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小说

《新时期文学作品》结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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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小说指出，历史充满断层，历史由论述构成。以福柯的

的概念，我们应透过各种论述去还原历史，而该种论述，是根据当时的时间、地点、观念建构的。换句话说，历史并不是对史实单一的记载，亦并不是对于过去的事件的单纯的纪录。德里达也说：“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我们都透过这种结构再理解整个世界，新历史主义在1980年代萌芽，通过格林布兰特的作品发展，在1990年代得到更大的影响力。首先使用这个词的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文系的教授史蒂芬·格雷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1982年的《文类》杂志第一期专刊打出这个旗号。之后通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当前文艺的动向。葛林伯雷使用的另一个词是“the poetics of culture”，即“文化诗学”。是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是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强调文学本体论的批评思潮的一种反驳，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解释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小说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进行了历史——文化转轨，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行一种综合性解读，将被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所颠倒的传统重新颠倒过来，把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打破那种文字游戏的解构策略，而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它在70年代末已经初露端倪，即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而且这种阐释文学文本历史内涵的独特方法日益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

新历史主义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更指出文学与历史之间不存在所谓“前景”与“背景”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它强调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认为文学隶属于大的文化网络。它着重考察文学与权力政治的复杂关系，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参加意识形态的塑造。在批评实践上，新历史主义有明显的跨学科特

征：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往往与书信、游记、宣传手册、医学报告甚至绘画等放置在一起加以分析细读，文学打破了自治的领域，参与到与其他文化文本的不断对话和循环之中。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蒙特罗斯（Lousis Montrose），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维勒等。另外对于新历史主义批评影响较大的还有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oult）和人类学学者吉尔兹（Cliford Geertz）。

海登·怀特是新历史主义最主要的批评家之一，被誉为“在文化理解和叙事的语境中，把历史编纂和文学批评完美地结合起来”。他的主要著作有《历史的负担》（The Burden of History，1965）；《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1973）；《叙事的回归线》（Tropics of Discourse，1978）；《希腊罗马传统》（The Greco-Roman Tradition，1978）；《形式之内容》（The Content of the Form, 1987）；《借喻的现实主义》（Figural Realism, 1997）。其理论著作主要有《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年）、《话语的比喻：文化批评论集》（1978年）、《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1987年）、《比喻实在论：模拟效果研究》（1999年）。

《历史的负担》是海登·怀特的主要代表作，也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主要代表作，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作者认为，史与诗并不存在截然断裂的鸿沟，任何史学作品都包含了一种深层结构，它是诗学的，实质上也是语言学的，是一种未经批判而被接受的范式。作者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理论，同时又注重贯彻历史主义思想，并以反讽式的比喻策略对十九世纪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逐一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他们进行历史著述时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从而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20世纪60年代，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的思考促使怀特由中世纪史、文化史研究转入历史哲学研究。在回想那个时期时，怀特说：“我一直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什么研究过去，而不是我自己去研究过去。”显然，以往历史哲学在这个方面的思考不足以令怀特释疑。这位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到所谓纯学术之中深蕴的意识形态、宣传、权威这一类政治学要素，历史学与这些要素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大众意识里一贯以求真、客观标榜的历史学真的能够回避政治吗？在教育日益普及、大众文化急剧扩张的60年代，怀特相信，人们需要走出精英文化的阴影，重新认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探寻历史学的真正本质，而它恰恰被现代史学的权威遮蔽了。于是，反叛现代史学便成了怀特寻求话语自由的必由之路，如此才可能将历史学带出当下的困境。反叛必须从现代历史认识的根基入手、从理论层面入手，1966年，怀特发表《历史的重负》一文，从此揭开他倍受争议的理论生涯的序幕。

《历史的重负》告诉我们，现代史学在理论认识上的落后已令它陷入一种荒谬之境，那就是，“在发现艺术的和科学的陈述有着共同的建构主义特征之后，假定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存在19世纪的许多史学家自信占据的、并以拥有它为骄傲的那中间地带消失了。”这时，如果史学家还陷于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那无异于还在坚持那种过了时的19世纪的科学和艺术观念。事实上，进入20世纪以后，只有落伍了的史学家们仍那么做，这使得历史学在其它学科面前已经颜面尽失却不自知。怀特认为，此时，历史学已经成为更新了自身观念的科学与艺术的共同敌人。一方面，科学在20世纪取得的支配地位加速了建构一门社会科学的进程，同时也加剧了对历史学的敌意，因为社会科学面对的是一群观念保守并毫无社会责任的史学家，他们沉迷于资料，无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艺术家对历史的敌意则在于历史总是那么缺少敏感性和意志。在现代小说和戏剧中，历史学家往往是“装作尊重精神的虔诚样子，只是为了更好地破坏精神对于创造性个体的要求”。

在《历史的重负》中，我们已经能看到怀特对比喻的关注，到

1999年的《比喻实在论》，他依然保持对比喻的极度兴趣。怀特曾指出，他想要弄明白“一种作为逻辑的、辩证的和诗学的连续统的比喻观念的发展”。30多年来，怀特对比喻理论的思考步步深入，这种思考最初只是想借用修辞学的某些思想探寻实现他所认为的历史学目的的途径，后来，怀特通过考察比喻观念的发展而形成的比喻理论已经为他理解人类意识发展与西方文化的现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