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史研究50年的成果和展望(翻译稿,已发表)

新罗史研究50年的成果和展望

（韩）朱甫暾①文拜根兴②编译

一、前言

在过去50余年间，新罗史研究无论质、还是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60年代以后，在一定时间单位内，学界曾对各领域的研究做了回顾综述，特别是为了纪念韩国光复50周年的1995、1996年，韩国史学界在进行多样纪念活动的同时，也回顾过去数十年的研究动向，并展望未来，发表了相关综述文章③。如此，这里重新回顾50余年的新罗史研究，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迄今为止，虽然学界对韩国史或韩国古代史试图全盘统合探讨，但单对新罗史来说，这种深层次地探讨似乎还未看到。如果和既往的综述回顾不属一个框架或范畴，也没有重复之嫌疑，那么，钩沉50年来新罗史研究脉络也并非没有意义。下面就简单阐述解放后50余年间新罗史研究的动向和成果，并对以后的研究趋势作一推定、展望。

二、研究的趋势

在这50余年中，人们论及新罗史研究趋势的时候，或者为方便起见，以一种笼统模式探讨理解，或者制定一种清晰明快的规则标准，进而将各个时期做必要的区分讨论。无疑，前者在说明其本身的情况下比较方便，但在判定研究前进方向之时，前者和后者相比则稍显逊色。特别是过去的50余年中，韩国社会经历了政治、社会的一系列变动，加之考虑到因为这种变动对整个学界研究氛围的影响，故而笔者认为应把新罗史研究过程分为几个阶段，这样将有助于对整体研究趋势的把握和理解。

回顾过去的50余年，真正可以称得上翻天覆地地动荡和对整个朝鲜民族炼狱般地考验时期。史学界先是应对解放之后国家旷日持久地混乱，以及随后引发的民族自戕的南北战争（6.25战争）。接着，国家又陷入无端的政治乱相，经历了如同四一九事件和五一六事件，以及十月维新、五一八抗争、六一零抗争等一系列不堪回首的重大事件。正因如此，韩国社会和知识界均受到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冲击，所以，无论以怎样的角度看待此一时期，并对它作出任何结论都将是困难的。因为每个事件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故也有将一个接一个事件加以区分开来的基准方法。对待历史的解释，历史学者不能用现在的立场和结果，新罗史研究的趋势，也应当按照这样的基准，作出适当的论议。

①朱甫暾，韩国史研究著名学者，现为韩国国立庆北大学校人文大学史学科教授。曾担任韩国古代史学会会长，庆北大学校博物馆馆长。发表韩国古代史方面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多部。代表作有《新罗地方统治体系的整备过程和村落》（新书苑1998），《金石文与新罗史》（知识产业社2002）。

②拜根兴，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曾留学韩国并获博士学位。发表中韩关系史、中国史方面论文40余篇。代表作为《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参金基兴《韩国古代史研究50年》，《韩国学报》总第79辑1996，金瑛河《古代史研究半世纪的轨迹和论理》，精神文化研究院编《光复50周年国学的成果》，1996年。另外还有1984年纪念震檀学会暨韩国古代史研究50周年当时李基白先生所写论文，参《震檀学报》总第57辑。但是，有关新罗史研究方面，受到学界关注的只是整理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动向论文，参韩国历史研究会编《韩国历史研究入门》中的“原始”及“古代篇”。

当然，理论上也不能那样过分，但历史学者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并不是必须对那些事件所附带的变化予以认定。如果依据长期以来个人的、社会的经验积累总和，形成历史认识的话，只能认识那些大型的事件，或者说对研究的趋向作若干判断影响巨大的事件。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些大型的事件的影响，但那临时的研究出现的自身反应，造成怎样的倾向性都是相当难于把握的。尤其是新罗史研究的共同对象距今遥远，其结果更是如此。所以，整理过去50年间韩国史研究趋势，无论是谁设定10年为一单位，在大的事件上都可能间或出现分歧点；无论依据任何标准，因为带有这种主观的原因，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优缺点，所以，简单的判断研究的优劣都将是徒劳的。

在此，对过去50年间新罗史研究的趋势，大略分为三个时期加以理解。即设定解放以后到七十年代中半为第一期（暂时将其称为第一期），七十年代中半到八十年代后半为第二期，九十年代以后为第三期。当然，这样的时期划分并不可能是绝对的，只是一边在下文中自然而然地在所划分的时期中以此类推，有助于判断研究者世代的一些变化，一边深入到划分的具体时间段内，明暸各个时期研究成果的质量，并可清楚了解这些研究带有怎样的倾向性。

首先看设定的第一期。无疑，这和从解放到70年代中半专攻新罗史的第一代研究者们的研究倾向、认识，以及研究成果的整理密切相关。当然，这是因为这些人的研究大体在70年代中半基本定型的缘故。关于这一点，下文中将要涉及。事实上，即使到解放前，韩国人历史研究者中并没有专门从事新罗史研究的人，这是和尚未到可以详细区分专攻领域的阶段相联系的。当时的情况是，韩国古代史领域中，除过那些和所谓的民族解放密切相关的认识和课题之外，似乎再没有其它东西。当然，当时新罗史研究并非完全没有启动，只是限定在特定的几个领域，研究成果也只是很少并点点滴滴而已。虽然这种情况在其它领域也是大同小异，但从新罗史研究的立场看，可以看作是一个准备期。当时在许多层面上研究自由度大，研究者的人数也相当的多，而且是在日本学者的主导下进行①。只是这些人的新罗史研究像常常指出的那样，并不单是为了本身单纯的理解，而是带有确保殖民地统治的正当性的特殊目的。如果用现在的观点评判其功过的话，其过错反而远远大于其所谓的功劳。此后，审视韩国学界称其为殖民主义的蝉蜕的状况，其危害之大在这里也没有再论的必要。当然，这也是如此评判这些人的全部研究，使人产生极其危险而且偏狭的想法原因。看来这种看法大体上也不错。在这种意义上，这些人的新罗史研究从研究史上看，可以断定除过用畸形概括外，再不会有更好词语。这是因为解放以后的新罗史研究和其它领域的研究一样，生于艰难，并由此出发的缘故。

真正的新罗史研究，开端于解放后研究者为中心的人才辈出。但是，因为尚处于解放空间的政治混乱之中，并不具备将研究本身深入下去的环境。只是在这一时期早就受到注目，和花郎相关联的领域等出现初步的点滴论考，并出版了单行本②。这也是在解放空间的混乱政局中，为了启发国民所进行必要的教化方面努力的如实反映。

同时，这一时期出范的汉城大学校史学科中，正式扎实地培养韩国史专门研究者倍受关注。事实上，依据这里人才辈出的实际状况，可以说是为以后新罗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

①此一时期日本学者整理出版的有福田芳之助《新罗史》，今西龙《新罗史研究》，三品彰英《花郎の研究》等少数著作。

②参崔光植、河廷龙《新罗花郎关联论著目录》，收入《花郎文化的新研究》，文德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