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直面问题要勇气更要能力

领导干部直面问题要勇气更要能力
在一些地方，有的领导干部忙于交际应酬，对具体工作不管不问，出现问题时一头雾水，搞不清楚状况。

有的面对问题时“打乒乓球”，互相推诿、躲躲藏藏，把新问题推成了“老大难”。

有的则“和稀泥”、“纸包火”，能拖则拖，把小问题淤积成了大问题。

其结果是直接导致领导干部乃至政府部门公信力的丧失。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矛盾和问题有所增多。

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矛盾的出现反而是解决前进障碍、推动发展进步的重要契机，历史正是在问题和矛盾的不断产生与解决的循环过程中向前发展的。

出现问题就怕得不得了，不敢正视，不敢直面，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和心胸。

是否敢于直面问题，是一个态度问题，更是一个能力问题，有时候能力甚至决定态度。

因而，在端正面对问题的态度时，着眼于建树直面问题的能力很有必要。

敢于直面问题，首先就要有面对质疑的承受能力。

承受能力源于面对问题时的底气，而底气则取决于对待工作“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事业心、责任感。

作为领导干部，在任何名利的诱惑下都要身正影直、清正廉洁、拒腐防变，确保不做问题的“典型”和“源头”。

在复杂紧急的情况下，都要“每临大事有静气”，确保头脑清醒、不自乱阵脚。

而在祥和安宁的环境下，应当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只有这样，才敢在问题出现的时候“大大方方站出来”，才敢于承受各种可能的质疑，做到“心中有数、底气充足”。

直面问题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

能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有没有准确到位的分析能力。

解决问题就像大夫看病一样，前提是要对“顽疾”有正确的判断，知道病症出在什么地方，缘于什么诱因。

这种能力的基础，在于平时工作中对权力责任清楚于脑，对办事方法和手段烂熟于心，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走向“把好脉”。

而在抓重大工作、处理重点难点问题时，对一些薄弱环节和不太起眼但事关全局的“关节点”不放过，更多着眼于制度机制的建树，做好预防和准备。

如此，当问题出现时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症结所在”，保证“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直面问题，不能没有掌控大局的谋划能力。

有的领导干部在处理棘手问题时，往往“拆东墙补西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慌不择路”。

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全局意识，找到了“点”但顾不了“面”，以致顾此失彼，使工作陷入被动。

只有站在全局高度，冷静分析问题性质和来源，弄清问题是否有倾向性、普遍性，准确评估损失程度和影响范围，防止问题“蔓延开来”，同时杜绝“早完早了事”的想法，着眼于从根本上、系统地解决问题，才不会“按下葫芦起了瓢”，才有问题“攻克一个、解决一片”之效。

领导干部要以德修身
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不仅事关个人品行，而且关系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

百行德为先。

品德是一面镜子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这对加强
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刻领会精神，更加自觉地以德修身。

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不仅事关个人品行，而且关系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

百行德为先。

品德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在里面显现出来。

人们判断我们的党，常常是从身边的党员干部个体的言行、作风特别是道德修养开始的。

身不修则德不立。

良好道德的养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遵循道德养成规律，从一点一滴做起，长期坚持。

领导干部修身明德重在自省。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

”孔子也重视和倡导自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一个领导干部只有经常自省修德，经得起时间考验，受得住环境磨炼，才能渐入道德佳境。

做官先做人。

做人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也是人生事业成功的基础。

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

好人不见得是好官，但好官却首先应当是好人。

只有做好人，才能做好官。

作为领导干部，比普通人来说，做人的标准应当更高一些。

做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人。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

