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论文

司马迁的审美情趣与《史记》的悲剧精神

《史记》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著述，基本概况不用多说，我们可以直接进入主题。上周刚刚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是现实生活中自然界造成的重大悲剧，现在谈到悲剧性这样一个话题，似乎感觉得很沉重。我们所说的悲剧性有三个层面，第一是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第二是文学艺术的悲剧，第三是民族精神的悲剧性。三者同属于“悲剧家族”，彼此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这里讲个人阅读《史记》中三个方面的体会：一是《史记》悲剧性形成的原因，二是司马迁的审美情趣，三是《史记》的悲剧精神。管窥蠡测，提供与各位交流。

一、《史记》悲剧性形成的原因

司马迁的《史记》形成悲剧性的原因，第一就是历史，真实的历史本身充满了悲剧性。古代的神话传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鲧禹治水”，已经奠定了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不是悲哀、悲惨，而是奋斗，是一种激励奋斗的精神。现实生活中充满悲剧，古往今来都有，有大自然造成的，也有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这种斗争从古到今，改朝换代，都是流血的过程，产生过无数的悲剧。司马迁的《史记》是写历史的，要尊重历史的真实。对于历史的真实，用什么眼光去看？司马迁是用一种悲剧的视角、悲剧的眼光去看，把现实中的悲剧提升到美学的高度。第二个原因是司马迁的人生悲剧。司马迁遭受了宫刑，宫刑在司马迁看来是天下最大的耻辱。司马迁受宫刑是很不公平的，这样一种亲身的经历，使他不得不冷眼看世界，用悲剧的眼光审视现实，加强了对悲剧性历史的认识。第三个原因是司马迁的价值观和生死观，来源于儒道互补，吸取儒家对生死意义的重视和道家对生命存在的珍视。

自然造成的悲剧、社会造成的悲剧，都是和民族悲剧精神、美学艺术悲剧紧密相关的。一周前在四川的汶川地区发生了大地震的灾难，这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人力不可抗拒的时候要不要抗拒？抗拒自然灾害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精神。恩格斯在《致裴·拉萨尔》的一封信里，谈到一个作品《济金根》，他说什么是悲剧？那就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什么是“时代的必然要求”？那就是时代要前进，要变革。什么是“这个要求的不可能实现”？那就是对立的势力还相当强大，不允许前进和变革。譬如商鞅变革、吴起变法、屈原改革楚国的政治等，他们代表着“时代的必然要求”，但受到强大的旧势力的干预和阻扰，改革变法不可能顺利实现。一方面是不让你实现，另一方面是非实现不可，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是悲剧性的冲突。

我认为恩格斯的这句话仅仅是针对《济金根》而言，仅仅是针对社会悲剧而言。如果把它扩大一下，推论到性格悲剧，也就可以说是“性格的必然发展和这

个发展的不可能允许存在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譬如项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用暴力去经营天下，以暴易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必然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推论到命运悲剧，也就可以说是“命运的必然结局和这个结局的不可能被人接受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命运悲剧最有代表性的是古希腊的悲剧作品，比如说俄狄浦斯王，神的预言说他要杀父娶母，他尽力去避免，但是最终没能避免，杀了父，娶了母。命运不可避免，人为尽力避免，在这个避免的过程中，在追查杀父娶母的人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悲剧精神。汶川大地震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目前的科学水平甚至还不能准确地预测，我们没有能力去限制它，把它摁住，不准它发生地震。在掌握自然规律并征服自然之前，这是一种命运的必然结局。但是这个结局不能被人接受，我们能不能够逆来顺受地去接受它？地震你就震吧，你震完了，谁死了就埋了吧，那不行！我们得全民动员，伸出援手去拯救，与自然和命运作顽强的抗争，这同样也是一种悲剧精神。无论什么性质的悲剧，只有表现出顽强的抗争，才具有真正的悲剧精神。

《史记》悲剧精神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司马迁的价值观和生死观。我发表过一篇论文《司马迁儒道互补说》，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既有儒家成分，又有道家成分，用儒家批判道家，用道家批判儒家，将不合理的部分去掉之后，儒道融合，成一家之言，当然还吸收了其他思想。儒道互补构成司马迁的价值观和生死观，进而形成悲剧精神。

