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与古典--林语堂,梁实秋散文风格比较

浪漫与古典

——林语堂，梁实秋散文风格比较

【摘要】林语堂，梁实秋都是属于闲适派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散文都充满了灵性，幽默，闲适的特点。风格差异林氏潇洒自如自在，梁氏严肃雅致自安，都颇能让人回味，而得到社会的广大承认，本文从其创作风格进行了比较从而探究两人的散文特点。

【关键词】林语堂梁实秋散文风格比较

实际上林语堂和梁实秋都曾先后留学欧美，都已经受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也均属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二人的散文都给人以幽默、性灵、闲适的共同感受。但倘苦细细品味、揣摩，却又能觉察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他们不仅仅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都有着被读者遗忘的经历，更重要是他们都是闲适散文的重要代表。时代的恶劣环境下，20世纪30年代时他们躲在自己的自由世界中，谈笑风生，谈性灵幽默，观时百态，写下许多散文。本文试从两位作家的文艺观视角进行比较，探究其散文创作的不同风格。

林语堂和梁实秋都曾有先后师从白璧德，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是以传统的、保守的文化价值对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存在的一种反观。白璧德企图恢复古典文化的精神和传统秩序，以此来匡救现代文明的弊端，强调理性和道德意志的力量，崇尚中庸平和的人生境界，认为世界应该是有秩序、有纪律、有规矩的，不能任凭个性张扬、自由膨胀，因此，白璧德自称其为新人文主义。林语堂以“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为座右铭，以张扬个性为天职，终于不肯接受新人文主义的观点，并自觉地站到导师的对立面，为白教授的论敌斯平加恩辩护，而斯平加恩极端推崇克罗齐，认为克罗齐的“艺术即表现即直觉”的美学理论革新传统的文艺理论体系。反对新人文主义的秩序、纪律和规矩的林语堂，发现自己与克罗齐的看法完全吻合，于是他从斯平加恩、克罗齐那里找到了直觉随感式的艺术路向——随意写来，如行云流水。他反对一切思想束缚，既反对桐城派的“义法”也不甘受梁实秋“纪律”的束缚。在论文《金圣叹代答白璧德》中说：“中国的白璧德信徒每袭白氏座中语，淆古人之所以随足为典型，盖能攫住人类通性，因攫通性，故能万古常新，浪漫文学以个人为指归，趋于巧，趋于偏，支流蔓衍，必至一发不可收拾。殊不知文无新旧之分，唯有真伪之别，凡出于人之真知灼见，亲感至诚，皆可传不朽”，表达了对梁实秋文艺观的不满。他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独抒性灵”，认为“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在文章中，林语堂常常引明清言志派、性灵派文人的言论，作为其主张的重要理论依据。他还接受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表现主义，把性灵与表现理论揉合在一起形成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对文艺创作提出“个性无拘无碍自由自在的表现”，“真诚无伪”等，其实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浪漫主义文学观。梁实秋却是新人文主义文艺观的拥护者，他接受正统的西洋古典主义文艺美学思想，这种美学观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中庸之道与中和美有暗合之处，认为感情表现要做到“质的纯正”和“量的有度”，极力反对浪漫主义，称其为“不守纪律的情感主义”，从这一点看来，他的文艺思想

与林语堂是不同的。在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中，“人性”是一个关键的概念，他曾反复强调：“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其人性论有其特定的涵义；第一，人性是固定的普遍的；第二，人性是情与理、善与恶二元对立的，理性制约情欲才是理想的人性．而且这“理性”就是做人的伦理道德规范。认为“伦理乃是人性的本质”，这是以数千年儒家传统思想为背景，直接来源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人性观。由这种人性观所决定，梁实秋在艺术创作论上主张“节制”，强调文学的严肃性及伦理与艺术的结合，提倡重理性，守纪律。认为感情表现要做到“质的纯正”和“量的有度”。极力反对浪漫主义，称其为“不守纪律的情感主义。”“节制”说导致梁实秋在创作论上主张“内倾”，他不止一次地说，“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凡是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东西，方能流向人心深处去”。在梁实秋心目中，文学模仿的并不是直接的现实世界，而是比现实世界更高的理想以及普遍永久的“真实”，它只有通过深邃的内省才能把握。所以对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扩大生活面，而是凭借强敏之智识与锐利之眼光“向内转”，沉静地体会那普遍固定的人性。综上所述，他的文艺思想与林语堂是有区别的。

但是不同的人生历程，不同的个性气质，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文艺见解，表现在散文创作实践上就有了不同的审美个性。在个体的生存方式看，林语堂虽长于中国家庭中，却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又与基督徒缪翠凤结婚，他们更看重西方的节日文化，也有传统道德。

文艺思想指导着创作实践，正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文艺思想，闲适派散文创作才显示出不同的审美风格。林语堂和梁实秋都主张超政治、超时代、近人生的文艺观。因此他们的闲适散文题材相似，即都偏重于“人性”的表现，内容常常是衣食住行、世故人情，但仔细比较，又能看出他们在选材上的差别。梁实秋表现的“人性”受古典主义美学观的影响，将“人性”与“自我”对立起来，他认为：“伟大的文学亦不在表现自我，而在表现一个普遍的人性”…，所以，他表现的“人性”强调社会性，排斥个性，强调共性，排斥差异性。基于此，他的散文创作严格选择题材，即选择那些与“人生”密切相关，又经过自己深思熟虑过的人生图景，与林语堂闲适散文的选材相比，梁实秋的选材更加严格、慎重、精当，表现的“人性”更加普遍。而林语堂由于主张以“自我”为表现中心的浪漫主义美学观，他表现的人性常与自我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是通过表现自我表现人生，带有较多的个性色彩，形成了旷达自喜、潇洒自在的本色。如他们的同类散文，林语堂写《论躺在床上》题目就有其个性中的那种放逸、随意的气质，信笔写来，联想纷纷，一会儿谈躺在床上的舒适，一会儿谈躺在床上的奇思妙想，洋洋洒洒，却不乏真知灼见，读来沁人心脾。由此可见，林语堂注重的是自己的个人体会。梁实秋同一题材的《睡》却是旁征博引，描述了人类睡眠量的适中，睡的姿态、作用。文章驰骋中外，纵观古今，充分体现了“睡”这一永恒不变的人性。如果说梁实秋的理性追求与智者气度,使梁实秋散文呈现出一种理趣 ,那么 ,他的学者风范以及对于文学臻境—“简单”—的追求 ,则使他的散文呈现出一种文趣。题材的微妙差别，实践了他们各自的文艺思想，体现了不同的美学风格：梁实秋的散文小品显得严肃而雅致，林语堂的则显得自如轻松、无拘无柬。

可以说，在创作实践中，他们都各自实践了自己的美学理想。林语堂的散文气势饱满，笔调轻快，一气呵成，不为俗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清新自然，情调深远，于平淡中见深长，其语言平实、浅显，注重从口语中汲取营养，娓娓闲谈中有幽默，就是散发着浪漫的气息。梁实秋的散文较之林语堂，则更为古朴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