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清照的《词论》看词别是一家

[转帖]从李清照的《词论》看词别是一家Post By：2010-3-31 17:05:00

李清照的《词论》首先论述的是词的起源问题，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这里李清照要说明的就是词和音乐的紧密联系。“从历史上看，诗在《诗经》的阶段也是可以歌唱的，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节），但是到后来诗里面就分成了两支，一是文人诗，二是在民间流传的乐府诗。“‘乐府’一词，在古代具有多种涵义。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汉代人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称为‘乐府’。同时，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有合乐有不合乐的，也一概称为‘乐府’。继而在唐代出现了不用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种特点写作的诗，被称为‘新乐府’或‘系乐府’。宋元以后，‘乐府’又用作词、曲的别称。因这两种诗歌的分支，最初也都配乐演唱的。所以，我们需要把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意义的“乐府”区别清楚。”（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词的产生是和乐府分不开的，“唐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燕乐）。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沈括《梦溪笔谈》）。沈括所讲的就是词产生的另外一个要素胡乐的进入所带来的影响。而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词的产生和民间音乐的关系。从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李清照首先引用李八郎的典故，侧重词的产生和音乐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没有错的，这里有一问题就是诗在最初也是一种歌词现象，而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体现为“诗缘情”和“诗缘志”的冲突，而在音乐性这个方面就是所剩无几了。到最后文人诗就变得不适合歌唱了，刘永济的《词论》中说:“唯有近体,章有定句,句有定字,长于整饬而短于错综,其弊也拘,能常而不能变者也,故其道易穷。而词体承之以兴,参奇偶之字以成句,合长短之句以成幸,复重而为双叠,演而为长慢,字句之错综既已极矣。(律诗八句中也有错综,但太简耳。) 而五声从之参伍其间,变乃无穷。”这一点正是给了词巨大的发展空间，词要注重的领域就是诗所丢弃的歌词传统。而这一点也是李清照所再三强调的。

《词源》详载张先其父张枢作词时反复修改以求协音的经历云：

先人晓畅音律。每作一词, 必使歌者按之, 稍有不协, 随即改正。曾赋《惴鹤仙》一词云“ 粉蝶儿, 扑定花心不去。”此词按之歌谱, 声字皆协, 惟“ 扑” 字稍不协, 遂改为“ 守” 字, 乃协。又作《惜花春起早》云“ 锁窗深” , “ 深” 字音不协, 改为“ 幽” 字, 又不协, 改为“ 明” 字, 歌之始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6页。

从上文可以看出宋人对词协律的要求已经到了不顾词意的地步，“扑”与“守”、“深”、“幽”、与“明”之间完全是大相径庭的，但张枢竟然能对其随意替换。苏轼其后不顾协律，对词进行诗化的改造。我想同这种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文学现象有着一定的联系。

正是基于词的音乐性这一点，李清照对北宋的几大词人进行了品评，而正是这样的品评引起了后代一些词学家的批评。“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 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 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这是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所见到的对李清照《词论》最早的评价，胡仔主要指责李清照自傲于对音律的擅长从而贬低别的词人。不过从李清照的品评来看，她所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看她对晏几道、欧阳修和苏轼的评价：

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

因为词一直是作为“诗余”的身份出现在宋朝文人的文化生活中的，何谓“余”？《论语》中有这样的话“其余不足观也已。”，“余”就是多余、可有可无的意思。晏几道、欧阳修和苏轼都不是专业的词人，也不可能将词提到什么样的高度，所以他们对词的写法，不可能严格到完全符合音律的地步，是确实存在的现象，特别是苏轼更开拓出诗化的一面。如果说柳永是在词的排调即形式方面丰富了词，苏轼完全就是词的内容乃至境界的开拓者。而李清照很明显是反对苏轼在这个方面所做的事情。这里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像苏轼这样的文化天才是不可以模仿的，如同唐诗中的李白诗，所以李清照反对苏化的词应该有一层考虑就是，后人会在对苏词的模仿上走上一条歧途，造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现象。

从李清照的话中，可以看出她的意图不是否定这些文人词，她所想建立的是词的一种特有规范，正如诗在唐朝完成了它从内容到形式的标准化建设，李清照是想按照唐诗的模式给宋词下一个定义，所以她要做的就是完全将诗和词的手法、用途和领域完全分开。为此，协律只是李清照所强调的词“别是一家”的最重要的方面，另外《词论》中其他的几个观点也很值得注意：

（1）高雅，不满柳永“词语尘下”；

（2）浑成，不满张先、宋祁诸家“有妙语而破碎”；

（3）典重，不满贺铸的“少典重”。

（4）铺叙，不满晏几道的“无铺叙”。

（5）故实，不满秦观“专主情致，而少故实”，黄庭坚“尚故实而多疵病”。

（6）词旨正确，不满晚唐词的郑卫之音和南唐的“亡国之音哀以思”

李清照在划清词与诗的界限之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词自身的特点如何表现，词固然可以是一家，但这一家的成员是哪些？李清照在对北宋词人的总结出这些点，所以我们不应该将上文中李清照的品评看作是一种批评性话语，而解释为她从前人的词作中体会到词整体美感是如何建构的，它需要哪些规范，这正体现了李清照作为一个杰出女词人所拥有的视野，不是停留在某一部作品的优劣上面，而是深刻感觉到在词发展到她那里，应该有一个主体性的地位，而不是“诗余”这样作为文人的消遣之物，词走到李清照这一步，它应该成为严肃的表达体，这一点在李清照南渡以后的词作中有着更为完美性的表达。李清照晚年由于身世的关系，词风显得更为深沉，可以说达到了她自己在《词论》中的理想境界，可以参看后人对《声声慢?寻寻觅觅》的评价。

柳永虽然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词论》中所言：“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但柳词有一个毛病就是因为柳永一生仕途不顺，潦倒于歌楼妓馆之间，作有大量的艳词，甚至于有一些淫词荡语。这样的现象在诗的发展历程中同样可以看到，孔子讽刺郑卫之地的音乐是靡靡之音，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的民歌有着一些过于直露的表达，很明显这样的话语是不可能被上层的文化人士所接受，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但这确实我们历史中不可避免的文化现象，同样的问题也出在词身上。所以词要想正式进入主流的文化话语系统就必须要避免柳永部分词作中俗和淫的一面，李清照对于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因为在北宋词的发展历程中，不是柳永一个人有这样的问题，很多词人都有，比如在诗歌上有重大成就的黄庭坚就有一些比较低下的词作，所以不认清、不解决这个问题，词是没有办法获得自身的正常发展。

“浑成”和“典重”则是指词的风格问题，而“铺叙”和“故实”则是创作手法的问题，这四点要求正好构成了词创作整体上的要求。而这些点李清照也是建立在对前人文学成就吸收的基础上，“铺叙”历来多属诗文辞赋的写作手法。《文心雕龙? 诊赋》云“ 赋者铺也。” 柳永创作慢词, “ 始铺叙展衍” 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近人夏敬观《手评乐章集》谓其“ 层层铺叙” 为“ 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 。晏几道后于柳永而所作的多属小令, 未能从较长篇幅展开铺叙, 故李清照引以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