应始终保持蓬勃向上的朝气、开拓进取的锐气、不畏艰险的勇气。

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智慧用在改善民生上，把精力用在抓落实上。

做到对党忠诚，亲民爱民，具有忠诚可靠的优良政治品德。

做有良知的人。

良知是评判道德的重要标准。

人之所以和其他动物不同，是因为具有德性，而德性要求遵循良知。

修养道德，要先培养良知。

一个人能做到遵循良知的要求，而不挟带出自私情的偏见，才是有良知的人。

德立而诸善从，德废则诸恶兴。

领导干部做官、做事、做人，都要始终保持自省修德的操守。

做有责任感的人。

领导干部不能等同于普通群众，必须增强责任意识，肩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既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博大胸怀，又要有“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神圣责任感，做到先忧后乐，以身作则，顾全大局，敢于担当，不断锤炼品德意志，矢志奋斗拼搏，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做自觉遵守社会道德的人。

作为领导干部，应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引领，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要敢于与坏人坏事作坚决斗争，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做到言传身教，带头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领导干部职位越高、权力越大，滥用权力的危险也越大，越要谨慎用权。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正确行使权力，使之成为“公器”，就会利党利国利民，在履行执政为民职责中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如果滥用权力，使之成为“私器”，就会祸国殃民，断送自己的前程。

古人讲：“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思潮和人们的道德观念变化，对领导干部来说，权力、金钱、美色各种诱惑越来越多，只有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做到严格自律，警钟长鸣，才能确保权力行使不偏向、不越轨、不出格。

注重道德修养，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领导干部用权不谋一己之私，也是个职业道德问题。

良好的职业道德养成离不开组织上的教育和自身的修养。

古人说：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

放纵自己的欲望，往往是从道德滑坡、官德缺失开始的。

每个领导干部都必须加强道德修养，固本强身，防微杜渐。

做到不因权重而失重，不因权轻而自轻，不迷失人生方向。

注重纪律修养，恪守廉洁从政规定。

英国的一位哲人说过：现代道德存在于对时代准则的恪守之中。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应带头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严要求自己，自觉维护纪律制度的严肃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
度约束没有例外。

在规范领导干部权力运行方面，中央重新修订出台了《廉洁从政准则》，作出了“8个严禁、52个不准”的具体规定。

各级领导干部应认真学习、严格执行、自觉维护这些规定，做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注重自律修养，自觉接受监督。

高尚的道德人格是靠严格的道德自律实现的。

“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

监督是最好的防腐剂，接受监督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领导干部应带头做廉洁自律的表率，自觉接受监督，乐于接受监督，养成在党组织和群众监督下开展工作的习惯。

通过加强自律修养，做到慎言、慎行、慎初、慎微、慎独，不为利所惑，不为名所累，不为情所迷，不断升华党性、升华境界、升华人格，树立并始终保持健康的生活态度和情趣，树立并始终保持为民用权、廉洁用权的良好形象。

领导干部对决策失误的认识误区
对于科学决策，防范和避免工作中的决策失误，领导干部是很重视的，他们也注意强化决策责任意识，通过科学决策程序和机制，减少决策失误。

但也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决策失误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与盲点，并且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如不予以足够的注意，不利于真正避免决策失误，走向科学决策。

（一）对不尊重科学的决策所产生的失误大多已引以为戒，但对于以“科学”名义做出决策所产生的失误注意不够
自从我们强调科学决策以来，不了解情况盲目决策、拍脑袋想当然决策和不尊重客观规律莽撞决策的现象已经大为减少。

社会政治经济决策者们，尤其是地方领导干部，已经越来越重视学习行政学、经济学、管理学知识，并且尝试把所学用于自己的工作与经济决策中，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

但这同时也有了另一种
片面性，这就是自以为自己的决策是基于经济学理论或管理学原则，容易在“科学决策”的名义下产生更大的决策失误。

不论是经济学的公理也好、定理也罢，还是它的一些基本原则与假定，都是有很严格的前提条件的，而实际生活中的现象是多元的、复杂的，教条地搬运一些理论的假定来应对现实中的问题，是肯定要出现失误的。

可是对于出现这样的失误，我们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还感到很委屈。

（二）对于那些没有意识到决策后果的决策失误强调的比较多，但对那些意识到了决策后果继续决策所导致的决策失误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由于相当多的决策失误是因考虑不周全所致，所以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反复强调要多考虑、多设想决策可能带来的负面问题，尽量避免想不到或出意外。

