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文化

雅俗文化摘要：近年来，雅俗之辩热闹非凡，文人学者或抑俗扬雅，或扬俗抑雅，互不相让。

纷乱中，人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雅俗交融。

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现当代文学创作中，还存在于学术研究中。

这种现象的出现，涉及到对雅俗交融的创作方法的看法。

一说雅俗交融的创作方法不伦不类；一说这种作品就低不就高。

实际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本人认为：文学有雅俗之分，这是客观事实，但雅俗文学不是文本的概念而是时代的概念；雅俗之辨不在于作家而在于读者；雅俗文学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雅俗合流是文学的发展趋向。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雅俗文学中国文学以20世纪为标志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20 世纪以前的文学称做古代文学，20世纪以后的文学称做现代文学。

这两个阶段的雅俗文学是不一样的，评判雅俗文学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胡适在《词选序》中将唐宋词分为三个时期：“歌者的词”“诗人的词”和“词匠的词”，并作了这样的分期：“东坡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东坡到稼杆、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

”胡适是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中国文学都是从民间文学发展起来的。

胡适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成为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主流观点，因为它符合中国文学的发展实际。

中国的诗歌、散文小品、小说、戏剧都有一个从民间艺术走向文人艺术的过程。

胡适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描述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古代的雅俗文学作了辨析。

俗文学是民间的、粗糙的，雅文学是文人的、精致的。

因此，郑振铎在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中给俗文学就下了如下的定义：“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

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从定义中就可以看出，郑振铎所说的通俗文学就是指民间文学。

文人文学是雅文学，民间文学是通俗文学，以这样的分类来划分中国古代文学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以此来辨析20世纪中国文学，却有很多文学现象无法说清。

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文化活动也和物质生产生活一样，有生产和消费两大基本环节：一个是社会文化文明成果的创造生产过程，一个是社会已有文化文明成果的消费过程。

这两个方面有统一的本质：它们归根到底是人自身的再生产、再创造活动。

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价值可以定位于这两个方面：它们或者满足人和社会进行文化生产的需要，或者满足人和社会文化生活消费的需要。

前者意味着不断为社会的文化生产、创造和更新注入活力，后者意味着直接成为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对象资源，使人们享受文化和文明的成果。

与此相应，我们可以将各种文化现象，包括各种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在内，区分为“消费型”和“生产型”两种。

因此，我们可以将所谓雅文化与俗文化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理解成文化上的“生产”与“消费”的基本关系。

它的意义在于：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和我们这个时代来说，“精英”与“大众”的主体分层并不意味着，也决不应该理解为是人与人之间在文化占有上的分裂和对立，而应该合理地理解为，是同一文化体系自身结构和运转中的分工与合作；同样，“雅”和“俗”的文化定位，也可以看成是文化结构的不同层次、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文化成果的不同水平，而不是彼此根本排斥的对立形态。

生产与消费互动防止“文化沙漠化”纠正俗文化和雅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简单对立的观念，确立文化生产与消费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新理念，是在日益走向市场化的条件下防止“文化沙漠化”的关键所在。

所谓文化生产与消费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是指：一方面，让文化消费的需要，特别是它的发展需要，尽可能成为文化生产的需要和动力，以促进文化生产的发展更新，并保持与大众消费更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让文化创新生产的成果，尽可能快地转化为消费的需要和动力，以帮助大众文化不断地上升到新的境界。

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双向趋近，达到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互相转化，是一个社会文化体系有良好机制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文化优越状态的整体表现。

它呈现出的是一片文化繁荣、充满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犹如一片“生命的绿洲”；与之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体系中，发生了文化生产与消费、“雅”与“俗”之间的分离和对立，那么不要多久，这个社会就将呈现出一派“文化沙漠化”的景象。

“文化沙漠化”的直接根源和核心标志，是文化创造力的衰竭和文化生产的低俗化。

民国初年徐枕亚用骈文体写了小说《玉梨魂》，用词典雅艰奥，是一部典型的文人作品，但被认为是通俗小说；40年代赵树理用说书体创作了许多小说，用词浅白，老少皆宜，却被认为是雅文学。

张恨水被认为是通俗文学作家，他的作品被称之为报章小说，可是同是报章小说的鲁迅的《阿 Q正传》却被看成是 20世纪雅文学的经典之作。

要规定20世纪中国雅俗文学的划分标准首先应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有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性。

这一特性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学是在传统文化之中自我运行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学是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冲突的结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刻的文化内涵就是用西方的文化重新审视和评估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提倡就是要用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取代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在这样的文化观念中产生的中国新文学也就是用西方的文化观念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

对这一点，新文学作家也不讳言。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他提倡“人的文学”就是要给中国文学建立新的价值关系。

随着社会发展，新文学的内涵有所变化，到了20年代后期，“人的文学”开始要求和政治思想意识结合起来，并逐步地成为了中国新文学的主导意识。

自新文学在“五四”时期登上文坛之后，也就取得了中国文学的正宗地位，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文学。

