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名士群体形成的原因
魏晋风度历史上的文人墨客
魏晋风度历史上的文人墨客魏晋风度：历史上的文人墨客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时代，这个时期涌现了众多才情横溢的文人墨客。
他们以高超的文学才华和独特的个性魅力，成为魏晋时期文化的代表和风尚的引领者。
他们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卓越的成就，还表达了魏晋社会特有的精神追求与审美趣味。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魏晋时期的文人墨客及其影响。
一、背景与历史魏晋时期是东汉末年至晋朝初年的历史时期，大约从公元220年至420年。
这个时期正值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为文人墨客的崛起提供了机遇。
受到政治压力和社会动荡的影响，文人墨客们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以表达个人情感和对时代变迁的思考。
魏晋时期，玄学和道家思想兴起，成为文人墨客追求的主要哲学流派。
他们崇尚清净超脱的精神境界，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流露出充满哲学思辨的诗意。
此外，佛教的传入也对魏晋文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文人墨客皈依佛教并从中寻求安慰和启迪。
二、文学成就魏晋时期的文人墨客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人墨客们的诗歌创作。
他们推崇自然的美丽和人生的短暂，以唐风宋韵为特点，注重抒发自己的情感和对社会现实的思考。
例如，曹操、曹植、陶渊明等人的诗歌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被后世广泛传颂。
除了诗歌，魏晋时期的文人墨客在其他文学体裁上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散文方面，幸福思考、杂文、赋作等都得到了广泛发展，并且有一批优秀的作品流传至今。
尤其是《世说新语》这本以记载魏晋名士言行为主的书籍，成为研究魏晋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资料。
三、文化风尚与社会影响魏晋文人墨客以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精神品质，塑造了当时的文化风尚，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魏晋文人墨客们强调个性和自我表达。
他们以自我的独特视角创作，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和真实性的追求。
这种个性化的写作风格，开创了以个体经验和情感为核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晋风度特点
魏晋风度特点一、魏晋时期的历史背景二、魏晋时期的社会风貌1. 社会分化严重2. 士族文化盛行3. 儒家思想兴盛三、魏晋时期的文学特点1. 文学形式多样化2. 文学内容丰富多彩3. 文学风格清新自然四、魏晋时期的艺术特点1. 绘画艺术独具特色2. 雕刻艺术成就显著3. 工艺美术发展迅速一、魏晋时期的历史背景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大约从220年到420年左右。
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非常复杂，主要是由于三国之后，中国东部地区出现了很多政治分裂和战乱。
同时，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也出现了很多矛盾和冲突。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
二、魏晋时期的社会风貌1. 社会分化严重在魏晋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大的分化。
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非常复杂，主要分为士族、地主、富商和平民等不同的阶层。
这些阶层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导致了社会矛盾和冲突。
2. 士族文化盛行在魏晋时期，士族文化非常盛行。
这些士族通常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他们非常注重文化修养和礼仪规范。
同时，他们也十分热爱艺术和文学创作。
3. 儒家思想兴盛魏晋时期是中国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儒家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推广，并成为了中国社会最主流的思想体系之一。
很多知名学者都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并对中国哲学、文化和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1. 文学形式多样化在魏晋时期，文学形式非常丰富多彩。
除了诗歌、散文和小说等传统形式外，还出现了很多新的文学形式，如赋、颂、曲等。
这些文学形式不仅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也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多启示和借鉴。
2. 文学内容丰富多彩魏晋时期的文学内容非常丰富多彩。
除了反映社会生活和人民疾苦的作品外，还有很多关于历史、哲学、宗教和艺术等方面的作品。
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为后来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素材。
3. 文学风格清新自然魏晋时期的文学风格非常清新自然。
这个时期的作家们注重表达自己真实感受和情感体验，用简洁明快、流畅自然的语言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情感。
士族制度的形成、鼎盛和衰落（魏晋南北朝）...