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必要的。

但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决策是决策者明明知道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还是坚持决策。

比如明知条件不具备，还好大喜功、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欠一屁股债要后任和老百姓承担，地方经济可能因此元气大伤；又如明知不可能、行不通，还要奉承上意，投其所好，搞献礼工程，抢时间、赶进度，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结果成为豆腐渣工程；还如目光短浅，不顾全大局，美其名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拍板出台一些地方保护性措施，以邻为壑，扰乱整个社会市场经济秩序，对地方来说也是暂有蝇头小利，最终贻害无穷。

出现这些决策失误，究其根源，其实就是一个利益问题，表面上是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小群体利益，根子还是领导干部不应该有的个人私利作怪。

但由于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这样的决策失误并不以为然。

（三）认识到了决策者个体因素所产生的决策失误的危害，但对于因决策机制出现问题而产生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决策失误的危害认识不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经常能看到，由于决策者自身的素质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决策失误，因而特别强调要提高决策者的素质。

认真研究这些决策失误，
会发现有相当多的决策失误带有普遍性、规律性，换句话说，就是换了决策者也仍然有可能继续出现这样的决策结果。

在这里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一套看不见、摸不着的决策机制在起作用。

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调查显示，我国国有企业每年投资决策所产生的失误不少，有相当大的损失是找不到责任人的。

真正细究下去，往往是一句话：这是由班子成员集体决策的，班子全体成员共同负责，表面上人人负责，事实上又无人负责。

集中决策有集中决策的必要，集体决策也有集体决策的价值，我们不能因为集中决策容易出现一言堂就否定其必要性，也不能因为集体决策容易扯皮推诿就否认它的价值。

关键是能否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决策机制，需要集中时就集中，需要集体时就集体，集体决策集思广益，集中决策当机立断。

（四）对于因决策失误所产生的直接经济代价容易有直观的认识，而对决策失误所带来的隐性的社会代价往往估计不足
在我们的决策中，有很多的决策不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的，或者说即使是经济性的决策，其产生的可能后果中也有许多是社会性的后果。

这就是说，决策失误在更多的时候不只是损失金钱，还有那些看不见的、或者说不可能马上看得见的社会性的损失，比如：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思路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政令不一，朝令夕改导致的政府信用缺失；讲求片面繁荣，有意无意放纵黄赌毒导致的社会风气败坏；过于倾向一些特殊利益群体的分配政策，结果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导致的民众心理不平；出台制定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没有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结果形同虚设导致的制度权威丧失，等等。

可是我们对于决策失误的社会性代价方面似乎并没有一个统计，对其估计不足。

其实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社会性代价应该成为我们决策中最为重要的权重指标之一。

（五）对避免仓促决策所导致的失误强调的比较多，而对危机决策所需要的果断性准备因素重视不够
由于在决策中因仓促决策所导致的教训比较多，领导干部们开始比较重视在决策中的反复研究、反复比较、倾听各方面意见等程序，这对于常态下的决策是很必要的，也是很科学的。

但随着现代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和复杂性的增加，各种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不可避免地增多起来，比如像非典疫情、群体中毒、矿井坍塌等事件。

对于这样的事件如何当机立断、迅速决策就摆在了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面前。

果断决策不等于武断决策，危机决策也不是随机决策。

这貌似瞬间的果决，其实是平时大量决策经验、决策机制等积累的爆发。

但我们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于危机决策所需要的心理准备、机制准备，乃至预案准备这一系列的准备性因素并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甚至还没有意识到。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造成部分领导干部对决策失误认识的盲点，并不仅仅是领导干部的个人因素，这与我们对于领导干部的业绩考核评价体系、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乃至领导干部整个生活、工作、发展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可是，在政治体制逐步走向科学、规范、完善的过程中，先期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决策机制，包括科学的决策结果考评体系、科学的决策过程制度体系、科学的决策规则和决策程序以及决策责任制度等，以避免可以避免的决策失误，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能的。

