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精神

论儒家伦理思想的全球伦理价值摘要：儒家伦理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在中国流行2500多年, 它的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 已将其精神特性融入了民族性格之中, 并于无形之中发展着民族的和世界的作用。

全球化发展的今天, 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与儒家伦理思想有众多契合点, 挖掘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伦理资源, 并把它转化为具有全球意义的伦理文化价值亦成为时代重要课题。

具体来说, 儒家主导的中国传统伦理之于普世意义的伦理资源价值至少可以从人的完满实现,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个体与社群,和平与公正等层面来讨论。

关键词：儒家伦理; 文化资源; 全球价值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而经济全球化是现时代的重要特征。

全球化最初出现在经济领域, 它主要指全球范围的资本运作和经济发展的竞争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在于国际性的分工与协作, 各国之间更多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彼此影响。

冷战后, 全球化得到迅猛发展, 并且对国际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今天的全球化, 从经济上说, 意味着跨国公司, 国际资本、全球贸易, 即生产和流通的国际化; 从政治上说, 则是原有的民族国家不再是唯一的分析单位,跨国家、跨地区的国际组织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从文化角度说, 则是全球文化市场的形成。

全球化的步骤已由经济与金融界扩散到了文化界, 由西方波及到东方全球化的出现打破了地区和本土文化的限制, 为人们的生活和文化方式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新的景观。

与此同时, 全球性问题也凸现出来, 这些问题既有个别利益, 更涉及到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 如环境、资源、人口、贫富差距扩大, 恐怖主义, 毒品、核武器、人权等问题。

考究问题发生的背景则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 原本相互孤立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交汇中发生激烈的冲突, 在相互冲突中又相互沟通、相互融合。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性的多方面尝试, 寻求各民族伦理传统中合理的、有助于共同担当责任维护人类道义的具有世界普遍性意义的伦理规范予以引导和规制则不失为有益尝试之一。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

文化历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曾经强有力地起到了国家整合的作用。

但是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涌入, 中国自身的文化开始受到外来文化的挑战。

直到近些年, 中国国力增长及国际地位的提高才又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其实, 现代化不是西方化, 全球化也不可能是西方化。

每一种健全合理的特殊的或地方性的民族伦理文化传统都具有可普遍化的资源潜能, 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儒家伦理思想具有世界意义。

全球化发展的今天, 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与儒家伦理思想有众多契合点, 挖掘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伦理资源, 并把它转化为具有全球意义的伦理文化价值亦成为时代重要课题。

具体来说, 儒家主导的中国传统伦理之于普世意义的伦理资源价值至少可以从人的完满实现,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个体与社群, 和平与公正等层面来讨论。

一、心性美德修养之道与现代人的内在精神需要当代西方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指出: 在美德与法则之间还有另一种关键性联系, 因为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 才可能了解如何去运用法则。

而现代社会伦理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将社会公民的政治美德(公德) 与个人生活道德(私德) 严格区别开来, 以公民权利与个人人权、社会道义与个人职责、社会伦理规范与个人意志自由等不同性质或不同层次的概念来分别对待。

这一区分界线的确定带来的一种现实可能就是由于现代人生活的社会化程度空前扩张和现代社会自身的制度化组织化秩序日益强化, 个人内在德性生活和精神修养的空间被规约化的社会伦理限制在日趋狭小的领域, 以至在通常情况下, 人们往往因生活的过度社会化而渐渐失去了对自我德性精神的敏感和自觉。

最终, 内在道德精神的缺乏和道德知觉能力的弱化, 又导致社会伦理规范效力的降低。

无论现代社会伦理规范系统多么周全和完备, 如若缺乏个人自主美德的内在心理基础, 都不可能成为健全有效的伦理规范,这一点正是现代社会规范伦理的内在缺陷和弊端。

实际上, 现代(西方) 伦理学至今仍未摆脱一种内在的理论矛盾: 一方面, 人们基于对现代社会普遍规范化秩序的认识, 力图以普遍道德理论或道德推理的方式, 构造各种形式的普遍伦理规范, 以保障现代人类的生活自由和价值追求。

另一方面, 这种规范化的伦理约束, 又在客观上成为了个人自由的外在制约。

于是, 以保证个人自由幸福为出发点的现代规范伦理, 却造成了限制个人自由幸福的客观后果。

更重要的是, 这种客观规约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紧张, 在人们长期的道德实践中, 逐渐积成现代人的一种道德心理障碍: 任何外在的伦理规范,无论出于何种正当理由, 无论具有怎样合理普遍的形式, 都会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外在的消极的或被动的行为强制, 因而在实际上难以获得个体道德主体的普遍认同, 缺乏一种深厚的道德信念基础。

消除这种道德心理障碍的途径有多种, 但最重要的途径是重塑现代人自身的道德信念和美德品格, 这是现代社会伦理得以真正有效实践的主体道德基础。

现代伦理学家曾经把普遍规范伦理当作是足以替代传统古典美德伦理的有效形式, 而事实的教训是: 没有充分深厚的个人美德基础, 任何普遍的社会规范伦理都不可能有效内化于人们的实际行动。