士族制度的形成、鼎盛和衰落（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
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个萌芽、形成、充分发展（又称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把士族制度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运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士族制度的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和科举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1、概念：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
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2、特点（特殊地位）(1)政治上：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2)经济上：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3)社会生活：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4)文化上：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
3、演变(1)萌芽（东汉）政治：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
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
经济：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
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
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
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2）形成（曹魏、西晋）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文思想与精神追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文思想与精神追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这个时期有着独特的人文思想和精神追求。
在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然而，人们对于自身内在精神世界的关注却在这个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本文将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文思想与精神追求，并分析背后的原因。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知识分子兴起的时代。
在这个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许多士人失去了政治上的机会。
于是，他们转而将关注点转向了内心世界，开始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和独立。
著名的文化名人，如嵇康、陶渊明等，都在这个时期活跃于文化舞台。
他们以诗词、文章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对于生活、人情、自然都有着独到的感悟，这些作品无不反映出他们对于精神追求的关注。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文思想倡导了个人内心世界的培养。
在这个时期，儒家文化逐渐演变为以心性修养为核心的气质文化。
心性修养强调个人自我反省和内心的安抚，认为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达到身心的和谐与平衡。
同时，佛教也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并与道教一同对当时的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倡导修行、禅修，追求心灵的净化和解脱。
道教则提倡逍遥自在，返璞归真。
这些思想流派都体现了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关注和追求。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谈玄说理”也是人文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
玄学强调对于宇宙、人性等玄妙问题的探索和思考。
通过玄学的研究，人们试图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关联，探索人类存在的真相和意义。
玄学在当时被广泛传播，并且对后世的思想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人文思想和精神追求的兴盛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时社会的不稳定性导致人们对于物质追求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转而关注精神层面的追求。
同时，政权更迭也使得许多士人失去了政治上的机会，进而转向追求个人内心的安抚与自我完善。
这种背景下的人文思想和精神追求，成为了一种社会心理的寄托和释放。
总结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文思想与精神追求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阶层的分析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阶层的分析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动荡和变革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社会阶层结构相对复杂，下面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阶层进行分析研究。
一、士族阶层与王朝官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由于政治权力的分散和地方割据的局面出现，士族家族开始在地方上建立强大的势力。
他们通过聚集财富和土地，扩大家族规模，并通过担任地方官职来巩固自身地位。
士族家族内部也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高级士族可以掌握重要的政府职位，享受荣华富贵，而低级士族则在地方事务中扮演次要角色。
士族们通过世交、姻亲等方式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集团。
与此同时，王朝官吏在这个时期也是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通过考试取得官职，成为王朝的官员。
官员的职位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收入。
由于政权更迭频繁，许多官员的地位也往往不稳定。
但是，官职仍然是一个可以实现社会上升的途径，因此许多士族子弟积极投身官场，以期通过取得高官位来提高家族地位。