把干得好的干部选出来
把干得好的选出来
——二谈深入推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
竞争性选拔干部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开放性，它不局限于在眼皮底下选人，而是放宽视野、不拘一格选贤任能。

竞争性选拔干部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择优性，目的是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最适合的岗位上。

如何使竞争性选拔干部的开放性和择优性得到充分发挥？一个核心要求是在“赛场上”比德才、比实绩、比口碑，让干得好的才能考得好。

让干得好的才能考得好，就是根据岗位需要确定竞争性选拔的方式和范围。

区分地方与部门、党政领导班子与内设机构、正职与副职、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等不同情况，采取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公推公选、公开遴选等不同方式，组织有工作实绩、有实践经验、有实际能力的人参与竞争，让干得好的有机会。

让干得好的才能考得好，就是坚持干什么考什么。

搞好职位分析，看拿出的岗位对人选工作经历、知识结构、能力素质的具体要求。

按照人岗相适原则，在笔试面试考题命制中，着重测试人选对岗位工作的熟悉程度、对相关业务的思考深度、对实际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和发展潜力。

运用个性化测试方法，依据岗位工作性质和特点，分类出题或一岗一卷。

探索评委、阅卷人员构成模式和量分模型，规范评分的自由裁量度，提高评价的科学性，让干得好的显优势。

让干得好的才能考得好，就是在程序设计上注重看人选平时干了什么、干得好不好。

除在考察中深入“考绩”外，开展竞争上岗和在本地公开选拔的，可在笔试面试前进行民主测评、民主推荐，并请人选所在地方或单位党组织提供日常表现材料；在更大范围进行公开选拔的，也可请当地党组织对报考者的日常表现作出鉴定，把人选的一贯表现作为资格审查的重要内容，防止有“考绩”无“实绩”、“会考”不“会干”的人占先，让干得好的能胜出。

（仲祖文）
多在“怎么办”上下工夫
由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从怎么看到怎么办》一书最近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

该书紧密联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干部群众思想实际，对物价、分配不公、住房难、就业难、看病难、教育公平、发展不平衡、反腐败8个方面的问题做了深入浅出、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回答，既分析“怎么看”，又阐明“怎么办”，在拉直干部群众心中一个个问号的同时，更增添了他们与党和政府共克时艰、团结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马克思曾经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时代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从怎么看到怎么办》聚焦热点难点，直面现实问题，以鲜明的态度维护群众利益，为实现群众利益最大化谋思路、出对策、想办法。

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怎么看”，而要在把问题看准、认清、分析透之后，多在“怎么办”上下工夫，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解决现实问题，应对各种挑战。

多在“怎么办”上下工夫，就要以扎实的作风推动工作落实。

为政之要，贵在落实。

每一项规划，每一个决策，不管有多么科学合理，如果没有抓好落实，也只是纸上谈兵，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

当前，少数领导干部面对上级的决策部署时，陷入“从要求到要求、从口号到口号、从论证到论证”的怪圈，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作风不扎实。

有一句格言说得好：“想做一件事只需一个理由，而不做事则可以找出许多理由。

”对领导干部来说，就应牢记党的宗旨、忠诚履行职责，对待工作不懈怠、不敷衍、不推脱，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好思路、好办法，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以实绩取信于民。

多在“怎么办”上下工夫，就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左传》云：“政如农功，日夜思之。

”党员干部对待自己的职责，要像农夫耕种一样，把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倾注于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日三省，殚精竭虑。

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就能知责尽责、勇于担当，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各种任务；就能经常进行自我检查、自我鞭策，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就能鼓舞群众、带动群众，形成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良好局面。

多在“怎么办”上下工夫，就要坚持走群众路线。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必须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必须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各级领导干部应扑下身子、放下架子、甘当孺子，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与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定不移地朝着既定的奋斗目标迈进。

理论的魅力在关注民生热点中持续绽放，理论的活力也在回应现实中不断迸发。

《从怎么看到怎么办》拉近了理论和群众的距离，促进了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

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领会其精髓，积极汲取其营养，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