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古代文学史复习重点

古代文学史

明代

明初诗文

吴中四杰: 《明史·文苑传》：“明初文学之士”，“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这些诗人在明初诗坛颇具代表性。其中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人均为吴人，人称“吴中四杰”，以比拟“初唐四杰”。众诗人中成就最高的是高启。

台阁体: 自明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学发展步入一个低潮期，在文坛占主要地位的是“台阁体”。台阁指当时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馆阁”。台阁体则指以当时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台阁体之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创作也可以包容在内。台阁体诗文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杨溥《东里诗集序》），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

台阁体的特点：1.与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关系密切，故表现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2.反映上层官僚的生活内容，故应制唱和之作甚多；3.与当时政治平静、人事结构稳定的状态对应，表现出陶然悠然的满足心态。他们要求文起到“施政教，适性情”的功能，内容上要“歌颂圣德”，在表达一时的感情时，要“适性情之正”，抒写“爱亲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怀”（杨荣《省愆集序》）。总之，台阁体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并且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故其必然将文学引入绝境。

南戏:

三大传奇:李开先《宝剑记》取材于小说《水浒传》，写林冲落草的故事，系李开先及其友人的集体创作。与《水浒》不同的是，剧作中的林冲基本上是一位主动出击型的英雄。他与高俅、童贯的斗争，都是清醒、自觉而坚毅的。将林冲写成一个忠臣义士，将张氏写成一个孝妇贞妻。剧本的主旨如开首《鹧鸪天》曲所言：“诛谗佞，表忠良，提真托假振纲常。”道德说教的色彩仍是相当浓厚。但另一方面，剧中既寄托了作者自身因遭受挫折而生的愤慨，也反映了他对政治黑暗的亲身体验，与纯粹从教忠教孝立场出发的作品毕竟不是一回事。像“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一类的表白，具有一定的反抗意味。剧中的唱辞偏向于文雅工丽，但雕琢不深，尤其《夜奔》一出，写得苍凉浑厚，具有浓厚的抒情性

梁辰鱼《浣纱记》取材于《吴越春秋》，把勾践复仇灭吴的历史大事件与范蠡、西施的爱情传说结合在一起来写，剧中的中心人物实际是西施。因西施与范蠡初以一束浣纱定情，故以此为名。这个剧写出了文人的一种浪漫色彩的生活理想：忠君报国，功成身退，才士与美女相偶放浪江湖。在李白诗中，已经常表现出类似的人生企慕。《浣纱记》对历史素材的处理，同样反映着作者的思想和个性。剧本赞扬了范蠡和西施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爱情和幸福的行为，同时也以相当多的篇幅渲染了西施在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时所感受到的深深悲哀，能够使人感动。

产生于隆庆年间的《鸣凤记》是一部关切当代政治事件的剧作，或谓是王世贞作，或谓是其门人作，均难确定。作者把以严嵩父子及赵文华为一方的“奸党”和以杨继盛、董传策等人为一方的“忠臣”向两个方向作极端化的描绘，从而维护了嘉靖皇帝的“圣明”品性。把复杂的政治矛盾解释成政治人物道德品质的对立，这是一种惯常的作法，作为历史事实的反映来看，其可信程度是有限的。剧中的杨继盛等人是“忠义”的化身、“纲常”的代表，缺乏普通人的思想感情，显得很死板。另外，此剧的语言骈俪雕琢，过多地引经据典，也是一弊。但此剧由于其人物品格是极端化的，所以矛盾冲突显得格外激烈，在当时的戏剧中很少有。

传奇: 明代戏曲的主体是传奇。传奇是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合了北曲声腔与元杂剧某些优点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样式。“传奇”本为唐代短篇文言

小说的专称，后世把诸宫调、元杂剧及其南戏也称为传奇，明嘉靖后，“传奇”一般指明杂剧之外，以南曲为主谱成的中长篇戏曲。据《南词叙录》的记载，嘉靖前期流布的主要声腔为昆山、弋阳、海盐、余姚四种。明传奇作家，知名者三百余人，傅惜华《明代传奇总目》著录明传奇剧目950种。其中有姓名可考者618种，无名氏所作332种。

沈汤之争:

沈璟是曲学名家，他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在前人著作的基础上对南曲七百十九个曲牌进行考订，指明正误，成为后人制曲和唱曲的权威教科书。他的曲论要点有二：一是格律至上，二是推崇“本色”语言。《词隐先生论曲》有云：“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着意斟量。”

中国传统戏曲是一种歌剧，而沈璟所关注的，主要是其歌曲部分，于歌曲又特重声韵之和美，这和汤显祖从戏剧文学的角度主张“以意趣神色为主”，着眼点是不同的。沈璟曾因《牡丹亭》不合他的以昆腔为准的音律要求，将之改为《同梦记》（吴江派中其他人也曾这样做），引起汤显祖强烈的不满。他们的态度当然是偏狭而武断的，不过，不能因此说沈璟对于曲学的研究没有价值。后来的戏曲家对他普遍表示推崇，这总是有一定道理的。

汤、沈之争发生后，许多戏曲家持折中调和之论，被认为是吴江派嫡系的吕天成在《曲品》中说：“不有光禄（指沈），词型弗新；不有奉常（指汤），词髓孰抉？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乎？”这个意见在当时有代表性，也有可取之处。《曲品》是一部以分列品第方式评论戏曲作家与作品的著作，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评论中也有较好的见解，不过因缺乏系统的理论观点，总体上显得散碎。在明代曲论中，最有系统性和理论性的，当属王骥德的《曲谱》。

牡丹亭明末文化意义个性解放：

临川四梦

西游记版本（最早的刻本）

金瓶梅版本（最早的刻本）及历史地位

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刻本，是卷首有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东吴弄珠客序及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共一百回，有的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初刻本。其后有崇祯年间刊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般认为是前者的评改本。它对原本的改动主要是更改回目、变更某些情节、修饰文字，并削减了原本中词话的痕迹。清康熙年间，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刊行（此书扉页刻有“第一奇书”四字，因此也称作《第一奇书》）。它是以崇祯本为底本，文字上略有修改，加上张氏的回评、夹批，并在卷首附有《竹坡闲话》、《金瓶梅读法》、《金瓶梅寓意说》等专论。这个本子在清代流传最广。

三言二拍：《喻世明言》（原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分别刊刻于天启元年前后、天启四年和天启七年，各四十种，共计一百二十篇。

剪灯新话

晚明诗文童心说/性灵说

公安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