二、地主与农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与农民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由于战乱频繁以及政治不稳定，很多地主纷纷丧失土地或被迫割让给地方割据势力。
同时，士族家族通过扩张婚姻联姻等方式，也加强了对土地的占有。
这导致了土地集中和农民土地流失的情况出现。
地主阶层在这个时期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他们通过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农民陷入贫困和逐渐失去土地的境地。
自然灾害的频发更加加剧了农民的苦难。
然而，土地和农民的流失也引发了社会上巨大的不满和反抗。
农民起义的规模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增加。
三、佛教与社会底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并迅速发展。
佛教弘扬的出家文化对社会底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俗家人士纷纷出家为僧尼，这个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冲突压力。
此外，佛教在对贫苦人民进行救济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许多寺庙成为了有求必应的场所。
然而，佛教也引起了社会上层的不满。
魏晋南朝时期士族文学创作及其背景
魏晋南朝历史是一部世家大族发迹、繁荣、主导的历史，士族在掌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领域后，对当时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士族有着权倾一时的繁荣，但也逃脱不了衰弱直至消亡的结局。
所以这一时期的士族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除个人性情才情、时代主流思想和文学风气等因素的影响外，也必然受到了士族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本文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士族文人，一为由吴入晋的陆机，一为南齐的王融。
之所以选他们，首先是他们都有着很高的文名，在各自时期创作了一流的文学作品，是士族文人的杰出代表;其次是他们分别处于士族上升期和衰落期的不同时代，更能体现出士族演变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最关键的是，他们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但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却迥然不同。
通过对比这两人的异同，可以具体地看到士族演变和文学创作的关系。
一、异代同悲的士族文人陆机和王融，可谓是士族文人中两个有众多相似之处的文坛双子星。
首先，他们都有很高的才华和文名，是那一时代文学的代表和引领者。
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被誉为太康之英，钟嵘评其才高词赡，举体华美，足见其才高名盛《文赋》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更是他对时代文学主流的引领。
而王融的文才也相当高，钟嵘评其有盛才。
史载王融曾作文坛前辈颜延之的同题作品《曲水诗序》，不仅文藻富丽，当世称之，更惊动北方的使者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
王融还和沈约、谢眺探讨诗歌的四声与格律，创建了影响深远的永明体，开一代诗风。
其次是家世传统，两人都是没落的士族高门之后。
陆机的祖父陆逊是击退蜀主刘备、力保东吴的吴国丞相;父亲陆抗是与晋朝名将羊枯隔江对峙的吴国大司马。
《世说新语·规箴篇》载: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
’皓曰:‘盛哉!可见，陆氏不仅是世家大族，更是吴国至为倚重的股肱支柱。
但在晋灭吴之后，陆氏的雄风便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走上了没落之路。
而王融的家世也非常显赫，是东晋南朝时期优秀的士族琅琊王氏的后裔，他的七世祖是东晋王朝的奠基者王导;曾祖高祖都位居台辅高位;祖父王僧达在宋武帝时官至中书令。
试述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
试述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
魏晋时期，名士文化风靡一时，形成了独特的风度与心态。
这些名士们不仅是文学艺术的创作者，更是社会中的精英群体。
他们的风度与心态，体现了魏晋时期社会的精神面貌。
魏晋名士的风度，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
他们注重礼仪，讲究仪态，有着独特的风度。
他们不仅在文学艺术上表现出色，也注重修养自身，追求精神上的升华。
另外，魏晋名士们还注重人际交往，善于结交朋友，建立人脉关系，为自身的事业发展增添了不少助力。
魏晋名士的心态，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思想与态度上。
他们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生活，倡导自由奔放的生活方式，反对权威和僵化的传统观念。
他们注重自我实现，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意识。
此外，他们的心态还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对社会民生的关心。
总体来说，魏晋名士的风度与心态，展示了一个独立、自由、追求自我实现的精神面貌。
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为后世提供了许多启示和借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1 -。
魏晋时期社会士族的政治作用
魏晋时期社会士族的政治作用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社会士族处于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
他们的政治作用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的权力掌握，还包括他们在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的影响力。
本文将探讨魏晋时期社会士族的政治作用，并分析其原因和影响。
首先，魏晋时期社会士族在政治上具有较大的权力。
他们是土地所有者、贵族家族成员或乡绅地主，拥有丰富的财富和资源，这使得他们能够在政治上获得较高的地位和权力。
社会士族通过与皇室的婚姻联姻关系，与太守、守尉等地方官员的联姻关系，以及通过官渡跟班等方式，将他们的利益与政府的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使得社会士族能够在政治决策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他们的声音被政府趋之若鹜。
