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阶段

论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阶段对义和团运动起源问题，存在多种观点。

本文则支持那种将其作为一个持续数年的过程的看法。

义和团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它的名称，尽管各地义和团基本上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多数都使用了“义和团”这样一个类似于乡团的名称；二是它的宗旨和口号，多数都是标举“兴清灭洋”、“扶清灭洋”等等的内容；三是义和团扬言“刀枪不入”，有喝符念咒、降神附体等仪式，追求超自然的力量。

考察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形成和兴起，就应该主要考察这三个特点是怎样出现并泛化的。

据此，笔者认为可以把义和团运动起源的过程粗分为三个阶段，即雏形期、正名期与完形期。

一、义和团的雏形期，以大刀会的兴起与传播为标志早在义和团运动发生时，就有很多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大刀会。

如京官左绍佐在上徐桐书中就指出：“佐尝问之山东人，云义团不知所自始，山东先有大刀会，……”[1]当时的报纸也说：“山东大刀会即拳会之初基，爝火涓流，蔓成巨祸。

”[2]在外国传教士的记载中，则多数把义和团和大刀会说成是一回事。

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蒋廷黻30年代著《中国近代史大纲》，认为“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3]。

当时时代尚近，比较可信。

大刀会初起时活动在鲁西南的曹州府及相邻的豫、皖、苏边界地区。

以习练与传播金钟罩术（也称铁布衫法）为主要特点。

在不同的地区，开始时可能名称也有所不同。

如1895年在曹州府首县菏泽，这一组织就称作“同心会”。

据当时的曹州知府毓贤报告：“本年正月间，有外来匪徒传习练气邪术，自谓刀砍不能伤，名曰铁布衫，又曰同心会。

”[4]还有一种叫“一心会”的组织，一见于巨野县，一见于观城县，可能就是同心会的别称。

[5]金钟罩取“金钟罩体”之意，至迟在清代乾、嘉年间就已开始流传，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教习者声称，练成后可以不畏刀砍棒击，有所谓“刀剑铁尺不能伤身”[6]的说法。

1891年热河金丹道教起义时，起义组织之一的“武圣教”，是以金钟罩术为基础创立的，宣传“能避刀兵劫数，枪炮不能伤身。

”[7]这是金钟罩能避枪炮的最早的说法。

后几年兴起的大刀会，同样扬言“不畏棒击刀砍，不畏火枪洋炮”，“刀枪不入”[8]。

江苏省徐州道阮祖棠1896年经过实地调查，对大刀会的仪式和特点作过详细描述，并指出当时“愚民无知，惊为神术”[9]。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统治阶级救国乏术的时候，金钟罩的这种“神术”，使不少下层群众以为是找到了抵御外敌的理想手段，大刀会于是迅速发展起来。

大刀会于1894年兴起于鲁西南的曹州府及相邻地区，绝不是偶然的。

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

山东作为京畿屏障，是日本军队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战争对人心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同时，山东的匪患也日益严重，成为政府和老百姓共同重视的问题。

这两者是大刀会兴起的重要机缘。

山东的匪患遍及全省，但以曹州府为最甚。

文献记载说：“山东曹、兖、沂数郡，民氛素强，近年萑苻啸聚，动辄结队成股，劫掠焚杀，俨同巨寇，民不聊生。

”“该匪等骑马持械，聚众横行，扰拒官兵，俨同对敌。

”[4]这些盗匪的重要特点，是结股成群，使用新式快枪，拥有马匹，杀伤力大，机动性强。

1894年4月间，清政府的“上谕”即指出，山东省“盗风不靖，劫案迭出，大为行旅之害，亟应认真整顿。

”[10]6月又谕令山东地方大员“严饬派出各营，会同地方文武实力兜拿”，“并著通饬各属一体严密巡缉”。

[11]7月间，匪首王石朋等持洋枪焚劫巨野县龙ｇù＠①集，击毙清军军功张振标等5人，勇目尹福琳等13人[4]。

土匪问题的严重程度已可概见。

甲午战争爆发后，为加强山东沿海的防务，清廷调在中法战争中建有战功的李秉衡任山东巡抚。

李秉衡到任后，清廷明确指示他说：“刻下海口防务及曹州一带盗匪，尤应妥筹办理，勿稍大意。

”[4]可见清政府并未因为甲午战争爆发而放松对土匪的警惕。

李秉衡对此也有清醒认识，奏称；“窃维现在倭氛不靖，海防是急，然备外患必先清内讧。

……若不赶紧捕治，深恐贻患燎原，于海疆防务大有关系。

”[4]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前方战事紧急，曹州镇总兵王连三也统防营开赴前敌，地方顿然失去了震慑力量，岳迷功（岳二米）、段二瞎子、谢五瞎子等被称为“杆子头”的土匪更形嚣张。

