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前中日海军建设比较

甲午海战前中日海军建设比较：起点相同结局迥然

胡彪黄宁

2014年10月11日13:05 来源：人民网-军事频道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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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源于外族侵略、为抵御外侮而建立起来的近代中日两国海军，犹如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两位选手，沿着看似相同的路线竞跑，初期领先的清政府却在最后关键时刻止步不前，结果输得一塌糊涂。甲午一役日胜清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本文仅从海军建设方面的建设目标、人才培养使用和装备建设发展三个角度，探讨中日海军建设之不同，以期为当前我国海军发展提供借鉴。

一、中日海军建设目标比较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原本倚之为屏障的海洋如同毫不设防的洞开大门，任凭西方列强来去自如，“无人，无兵，无船”的清廷有海无防，形势危急。尤其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更让清政府朝野震动，感到“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为“纾目前当务之急，裕国家久远之图”，防止“一朝猝发，弭救无凭”的局面发生，清政府不得不面对严峻形势，筹划海防问题，由此开始了现代海军建设的步伐。此时的清政府虽然对海军的战略性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却极为浮浅，整个朝野上下都是从舰炮的角度看海军，把海军当成海上炮兵。这说到底还是守疆护土的陆军意识，根本谈不上海军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建设海军，根本目的当然只为守，就连李鸿章、梅启照等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物也不例外。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在《上奏筹议海防折》中引用查布国《防海新论》说，“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由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只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把自己的舰船开到别人家门口，想到的也只是个守！7年后，他又在《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再次明确指出了创建北洋水师的防御性目的：“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梅启照也在奏折中多次指出，筹建水师则“海疆便有藩篱”。

四面环海的日本，是天然的海洋国家，曾经在中国进行过数百年的海盗掠夺，与西方的海盗文化有着极其相似的基因，因此向西方那样发展外向型、进攻型海军以图谋对外扩张侵略是其必然选择。日本现代海军从诞生第一天起，就将“海外雄飞”当作最终目标。早在幕府末期日本思想家和教育家吉田松阴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勘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吕宋诸岛，以示渐进之势。”幕府军舰奉行胜海舟也提出海军建成以后“进而攻敌国，终成东海一大强国，与西洋各夷争天下之要冲”。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安抚万民之亲笔诏书》明确提出，今后将要“拓万里之波涛，扬国威于四方”，主管海军的军务官也指出“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

建设运用目标与指导思想的不同，对海军建设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守”字当头的清廷海军建设，走上保守自封的道路自是必然，而“攻”字为先的日本海军，随时瞄准世界强手，不断更新发展壮大，最终在整体力量上超过了清廷水师。

二、中日海军人才培养使用比较

海军之要，要在得人。近代海军由于其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建设发展的第一核心要素就是人才。清政府建设水师自然也意识到人才培养与使用的重要性。尤其是以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洋务派为代表，更是提出了“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才为水师根本”、“船政根本在于学堂”等观点，指出必须从人才培养开始，依照西方模式进行近代化教育。但在“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无论提出多么好的设想，最终落实起来还是不可避免地沦为少部分人谋利的工具。清末海军人才培养，自一开始就缺少中央统一的计划安排，而由各地自建学校，自主培养。如此一来，不仅培养计划无法在国家层面进行统一，就连学成毕业后，学员也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调配使用，这就为极其恶劣的地方主义埋下了祸根。甲午战争前，甚出现了江南水师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北洋水师拒绝使用的情况。在派遣留学生方面，也多困于狭隘的地域观念。当时极受沈葆桢看重的邓世昌就因其是广东人而不是福建人，失去了去英国留学的机会。在人才使用上，更是腐败透顶。南洋水师丁汝昌原为淮军将领，根本不懂海军，文化水平本来就很低，李鸿章选他担任北洋水师提督，其中很大一个考量就是丁的淮系出身。当时北洋舰队各舰口令都用英语传递，而丁不仅不懂英语，连海军基本战法也不过仅知皮毛，这样的“舰队司令”，埋下了打败仗的伏笔。即使是在北洋舰队内部，也同样是“帮派林立”，内斗频繁。北洋舰队当时福建军官达60%以上，18名参将中有15人是福建人，15艘主要军舰中有13艘由福建人指挥，以至于“福建帮”把控北洋海军，风气极坏。