其次，社会士族的政治作用还表现在他们在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影响力。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时期，社会士族在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投资和推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社会士族注重文人才子的培养，他们在文化和教育机构中捐资修建学堂、图书馆等设施，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培养和赞助文学家和学者。
这些举措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社会士族在文化圈子中的声望和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外，社会士族对军事事务的参与也是他们政治作用的表现之一。
在乱世中，社会士族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家族势力，他们组织起属于自己的私军力量，用以维护自己的地盘和利益。
社会士族通过这种方式维护了自己与政府的关系，同时也对外抵御外部势力的侵略，保护了社会士族及其势力范围内的人民安全。
他们的努力不仅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还为他们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尊敬。
那么，社会士族的政治作用究竟来源于何处？这既源自他们在社会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也与他们的理念和文化观念有关。
在经济方面，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使得社会士族能够迅速积累大量财富和土地资源，成为牢固的社会基石。
而在文化观念方面，魏晋时期的社会士族注重仁义道德、文学雅趣等价值观念，他们秉承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品格和文化修养的重要性。
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
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
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社会背景：魏晋时期处于东汉末年的混乱局势之后，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经济衰退等问题导致社会秩序的破碎。
文士们感到失望和绝望，转而追求自我修养和心灵的寄托，形成了独立思考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氛围。
2. 壮游思潮：魏晋时期壮游思潮盛行，士人们倾向于追求自然山水和闲适田园的生活态度。
他们在魏晋时期的政治动荡和战乱中选择了追求精神独立和宁静的生活方式，这种精神追求逐渐形成了魏晋士人的共同价值观。
3. 文学繁荣：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出现了很多杰出的文学作品和文人，如《世说新语》、《晋书》、《资治通鉴》等。
文人们通过文学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了魏晋风度的形成。
4. 精神自由：魏晋时期的文人由于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变革，不再受到朝廷的束缚，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他们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理想境界，对于社会中的困扰和问题也有了更独立的思考和表达。
总的来说，魏晋风度的形成与社会背景、壮游思潮、文学繁荣和精神自由等因素相互作用相关。
这种风度在当时成为一种追求自由、独立思考和精神追求的精神象征，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张英基摘要：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着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
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于山水。
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精神境界，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兴起，传统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礼教束缚逐渐转向松弛，先前那种思想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活跃了起来。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名士风度心态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1）。
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山水。
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精神境界，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兴起，传统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礼教束缚逐渐转向松弛，先前那种思想—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活跃起来。
嵇康曾云：“老子、庄周，吾之师也。
”“读庄、老，重增其放。
”（2）；阮籍则“行已寡欲，以庄周为模则”（3）。
人们鄙弃汉儒的酸腐迂顽之气，说话为文，崇尚通脱之风，不拘于礼仪，什么事都很随便。
玄学清谈之风的盛行，又从根本上冲击了儒家的礼法传统。
重视自我，重视个性，重视才能，重视情感，便成了士人们一种普遍的心理态势和人生价值取向，为确认人的自然本性作出了理论阐释。
士人们大胆地改变了先前时代的那种严肃而谨慎的生活作风，追求精神娱悦，追求个性张扬，追求物欲奢华，大兴尽情地享受享乐之风。
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时局极其黑暗、险恶，士人们为了全身远祸，或崇尚老、庄，清谈玄理，排调戏谑；或崇尚自然，高洁自恃，隐遁山林；或不拘礼俗，注重人格，追求精神解放；或纵酒行乐，放诞不羁，我行我素；或竞豪斗富，穷奢极欲，物欲熏心。
他们富于才华，浓于情感，沉醉于所谓“名士风度”之中，要把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坦露出来。
所谓“名士风度”，大致体现在以下诸方面：其一、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
魏晋时期士族的衰落与庶族的兴起
魏晋时期士族的衰落与庶族的兴起门阀士族是一个高踞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层，萌生于汉末，初步形成于西晋，鼎盛于东晋，南朝后期逐渐衰落。
（一）门阀士族初步形成于西晋时期西晋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将世家大族的特权固定下来，使西晋初步形成了门阀政治的格局。
1、五等爵制的制定和九品中正制的蜕变是门阀形成的政治条件。
裴秀制定五等爵制，是中正官选人的依据，而受封为爵者均是实力雄厚的大族。
中正官由世家大族把持，遂大力培植门阀势力。
2、经济上世族不仅享有占田荫客的特权，而且也被默许多占土地、劳动力。
使世族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实力。