如李秉衡所奏，正当军务吃紧之际，“动言某日劫庄，某日攻县，民情惶惑，各有戒心”[4]。

为落实清廷提出的两项任务，李秉衡在移节登州部署海防前，首先对缉匪问题进行了安排。

本来，曹州知府繁贤已由前任巡抚福润奏报送部引见，正准备交卸府篆，李秉衡奏请将其留任，责成其专办兖、沂、曹三府盗贼，添募勇队，并将附近防营准其调遣，还决定“分饬各属举办团防，……务使遗患不留”[4]。

甲午战争中，曹州府虽然不在海防前线，但对日本侵略的感受同样是强烈的。

山东是北洋门户，本身筹备防务的任务很重。

而清政府把抗击日本侵略的重点放在了直隶和东北，山东还要组织兵力、饷力、长夫支持上述地区。

由南方北上的清军以及军火给养，山东也要负责雇觅车船运送。

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需要各府、州、县一齐动员，共同完成，曹州府也不例外。

此外，曹州府还有其特殊之处。

一个是募兵的问题。

甲午战争开始后，清政府大量招募兵勇。

曹州民风强悍，其兵勇素以敢战闻名，因而成为征兵的重点地区[12]。

战时征兵，牵动方方面面，生离死别，特别震动人心。

更兼征兵时必然伴随着反侵略战争的宣传与动员，给当地群众民族主义情感的提升营造了适当的氛围。

其次，曹州地处南北通衢，北上的清军也给这里带来了激动。

据周锡瑞(Esherick,J.W.)的研究，军队从内地火速赶往北方和沿海一带，“某些小客栈墙壁上的留言以及冲突正在扩大的谣言表明，有些中国人相信西方列强也卷入了对中国的进攻。

”[13]由对日本侵略的愤怒到对整个列强侵略的愤怒，使这一地区的爱国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

再次，对内打击土匪的行动，这时也赋予了爱国与对外的意义。

毓贤在曹州等府州举办团练，必然把李秉衡所谓“备外患必先清内讧”作为动员群众的主旨，使人们认识缉匪对于反抗外国侵略的重要意义。

这种通过行政机构贯穿到基层每个乡村的宣传动员，也会使当地的国家危亡意识得到强化。

一方面，土匪肆虐，社会生活不安定；另一方面，日本侵略，民族矛盾空前加剧，人民群众的救亡意识达到高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中，大刀会找到了自己发展的空间。

