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储蓄率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很多年以来我国一直是高储蓄率国家，由于高储蓄抑制消费，在我国提升内需的现实要求和新经济战略形势下对经济进一步发展不利。本文在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转型经济的现实背景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高储蓄率；生命周期-持久假说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高增长，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矛盾，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最终消费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居民的高储蓄行为，几乎所有的研究均显示，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高储蓄、低消费的特点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这不仅增加了经济运行的内在不稳定性，而且还可能带来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甚至影响着未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因此强调储蓄并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形势，过高的储蓄势必会挤占消费需求，对新的经济战略造成负影响，据此，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本文用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分析了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收入水平的上升和收入差距是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劳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领域内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中国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由此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不确定性也是中国居民倾向于储蓄的重要原因。此外，住房状况和利率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居民储蓄率的持续升高。

本文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分析，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分析，第三部分是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分析，第四部分是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理论基础

莫迪利亚尼和布隆伯格（Modigliani and Brumberg ,1954）与弗里德曼（Freidman）分别在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理论基础之上，以跨期最优化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 ，LCH）和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

尽管两者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思想均认为：理性的当事人在一生中将平滑自己的消费水平，从而实现生命周期中的各期消费产生相等的边际效用。也就是说，消费者将在整个生命周期跨度内依据其一生拥有的资源总量（持久收入）来安排他们的消费和储蓄，通过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跨期消费的平滑来实现一生消费效用最大化。消费平滑意味着消费者将在工作期储蓄、青少年期和退休期负储蓄，从而消费水平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保持稳定，但储蓄和财富呈驼峰型（hump-shaped）或倒V型。消费更多受总财富规模的影响，而不是受当期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的短期改变并不会显著影响当期消费。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都是研究居民消费、储蓄问题的主流框架，但是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在确定条件下得出的，而这一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完全得到满足。李兰德（Leland，1968）从理论上证明了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存在影响，并认为，当面临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时，为了平滑终身消费，当事人将降低当期消费，并进行更多的储蓄，即预防性储蓄。此后，该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

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弥漫全球，导致经济萎靡，中国也受到影响，对外贸易不景气。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刺激国内消费、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扩大内需的关键点是通过加强居民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为了解决储蓄向消费转化的问题，我国政府主要采取了利率政策，希望通过调整存货贷款利率水平变化来影响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自从1996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多次降低居民存贷款利率，2008年以后更是多次频繁的调整利率，但仍然没能实现让居民放弃储蓄进行投资的预想。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不少学者将预防性储蓄假说应用于中国居民储蓄消费行为的研究，试图用预防性储蓄假说来解释中国居民的储蓄消费行为，以期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提供政策建议。

很多学者对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研究都表明，不确定性的存在是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重要原因。袁志刚和宋铮应用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来解释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和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分析指出由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时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并削弱了利率下调对刺激消费的作用。

宋铮和齐天翔的研究都表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时中国居民储蓄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宋铮在设定估计方程时，假定以当前收入的固定比例作为未来收入的预期，这一做法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孙凤尝试将预防性储蓄理论与生命周期假说结合，依据中国居民的消费、储蓄调查数据，运用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中国居民的储蓄消费行为。根据其模型计算结果，不确定性对本期消费有负影响，意味着中国居民储蓄存在预防性动机，此外，她也将当前收入的固定比例作为未来收入的预期。

三．具体分析

(一) 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高储蓄的影响

根据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理论，居民都是依据整个生命周期阶段的可支配收入来进行消费分配的，但生命周期假说将模型进行了细化，对整个生命周期进行了阶段性划分从而具体分析不同阶段对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所有经济体都是依据整个生命周期的全部预期可支配收入来对自身消费进行合理分配的，即居民在每一阶段对消费与储蓄的分配反映在居民整个生命周期上每个阶段都是理想的状态，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一生的消费效应最大化，所以，每个经济体不同阶段消费水平依赖于他们在整个生命周

期内的所以可支配收入总和，即居民消费依赖于居民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生命周期假设基于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消费个体是理性的，合理进行消费；其二：以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为目的。因此，理性的消费个体以实现终身消费效用最大化为目的，依据其一生的收入水平合理安排消费与储蓄的比例，从而实现收入与储蓄的平衡。

根据生命周期将人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年轻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一般来说，在年轻时期由于刚刚步入社会，收入水平较低，但消费需求却很高，所以表现为低收入高消费，储蓄为负。中年阶段，经过多年的工作收入水平明显提高，而消费需求相对降低，此阶段表现为高收入低消费，因此储蓄为正。老年阶段，人们退休以后收入水平明显降低，消费相对较高，消费将超过收入，此阶段表现为低收入高消费，因此储蓄为负。由上述可知，在整个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消费和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不断变化的。

收入差距是通过影响人们的心理进而影响具体的储蓄行为，每个收入水平上的居民会根据自己的收入层次选择不同的比较对象。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的扩大时很难避免的，但是如果不控制这种趋势的发展，任其长期持续蔓延将会导致社会不公平，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导致社会冲突，从而阻碍经济市场化向前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主要集中在城镇，从表1中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所拥有的储蓄存款一直占总储蓄60%

以上，并在2004年达到了改革以来的历史最高值82.6%。截止2011年底，占全国总人口51.27%的城镇居民，拥有82.3%的储蓄存款，这个结果的出现集中体现了我国城市居民货币收入一直高于农村居民，也反映了我国近些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镇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

从居民人均储蓄水平上看，截止2011年底，城镇居民人均储蓄40940.4元，农村居民人均9264元，两者相差4倍之多。通过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数量的分布极不平均，储蓄存款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

表1 1983-2011年城镇储蓄和农户储蓄(亿元，%)

年份城镇储蓄城镇储蓄

占总储蓄比重农户储蓄农户储蓄

占总储蓄比重

1983 572.6 64.2 319.9 35.8 1984 776.6 63.9 438.1 36.1 1985 1057.8 65.2 564.8 34.8 1986 1472.4 68.8 766.1 31.2 1987 2075.7 67.4 1005.7 32.6 1988 2679.9 70.1 1142.3 29.9 1989 3784.3 72.8 1412.1 27.2 1990 5278.2 74.1 1841.6 25.9 1991 6924.9 74.9 2316.7 25.1 1992 8892.1 75.6 2867.3 24.4 1993 11627.3 76.5 3576.2 23.5 1994 16702.8 77.6 4816.0 22.4 1995 23466.7 79.1 6195.6 20.9 1996 30850.2 80.1 7670.6 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