这条主流文学发展线索代表着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从而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雅文学。

被新文学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学在20世纪同样继续发展着。

传统文学作家并不像新文学作家那样有明确的纲领和众多的社团，他们是一些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人，他们以杂志为中心聚集在一起进行文学创作。

传统文学作家同样强调文学要“警世觉民”，但其内涵与新文学作家不同，他们不是想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创造出新的文化内涵的文学来，而是想用中国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创作出具有新的世俗道德的文学来。

他们也注重文学对读者的影响，但影响的方式与新文学不同。

他们不以教育启蒙的方式启迪读者，而是以一种消遣趣味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感染读者。

在政治、经济、文化冲击下，20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发生着变化。

传统作家们拥护共和政体，反对军阀混战和异族的入侵；承认金钱的价值并以市场为手段进行文学炒作；对新文学提出的人性的价值和人格的独立也表示认同。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始终不变，始终是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评判是非的价值标准。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传统文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却拥有大量的读者，是文学的阅读主体。

这一条文学系列也就被称为通俗文学。

概念的形成建立在事物的适应性上，以作家、作品来辨析中国古代文学的雅俗，能够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的雅俗现象；以文化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雅俗标准，中国现代文学的雅俗之分就很清楚了。

我们能够清楚地辨明那些仅仅借鉴通俗文学常用手法的新文学作品不能算是通俗文学；“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人提倡的“平民文学”，30年代“在联”所进行的“文学大众化运动”，40年代初展开的“民间文学形式的讨论”以及40年代之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要求的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等都不是通俗文学，它们只是为宣扬西方文化或思想启蒙而展开的通俗化的运动。

同样凡是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不论它是白话的还是文言的，不论它是民间创作还是文人加工的都应该是通俗文学；金庸的小说、琼瑶的小说借鉴了许多现代艺术表现手法，要求个性自由和人格自由，但它们还是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它们都是通俗文学作品。

雅俗文学在读者阅读中完成从文化的角度论证文学的雅俗，还只是理论上的概念，雅俗文学在美学上还是各自有着侧重点的。

雅文学总是以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自我的思想感情提升读者或影响读者；通俗文学总是将世俗社会的人生感情宣泄出来感染读者。

这种区别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表现得很清楚，那些文人创作的作品表现的是自我得意或失意的感情，一般都充满着玄学哲理，而那些民间文学表现的是那些大众的对社会人生的评价和感受，形态简单却清新或质朴。

如果哪一位文人利用了民间形式进行文学创作，这样的作品往往都被称为雅俗共赏。

在现代文学中区别显得比较复杂，雅文学表现出对既有社会的人生价值的怀疑和批判，而通俗文学则正是在既有的社会中展开人生的演绎，很清楚，两种文化的不同决定了雅俗文学对社会人生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也决定了雅俗文学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态。

同样如果这两种文化在作品中融合，其作品就被看做是雅俗合流了。

由于雅文学的个人色彩很强，雅文学也就表现出很强的哲理性；通俗文学的社会情绪很浓，通俗文学也就表现出很浓的煽情。

雅文学的哲理由个人对社会的评价和人生的评价两方面组成，通俗文学的煽情性也由社会的情绪和人性的情绪两方面组成。

雅文学的个人观念如果得到了他人的认同和附和就会形成文学流派，通俗文学的煽情如果得到社会的呼应就会形成文学的社会热点。

这种形态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表现得尤为充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派等新文学的社团流派实际上都是一些个人的社会人生观念相同或相近作家的组合；而民初的言情小说热，三四十年代的武侠小说热以及后来的琼瑶小说热、金庸小说热等等，这些热点的形成无不是作家创作和社会呼应相结合的结果。

为了得到他人对自己的社会人生评价的认同，雅文学作家总是把创作视角延伸到哲学和历史的空间中去，他们对发生在身边的社会变化和生活琐事不感兴趣，而看重人生的终极关怀；通俗文学作家为了作品得到社会的呼应，他们不去作什么哲学和历史价值的思考，他们就是原原本本地把发生在身边的事描述出来，并通过这些事情表达出当代的社会情绪。

与新文学比较起来，通俗文学反映生活比较浅，但它写的事与中国读者的实际生活很接近，更具有本土特色。

雅文学对读者的影响讲究顿悟，读者在作品的阅读中似乎得到了什么，优秀的雅文学作品每读一次似乎都给人一次人生启悟，无论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都是这样。

通俗文学对读者的影响来自于煽情，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都会产生广泛的社会认同。

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和碰撞，20世纪中国雅俗文学美学上的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已相当明确了。

为了得到更多的读者，雅文学的以人为创作中心和通俗文学的以环境为创作中心在创作实践中开始走向融合。

雅文学中的中国社会的人文环境的描写明显地加强，通俗文学中对人性的剖析明显地加深。

40年代的张爱玲等人的小说几乎都是在中国特有的人文环境和血缘关系中开展人性的挖掘和人性的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