基于上述, 要建立这种内在主体性的美德伦理基础, 需要充分的美德伦理资源。

儒家传统伦理中独特而丰富的心性美德伦理可以为之提供世俗生活和人格精神意义上的美德伦理资源。

儒家伦理思想重德育, 重修身, 提出了一整套在道德教育和修养中促进人们“修身”的道理。

孔子倡导“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 , 孟子提倡“养性”,扩充内心的“善端”。

《大学》则进一步完整地阐述了修身的重要思想, 认为: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 知致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修身为本亦即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把修身当作根本, 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做起才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修身为本, 以身作则, 首先要从严格要求自己做起, 社会上至下从都如此, 就能达到提高整个社会国家道德水准的目的。

此外, 儒家伦理思想中还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修养方法, 如: 积知长识、慎独、反省自检、以人为镜、俭以养德、三思而后行、九思(视思明、听思锐、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急思难、见得思义) , 以及励志自强, 自律改过, 诚信守约, 谦恭礼让等等。

人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 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最有活力主导因素。

人的自身完善与发展对社会历史发展有着根本意义, 同时, 社会历史发展的车轮又规制人的社会化发展, 人的德性修养。

通过一定社会规约的修养内容和方法, 不断扩充自身“善端”, 培养真,善, 美高尚人格, 是社会主体人的发展需求, 也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需求, 儒家伦理倡导的修身为本德性理论作为合理而普遍理念适合一切社会形态下的社会发展和进步。

这种美德理论是超越国界的,具有普遍意义。

二、智德双修的价值取向与现代人类的合理性文化教育教育的本质是人的完善。

现代教育通过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等基本方面的不断改革, 逐步建立了现代新型的知识学科门类和先进的教学手段, 从而完成了传统教育模式向现代教育模式的转型。

这种教育模式的现代转型历经了艰难的观念转变和体制革新的历史过程, 其社会成就是巨大的。

然则, 成就并不能掩盖现代教育日益明显的缺陷:片面的科技化知识追求掩盖和削弱了人文学科的教育, 以致造成教育本身内部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分裂, 造成知识传授(智育) 与人格培养(德育) 的脱离, 以及“成人”与“成才”的对立。

教育理念在日益强劲的“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驱动下分化成了不完整的, 片面的教育策略和办学方式, 使“智德双修”, “成人成才”的教育本质发生了严重的扭曲。

人类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表明, 单纯的知识技术论人才观念是有局限的, 它造成了现代社会唯科学主义的知识霸权, 造成了现代教育理念和模式的歧途。

只注重工具价值的合理性而忽视目的价值的根本性意义, 只注重人的知识技术训练而忽视人的道德信念教育, 已经导致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德性价值严重缺失。

事实上, 如果我们着眼于人类生活的根本目的或人类的完整需求, 而不是偏执于某种眼前的实际, 就不难发现, 人的自我完善或生活本性并不仅仅是物质功利主义, 某种文化精神和超越型价值理想总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 因而真正完整的人生理想也不应局限于一种工具合理性价值的范畴。

人类社会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里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当然会左右人类对价值目标的阶段性定位和选择方式。

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市场(商品) 经济秩序无疑是影响甚至决定人们的价值选择和自我人格理想目标的关键因素, 但这并不意味着满足实质性价值或利益的工具理性将成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唯一价值坐标,更不能因此而将之视作是现代人人格理想的全部内涵。

现实的经验与教训表明, 对工具合理性或工具性知识技能的偏视, 正是造成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单一价值判断的根本原因, 而且也造成了整个现代教育理念, 体制和机能的人文缺失。

儒家传统教育理念的核心是智德双修, 德才兼备, 其基本价值指向是知识, 技艺或技术, 道德和审美情趣的综合培育。

孔子创学伊始, 便以教道德、授“六艺”、兴“四科”为其基本教育方针,依此来设置教育体制, 确立教育方式。

这一教育理念的确立首先基于一种“大学”的教育理想, 而最终却是依据于儒家关于人和人性的自我完善之道的根本信念而创立的。

在儒家思想中, “大学之道”在于造就一种既有完善美德的内在“修养”,又具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达才能的贤能、君子或仁人, 这就是所谓“内圣外王”, 亦即《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

“大学之道”的设计和体制本身, 无疑有着一种真正的完备综合性特征, 而这一点, 也是人类在现代化之初曾经设想的一种理想的教育图示。

进而言之, 在现代教育理念和体制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唯科学主义偏差的情形下, 儒家的“大学之道”或教育理念无疑是值得重温和重视的, 在最起码意义上, 它能够成为我们反思现代教育理念和体制的一面文化之镜, 历史之镜, 也能作为我们改善现代教育的一种有益的传统资源, 使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真正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