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讯逼供原因的认识

对刑讯逼供原因的认识

【摘要】刑讯逼供是司法公正的毒瘤，严厉打击和防治刑讯逼供早已成为社会和学界的共识。但事实上刑讯逼供案仍时有发生，且有的甚至成为重大恶劣的社会事件。现就刑讯逼供的原因展开分析，并对预防对策提出建议。

【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对策

12人刑讯逼供骇人听闻：2002年7月12日，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发生一起蒙面入室杀人案（致两人重伤）。南堡公安分局在侦破此案中，将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久明列为犯罪嫌疑人。2002年7月4日至24日，南堡公安分局局长王建军、副局长杨策等人将在押的李久明提至唐山市公安局刑警一大队审讯。其间，10名干警在李久明手指、脚趾捆上电线，反复、轮流、长时间用手摇电话机电击李久明，迫使李编造了“杀人”过程。后李久明翻供，王建军、杨策等人再次将其从看守所提到玉田县公安局进行长达七天八夜的审讯，进行残忍的刑讯逼供，直到李供认“杀人”。2002年11月，李久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04年6月8日，被羁押于浙江省温州市公安机关的死刑犯蔡明新供认曾于2002年在唐山市南堡杀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8月将李久明案发回重审，最终认定真凶为蔡明新，遂于2004年11月将李久明无罪释放。2005年5月，法院以刑讯逼供罪判处王建军、杨策有期徒刑2年，参与刑讯逼供的其他人员也分别得到依法处理。

二、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原因

刑讯逼供之所以成为一个顽症而屡禁不绝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当前来看，产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是：

（一）当前刑事侦查技术部门总体水平仍较低、刑警警力较少，导致对口供破案的依赖性较大

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长期以来我国总体上对公安经费投入不足，导致了刑事侦查技术部门总体投入不足，水平低下。一方面是刑事侦查技术落后，另一方面警力也严重不足。各国警察与人口数量的平均比例是万分之三十五，中国远远低于这个数，基本上是一个警察干3个警察的工作。一些调查显示，警察的工作量是所有公务员中最大的。他们一般每天要工作11至15

小时。一个警察1年的工作量相当于同级政府部门公务员两年半的工作量。警察已成为国家机器上磨损最快的部件，平均每天有不止1名民警牺牲，平均每3天有1名民警因病殉职。⑽不仅警力不足，而且公安机关体制上也存在不足，基层公安机关机构设置分散，承担打击犯罪任务的警种分工过细，往往各自为战，造成破案资源浪费。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侦查员认为，与其不辞劳苦地勘查现场、检验鉴定、调查走访（而且也不一定能破案），不如集中精力获得犯罪嫌疑人口供破案有效。一旦突开口供，其他证据诸如犯罪工具、赃物去向，同案犯、犯罪动机就清楚了。口供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案子就得以侦破。很多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即使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翻供，由于通过口供获得的

其他证据足以证明案件事实，也会被最终定罪判刑。⑾这就导致了侦查破案对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严重依赖。

（二）刑讯逼供处罚不力。虽然我国刑法已将刑讯逼供作为犯罪加以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刑讯逼供的查处却很少，即使不得不进行查处，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由于这种行为的隐蔽性所决定的，而且，一旦发生了问题，许多单位的领导往往会认为刑讯逼供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处罚太严会挫伤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等等。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存在，刑讯逼供这一屡禁不绝的问题及其造成的损害就日益彰显出来。那么，如何从根本上预防和制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就成为当前摆在我国司法机关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当前法律制度的设计，为民警能通过“刑讯逼供”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

1、“如实回答”规定的导向。《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表明我国法律没有确认沉默权，而是期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陈述案情。理论上，这有便于迅速查明案件真相，使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从诉讼中解脱出来，使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其认罪而得到从宽处理。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容易误导办案人员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取证或获得证据线索，或者认定有罪的主要手段的观念，使其偏重口供而不把力量放在通过改进技术和方法收集其他证据上，这就容易导致刑讯、折磨、疲劳战术等非法取证方法的使用。

2、毒树之果依然能够被采用。虽然《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61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2001年）进一步强调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完全确立，而事实上，如果讯问人员靠刑讯逼供获得了犯罪嫌疑人犯罪的重要物证，案件由此告破，即使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可以排除，那些通过口供获得的物证（不问是否采取残忍的、违反人道的讯问方法）依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诉讼，作为定案的根据。

（四）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走的是重人治轻人权的道路，刑讯逼供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合法的存在着：北魏时，曾使用过使人不堪忍受的“重枷”来逼取口供；南梁时，对那些不招供的人要“断食三日”；就连包公也把刑讯作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解放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是刑讯逼供的思想依旧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生活。这种错误的思想之所以会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实体、程序孰轻孰重尽管目前尚未有定论，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对程序公正价值的评价却很值得我们借鉴，“程序公正是司法追求的目标，程序是诉讼的游戏规则，只有依据程序进行的

诉讼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诉讼。”并且，目前绝大部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对刑讯逼供都持否定态度，在美国，法律不仅排除因刑讯逼供而获得的证据，就是因违法取证行为而间接获取的其他证据——“毒树之果”，也一概予以排除。

三、刑讯逼供行为的预防对策

多年来，各级司法机关在治理刑讯逼供违法违纪行为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刑讯逼供现象是行为人思想认识、心理素质、法律制度、业务能力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其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决定着要彻底根治这一顽症，必须多策并举，实行综合治理。

（一）积极探索对司法体制的改革，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的司法投入。建立符合“依法治国”方略的司法体制，改革当前我国司法体系中不合理的部分，在执法办案中，注入更多理性的、法制的成分，尽量减少盲目、蛮干的因素，力求公正司法。同时，要进一步为司法人员提供查明犯罪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先进技术设备。包括提供充足的办案经费，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中等偏高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公安司法工作的技术含量，从而大幅度提高公安司法工作人员的取证能力，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分依赖口供的情况。

（二）建立健全对司法人员刑讯逼供行为的法律追究制度。对于被控涉嫌刑讯逼供的案件，应依法审判，从而形成一种刑罚威慑；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控被刑讯逼供的，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落实对刑讯逼供人的行政责任追究；严格执行刑讯逼供的赔偿制度，并由国家负责对行为责任人的追偿制度，并由国家负责对行为责任人的追究。通过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罚，以收到良好的威慑作用。

（三）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是杜绝刑讯逼供行为的中心环节

1、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这一制度的确立，将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预防和根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沉默权说白了就是一个人面对警察的讯问是否陈述，陈述什么取决于自愿，任何人都不能施加压力。沉默权的确立必将大大的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讯问当事人的时候不能强迫他说话，因此就没有理由再采取逼供的方式，在法律审理中，当事人保持沉默的多了，就不会出现以侦查时期靠刑讯逼供得出来的口供为准了。

2、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将使刑讯逼供者被迫放弃刑讯手段。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凡经查证属实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骗等方法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方面要在将来进一步修正刑事诉讼法典时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以提高其权威性。另一方面，必须确立实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所必须配套的制度，如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认定程序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落实，从而为遏止刑讯逼供增加一道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