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主义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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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主义的演变
保护主义,即以维护本国利益作为是否适用本国法律的依据;任何侵害了本国利益的人,不论其国籍和所在地域,都要受该国法律的追究。它既是特殊利益集团所导致的结果,也是一般公众对于变化感到忧虑的反应。伴随保护主义的是巨大的经济代价。而经济的变化直接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演变—新贸易保护主义
新贸易保护主义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为指导,利用WTO的相关协议和本国法规和贸易政策,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弱势产业和就业免受外国商品的竞争和冲击,其关注的焦点由传统理论所关注的经济问题扩展到社会问题,由产业发展转向了人类本身.同时通过补贴、税收优惠以及政府与部门的合作计划促进国内高科技产业发展,创造比较优势,提高高科技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经济利益。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兴起的,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目的是想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它是由国际竞争加剧﹑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和发展中大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地高等因素造成的。具体特点表现为:(1)绿色壁垒: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类日益面临像大气污染、温室效应、有毒废物排放、物种灭绝、资源枯竭等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引起了世人的严重关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凭其经济和技术的垄断地位,制定了一系列苛求的环保措施和高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环境质量标准,并以此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对本国市场和工业形成保护,构筑一道绿色屏障,主要包括绿色标志﹑绿色包装﹑环境成本等。(2)技术壁垒:科学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各国的产品技术规范、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日益科学与成熟,并推动经济向前发展,但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依其经济和技术优势而制定的技术规范、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认证标准、评审程序和认证、认可制度等则名目繁多,复杂多变,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的主观性、目的性和苛刻性,对有关国家的产品和服务构成了技术障碍,令其难有作为,主要包括市场准入和认证认可制度。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
1、相对金融危机发生前几年而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将进入一个高发期。一方面,金融危机后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显著抬头的一个时期,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较快增速并已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加之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无疑将成为其他经济体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最集中的国家。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企图从战略上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其中对华采取
贸易保护主义、限制我国产品出口,就是经济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和我国竞争追赶关系日趋明显,对中国快速崛起持谨慎态度,也有对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机。
2、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向前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仍处于可控范围内,爆发大规模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首先,自由贸易的趋势不可逆转,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维护自由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符合各国的切身利益。第三,国际分工的趋势不可逆转,每一个国家都很难在完整的产品链上独立完成。第四,多边贸易体制对贸易保护主义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3、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落后产能将成为滋生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因素。各成员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刺激政策虽然是为了保障就业和企业的生存,是短期的措施,但实施这些措施的结果是造就了一些不具竞争力的企业,导致了落后产能,在未来经济恢复期这些没有竞争力的利益相关方会构成贸易保护主义发展动力。
4、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发起者,但发达国家发起的贸易保护措施所涉金额仍远大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之后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贸易救济措施数量增长幅度要高于发达国家。虽然发达国家所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并未有明显增长,但所涉及的案件金额要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产业的影响: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加大了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化。首先,“十二五”可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遭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最严重的时期。一方面,金融危机后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显著抬头的一个时期,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较快增速并已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加之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无疑将成为其他经济体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最集中的国家。其次,随着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中国外部经济风险开始向宏观层面渗透。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来看,中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已成为影响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随着宏观层面利益冲突的凸现,国际上“中国威胁论”泛滥,并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再者,美欧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的产品从纺织、轻工等传统产业逐步向钢铁、有色、化工等重化工产业以及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扩散。2008-2009年,在美欧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中,钢铁类产品占据绝大部分份额。除此之外,涉及机电、化工等类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所占比重有明显上升趋势。而纺织、箱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受发达国家的反倾销调查所占比例已下降到10%以下。同时,美欧均已开始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发起贸易保护。美欧等发达国家对我国传统的贸易保护对象多是特定产品和行业,但近年来日益扩大到中国国内经济政策领域。除了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加大施压力度外,又对中国的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频频发难,认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和政府采购政策阻碍其产品出口到中国。最后,我国可持续发展政策可能引发新的贸易摩擦。近年来我国开始对部分稀缺性资源、战略性产品出口进行必要的限制,如征收出口关税、出口数量限制等。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