。
佛教的兴盛使兼修儒道的山东学者产生了不满。
东晋时，有东海郯人( 今山东郯城) 何无忌撰《难袒服论》，以驳庐山高僧慧远④的《沙门袒服论》。
何无忌认为沙门右袒有悖于中土之名教礼制。
对此，慧远后来又写了《答何镇南》给予解释( 何无忌义熙中进镇南将军，故称“何镇南”) ，将佛教的济世思想，同儒家名教的政治伦理和道家的出世哲学协调了起来。
《晋书·何无忌传》载: “何无忌，东海郯人也。
……镇北将军刘牢之，即其舅也。
”刘牢之，字道坚，彭城人。
有研究者从刘牢之的姓字推测他很可能是信仰天师道的，而何无忌是其甥，根据当时家世信仰的特点，何无忌的宗教信仰应与刘牢之相同，因此何无忌也有可能信仰天师道。
从其信仰立场来看，何无忌撰《难袒服论》表面上是为维护儒家礼制，其深层次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出于维护道教的目的。
二、寇谦之、崔浩的新天师道及其与山东佛道关系北朝时期，山东地区同样存在着儒释道三教的矛盾，但其中大多数时候，道教和儒教结成了同盟，共同抵制佛教。
北魏太武帝重用大臣崔浩、道士寇谦之⑤。
寇谦之在司徒崔浩的鼎助之下，改造了传统天师道的教义、教规等，使之更加适应鲜卑拓跋氏统治的政治需要，从而使他本人为北魏太武帝所重，位居国师; 北方道教也受到北魏太武帝的尊崇而一度上升至官方宗教的地位，这一切都使原先发展较为缓慢的天师道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变化，因此被称为“新天师道”( 也称“北天师道”) 。
寇谦之也成为南北朝时期道教改革的重要代表人物。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其父寇修之曾为苻坚的东莱( 今山东莱州) 太守，“即曾居滨海地域。
父子俱又以‘之’命名，是其家世遗传，环境熏习，皆与天师道有关，所以‘少修张鲁之术也’。
”因此，寇谦之少居东莱，深受齐地天师道之影响。
北魏神瑞二年 ( 415) ，寇谦之假称太上老君降授其“天师”之位和《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令他宣扬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行“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炼”新道法。
今《道藏》收有《老君音诵诫经》一卷，实即《新科》所遗之作。
魏明元帝泰常八年( 423) ，他又假称老君玄孙、牧土上师李谱文降临，授其《录图真经》凡六十余卷，提出无极至尊为道教最高神。
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 424) ，他献道书于太武帝，倡道教改革。
崔浩( 381—450) ，字伯渊，清河郡武城( 今山东德州武城县附近) 人。
其父崔玄伯曾为前秦苻坚大臣，后“避难于齐鲁之间”。
《魏书·崔浩列传》说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
崔浩的思想主体虽属儒家，但他很可能也受到了山东地区的道教文化影响，因此后来才会拜道士寇谦之为师，大力支持他改革传统道教，创立并推行“新天师道”。
史载:“( 崔) 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
帝以其辩博，颇信之。
”太平真君三年( 442) 太武帝亲至道坛接受符箓，自此道教成为北魏国教，每逢皇帝即位，都要登坛受箓，直到北魏灭亡。
另一方面，佛教则遭到贬斥。
在崔浩、寇谦之等人的劝说之下，北魏太延四年( 438) ，太武帝下诏禁止五十岁以下的人出家为僧，有违者一律还俗以充兵役。
北魏太平真君二年( 441) ，太武帝下诏废除民间神庙，以信佛为迷信。
担任太子晃老师的高僧玄高和慧崇也被处刑。
太平真君五年( 444) ，太武帝下诏禁止官民私养沙门。
此后，太武帝又多次下诏诛杀沙门，毁坏经像，敛没其财产: “自王公以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
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
”“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
……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