大刀会的初兴，是从打土匪入手的。

单县、曹县、成武等县地方官1896年初在禀报中曾指出过大刀会初兴时的这一情形，说：“前因海氛未靖，各处匪徒间有蠢动，民心恐惧。

正虑防范无策，适有曹县监生刘士端……等遇一游方无名道士，精通金钟罩法术，即传言之大刀会，能避枪炮利器。

刘士瑞等闻之奇异，各因防贼保护心切，随从该道士习试不虚，并帮同各团长捕获巨盗多名送究。

屡试屡验，于是乡民互相学习，藉资保卫，珍为秘诀。

”[9]曹州知府毓贤奉命缉匪却成效甚微，于是对大刀会勇于捕盗并“获匪送府”的行动采取了“重犒鼓励”的措施，大刀会也因此更加积极配合政府捕盗。

时间不长，菏泽、成武、单县、定陶、曹县等处土匪敛迹。

大刀会因而名声大振，“官民交依为重”。

江苏省徐州道阮祖棠1896年对大刀会的迅速发展有过这样的描述：“一倡百和，潜滋暗长，党类日繁。

……人皆推其侠义，争归附之。

乡村大户，多有雇以保家。

甚至营县局卡，亦有招募防卫。

因之蔓延传习，愈结愈盛。

东省最众，豫省次之，皖又次之，徐郡与东省壤地相接，近亦有入其会者，共约有两三万之多。

”[9]大刀会在发展初期即已具备了“灭洋”的宗旨。

国家图书馆藏有光绪二十年九月（1894年10月）一位主战派官员的一件奏折的抄件，该奏折在陈述主战的理由时说：“又况外患不除，内忧恐起。

近闻山东曹濮、安徽颍亳各地方，伏莽欲动，假‘兴华灭洋’为名。

道路传闻，未知确否。

”[14]这里出现了一个“兴华灭洋”口号，它比后来出现的类似口号早出了4年多的时间，虽属“道路传闻”，但其真实性是不容否定的。

山东曹濮、安徽颍亳正是大刀会发生的地区，在这里出现的“兴华灭洋”口号，只能是大刀会提出来的，当时当地不可能有其他的“伏莽”能提出这样的口号[12]。

从甲午战争时期曹州地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整个社会氛围来看，“兴华灭洋”口号的产生是合乎逻辑、顺理成章的。

对于大刀会拥有这样的口号，还可以提出一个佐证。

1898年4月来山东游历的德国人海司(Ernst von Hesse-Wartegg)，记载大刀会的宗旨为'Vertreibung der Mandschuregierung,Vertreibung der 附图{图}'[15]，此语译成中文应该是“反清灭洋”。

对此我们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教会有意抹煞大刀会“兴华”、“兴清”的宗旨而将其说成是“反清”的，借以挑动清政府惩办大刀会。

如单、曹等县教民即曾骂大刀会是“白莲教妖人”[15]，德国驻华公使绅珂也曾据教会来涵提醒清政府，“察看情形，该匪未尝无叛反朝廷之心”[16]。

二，大刀会在遭受1896年镇压及巨野教案后，部分地区的大刀会人改“兴华”、“兴清”为“反清”。

“反”是相对于“兴”来说的。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可以反证“兴华灭洋”口号是大刀会提出来的。

“兴华灭洋”开始只是基于甲午战争和列强侵略的一种笼统的民族主义口号，大刀会一开始并未把矛头对准教民。

但外国教会在鲁西南等地的发展，入教教民良莠不齐甚至为盗为匪者加入教会，教会对地方社会的干预，教民恃教会及外国护教权的支持而无视乡村权力结构及礼俗，都促成了大刀会的反教活动。

1896年初，大刀会开始与教会发生冲突，6月即开始大规模打教。

本来，毓贤等地方官因在捕匪方面得到大刀会的配合，对大刀会是奖许的，后在1895年春由于御史管廷献奏称金钟罩较曹州杆匪更为可虑，他们才不敢公开支持。

但直到1896年春德国公使因大刀会与教民的冲突提出交涉时，地方官对大刀会仍然是采取回护态度的[9]。

当年夏，大刀会与教会冲突规模扩大，在清政府的严令下，毓贤不得不镇压大刀会，把曹单大刀会的首领刘士端、曹德礼诱杀，但同时声称“不办单县的金钟罩，只办河南的金钟罩”[17]，把大刀会驱散了事。

山东巡抚李秉衡也未把大刀会当成一件太大的事情，当总署电询“据五月俭电匪首刘士端已获，民情安谧，究竟余党能否解散”时，他在电文上端批示：“本无所谓党”[18]。

此后，大刀会的传播和活动仍然持续不断。

大刀会的主要传播者赵天吉逃往苏豫皖边区一带，1897年7月前后，在铜山、丰县、虞城等地，大刀会都发动过较大规模的斗争。

1897年11月1日，一些大刀会成员在山东省巨野县张家庄杀死两名德国传教士，酿成中外交涉重案，大刀会的“匪”名愈加坐实，有的变名以求发展，有的向其它地区扩展。

总之，大刀会早在1894年就提出了“兴华灭洋”的口号（也不排除当时就有“兴清灭洋”的提法），这是义和团口号的源头；大刀会扬言“刀枪不入”，喝符念咒，追求超自然的力量，引发了潜在于北方民间的各种“邪术”和巫风，是义和团怪诞信仰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