司马迁的骨子里边是儒家的“三不朽”精神。《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什么叫做“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三不朽”的精神是司马迁思想的内核。很多人认为司马迁是个儒家，也就因为他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也有人认为司马迁是个道家，从东汉的班固到当代的鲁迅都认为司马迁是个道家。班氏父子说过，“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即论述治国大道，看重黄老思想，轻视儒家六经，这不就是说司马迁是个道家吗？又说“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班固对司马迁多有肯定，这三句批评被简称为“史公三失”。其实“史公三失”准确地说到了司马迁的三大特征，三个闪光点，这三个闪光点不同凡响，不同于一般的认识。鲁迅先生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认为《史记》“背《春秋》之义”，在给日本学者演讲《流氓与文学》中说：“儒墨的思想恰好搅乱道家无为而治的主义，司马迁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所以要反对他们。”（1991年12月25日日本《飚风》第26期。1992年1月16日《文学报》引。）

其实司马迁对孔子的思想吸取了很多，尤其是孔子的“重名”，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认为立德、立功、立言的最终体现就在于“立名”。我们读《史记》可能会发现，司马迁称赞某某人，总是要说他“名不虚立”、“名传后世”，“名垂不朽”等，就连农民起义的领袖陈涉也说过：“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又如范蠡，原来从政，后来做生意，聚财又散财，司马迁说他“三迁皆有荣名”。孔子所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就是司马迁的座右铭。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议论生死，做了很多推论之后，才说出自己面对奇耻大辱为什么不引决自裁：“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又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古人有地位，有金钱，但是人死了之后，名声随之就消失了，这样的人记也记不尽，记也记不完。什么样的人被人们记忆称颂呢？“唯倜傥非常之人称

焉”，是哪些人？“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以这些历史人物发愤为作的精神激励自己活下去，这样生存比自杀而死艰难千百倍。司马迁的《史记》里写忍辱负重的人物特别多，与其自身的悲剧人生有内在的联系。

儒家重视节操，而积极进取。《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的话：“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说可以舍弃生命，成就仁道。孟子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为“舍生取义”，中学语文选了《告子上》的一章：“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舍生取义”怎么取舍法？“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就是一点很少的食品，得到它可以活命，得不到它就只能饿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不要得到？孟子认为，首先看是否合乎礼义，如果是“呼尔而与之”、蹴尔而与之”，大呼小叫，用脚踢踩，让你吃了活命，这时候“行道之人弗受”、“乞人不屑，”，走路的人、讨饭的人也不会接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节操观念是刚强的，但是过于刚强，就有它脆弱的地方。一个人一生中这样那样的屈辱谁没受过啊？那都该死多少次了？世界上还有人能活下来吗？受到一点屈辱就自杀，自杀的人可就多了。在这种节操观念的支配之下固然培养了很多民族英雄、仁人志士，但也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有一利，也有一弊。再说过于刚强的节操观念容易向它的反面转化，这篇文章的后边一段说：“万钟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一大笔财富，不辨别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它，为什么接受呢？“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从前宁可死也不接受，现在为了住豪华的房子而接受它。“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以前宁可死也不接受它，现在为了妻妾的侍奉而接受它。“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从前宁可死也不接受，现在为了得到穷朋友的感激而接受它。过于刚强的节操观往往会向反面转化，贫穷的硬骨头容易变成富贵的软骨头。

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儒家的节操观，但并不是全面吸收，还要用道家的人生观、生死观来弥补。老子讲“摄生之道”，“陆行不遇凶虎，入军不被甲兵。”行走于陆地，不为猛兽所害；进入兵阵，不为兵器所伤。为道、德所化育，在什么地方都能够生存。庄子讲养生之道，《养生主》有一段《庖丁解牛》。庖丁当初解牛，“所见无非全牛”，面对完整的活牛，不知从哪儿下刀。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三年之后没有看见过完整的牛，能够透视牛的身体。到现在又进一层，是用意念杀牛，“官知止而神欲行”，手脚器官可以停止，精神意念就把牛给解开了。这篇作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刀刃不能碰击那些筋肉和骨头相连的地方，何况大骨头呢？不能碰怎么解啊？“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薄薄的刀刃进入牛体内的空隙，在里面游刃有余，遇到难为之处，集中精神，轻轻一划就解开了。庖丁说有三类解牛人。一类是优秀的杀牛人，他们一年换一把刀，用刀割肉；第二类是普通的杀牛人，一个月换一把刀，用刀砍骨头；第三类是自己，“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杀了几千头牛，而刀刃锋利，就象刚刚在石头上磨过。《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