1870年，日本兵部省提出“大办海军”的建议，将有关“海军军官教育”专列一项，强调培养军官的重要性，指出“军舰的灵魂是军官，无军官，水手则无以发挥其所长；水手不能发挥所长，舰船将成为一堆废铁……广选良师，教育海军军官是建设海军之头等大事。”1869年9月，在东京筑地的原幕府海军操练所基础上，日本正式建立了现代第一所海军学校，后来更名为海军兵学校，正式建立起现代海军教育制度。在此基础上，又建立海军轮机学校、海军财会学校、海军军医学校、水雷学校、炮兵学校、通信学校、航海学校、海军大学等等。相比于清政府的各地为政、各自办学，政府统一组织展开的日本海军教育不仅统筹合理，而且专业分工明确，具有极强的计划性和针对性。与清政府引揽外籍海军人才仅帮助训练不同，日本在外籍教官的帮助下，建立起一整套现代海军制度，有效避免了北洋水师人才使用方面的弊病，对日本海军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极为深远的奠基性作用，这也是后来日本之所以能够打败北洋水师的深层次原因。

三、中日海军装备建设情况比较

清廷对海军的开放性认识不足，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廷海军建设者们认为建设海军“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这种消极防守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海军装备建设发展，致使海军装备建设从开始就走上了歧途。日本侵台事件以后，清廷开始将日本作

为现实对手，发展海军表现出明确的针对性，但在海军装备建设上却缺乏长远目标和规划，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装备，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与思考，装备建设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仅有模糊笼统的“以日为敌”概念，觉得“日本尚有铁甲船二号”，“彼有而我无之……不容不购也”。1888年前，清政府在国外订购舰艇18艘，大部分是艇小炮大、行驶缓慢、仅能在海口与岸炮机动配合的炮艇。即便如此，向国外购买的舰炮，口径、型号也多种多样，根本不能相互通用。尤其致命的是，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近代，清廷缺少发展和战略的眼光来充实更新和继续发展海军，在装备建设上固步自封停滞不前，错过了装备建设的大好时机。自成军之日起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北洋海军没有更新过一门炮，更不要说购置新船。至甲午战争前，“定远”、“镇远”等主力战舰舰龄都近10年，丁汝昌虽多次请求大修，但一直苦无回应。这期间，李鸿章多次请求为舰队更换火炮，清廷却以慈禧太后60大寿在即为由，将大量的水师经费挪用去修颐和园和“三海工程”，后来北洋海军只得自行筹款购炮。

相比之下，日本海军装备建设表现出极强外张性和计划性，而且能瞄准当时世界海军装备技术的先进水平和假想敌水平，不断更新发展装备。1870年，日本兵部省拟制了一个以建造200艘军舰为核心的建设强大海军计划，但由于财政问题未能实行。3年后，日本又提出了一个18年的造舰计划：铁甲舰26艘，大、中型和其他各类舰船78艘，共计104艘，又因为经费不足，造舰计划被迫推迟。1883年以后，日本海军装备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侵略扩张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海军的发展。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日本感到自身海军力量不足以抵抗清廷海军，于是以清廷为假想敌，重提造舰计划。依照天皇指示，日本计划从1883年起，连续8年建造大型战舰5艘、中小型舰艇15艘、鱼雷炮艇12艘。1886年，日本海军发起了第一期军备扩充计划，发行日元1700万，拟建造54艘舰，其中就包含专门对付清廷“定远”、“镇远”和“济远”3舰的“严岛”、“松岛”和“桥立”号。1888年，日本海军又提出第二期扩充计划，计划从第二年起5年内建造大小舰艇46。在此计划虽未获得通过的情况下，1889年日本海军仍建造巡洋舰1艘、炮舰1艘和鱼雷艇3艘。1890年，日本海军又提出了一个7年内造舰12万吨的计划，后被内阁压缩为5年内建造5艘军舰。这引起明治天皇极度不满，对此进行亲自干预，要求政府与议会协调一致，共同促进海军发展，并连续6年每年从皇室内库中拨出30万日元用作造舰经费。这样，日本海军造舰12万吨的计划最终在天皇亲自过问下得以付诸实施。与1888年后清廷未置一舰鲜明不同的是，日本在此期间共添置了9艘新式战舰。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已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34艘，其中部分军舰无论在航速还是打击力方面都达世界最高水平，在建军舰6艘、鱼雷艇2艘，总吨位超过6.1万吨，日本海军整体实力终于赶上并超过了清政府海军，成为一支极具战斗力的近代海军舰队。

海军装备建设是整个海军建设的缩影。在装备建设发展方面，清廷与日本相比前期尚可，后期几乎全面落败。日本装备发展有规划有目标，清廷有目标无计划；日本装备发展紧盯前沿不断更新，清廷自满得意固步不前；日本装备发展皇室重视举国齐心，清廷皇室腐败离心离德。走上坡路的军国主义日本面对走下坡路的大清，即便甲午年没有发生战争，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