3、专收贵族子弟的国子学，在教育上为世家大族提供特殊照顾，至此，世族也有了教育特权。
（二）东晋时，门阀政治等到了确立及进一步发展东晋政权是在北方乔姓大族王、庾、桓、谢及南方吴姓大族朱、张、顾、陆的共同扶持下建立的，门阀政治被东晋政权所保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政治上，门阀士族几乎把持了全部朝政，终东晋一代，一直是王、庾、桓、谢几个大足轮流指正。
清职由士人担任，寒人不得染指。
2、经济上，东晋门阀大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门阀士族封山占泽、兼并土地并荫有大量佃客。
3、法律上，士族地位突出，确立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准则。
4、社会等级上，士族与寒门界限森严，士族的交友、婚宦都有一定的限制，不得逾越规矩；私人修谱之风兴盛，以维护门阀特殊的社会地位。
（三）从东晋末至南朝，门阀士族逐渐衰落原因：1、士族腐朽。
政治上，虽有高官厚禄，却不理政事，且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经济上，门阀土地由宗族所有向家族所有转化，导致了财富分化，削弱了士族本身的经济实力；军事上，士族鄙薄武事，因而逐渐丧失军权；生活方式上，既奢侈无度又矫揉造作。
2、中央集权的加强。
刘宋以军事起家，一开始就大权在握。
南朝确立法度，以尚书、中书等低级官职“出纳王命”，削弱了士族的权力。
3、寒门势力的兴起。
一是以军功起家、执掌兵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它涌现出了诸多深刻的文化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士族文化。
这种文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文化主题。
本文将介绍士族文化的产生背景，内容特征以及其对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作用。
一、士族文化的产生背景士族文化是指那些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定地位和财富的士族人物所创造的文化现象。
其形成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产权制度的变化，二是旧贵族的流失。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分户制度的出现，一些富豪官僚逐渐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而传统的贵族家族土地的局面逐渐消失，导致旧贵族的土地动荡和社会名望的流失。
这种流失使得那些原本在旧贵族阶层内部较为边缘的士族人物按照现实利益取得权利认同，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新的社会主体。
二、士族文化的内容特征士族文化的特点在于其内部相辅相成，相互矛盾和共同呈现的命题形态，当中包含了以下几个关键的命题：1. 知识成为权力的源泉：士族文化是一个以知识和文化平凡为主导的文化，它的核心命题是知识成为权力的源泉，自学成才成为了通往尊贵的道路。
因此，士族文化重视自我的提高，鼓励人们自主求知，推崇学问和知识。
2. 文化追求实际效益：士族文化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文化，它重视文化的实际意义和经济效益。
文化、知识就是一个人位于社会的地位和能力的标准之一，是通向成功的途径之一。
因此，士族文化反对单纯的学问崇拜，注重文化的赚钱效应。
3. 社会精英主义：士族文化有着严格的社会等级观念，文化与身份、财富、地位等相互支持，要想进入士族阶层，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崇高的精神素质。
而这些素质多数是通过阅读经验和学问实践获得的，因此文化成为了进入社会精英的通行证。
4. 文化创造和创新：士族文化重视文化的创新和创造，讲究文化的个性、独创性和时代反映。
文学、美术等文化艺术的创造出现一股新的革命潮流，以独创性的新作品展示自我的个性特点和艺术风尚。
魏晋名士风度的理解
魏晋名士风度的理解魏晋名士风度的理解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深刻变革的时代。
这个时代向人们展示了许多思想上的风云，成就了一些知名的文化名士，他们在文化的形态变革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篇文章将从三个方面来探究魏晋名士的风度。
一、雅致的学术风范魏晋名士的风度表现在他们的学术风范。
他们多是文人、学者和政治家，热爱读书，善于写作，尤其对典籍的研究超乎寻常。
同时，他们也十分珍爱精神和审美上的品位，注重礼仪、舞蹈、音乐、诗歌等文艺活动，以及茶道、花道等生活美学的推崇，形成了“文人雅士”的风格。
他们追求的并不仅仅是学问的传承和创新，而是将学问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在言行、品位、风度等方面展现优雅风范。
二、延续的朴素生命态度魏晋名士的风度也表现在他们的朴素生命态度中。
在这个时代里，许多名士秉承着“清心寡欲”的原则，反对贪欲、奢侈和浮华的生活。
他们注重自由自在、清静淡泊的生活品质，强调人的生命智慧和生命力量。
大量名士崇尚道家思想，提倡淡泊名利，尊重自然，倡导人们寻求内在的心灵宁静。
他们追求的是朴素、自由和无为而治的生命境界。
三、独特优美的情趣风范魏晋名士的情趣风范也表现得非常独特优美。
他们善于遣词造句，读书偏爱诗词，讲究意境和韵律的音乐美感，同时也热衷于山水画、室内布置、园林规划等艺术领域。
名士们在艺术上表现出来的呈现出了一定的超越性和非凡的审美品味，当时也非常被后人所钦佩。
这种独特的情趣风范，使得魏晋名士成为了中国文化内一种令人向往的审美风格。
总之，魏晋名士在文化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发扬光大，展现出了风度独特的个性和风范，当代也因此得以从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思想观念之中吸取启迪，在风度缺失、精神枯竭的现代社会中有所借鉴和启发。
魏晋风度
何为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又称“魏晋风流”“魏晋风骨”）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
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
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
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
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
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
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
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
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
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饮酒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
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
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
所谓“竹林七贤”，是对三国魏末七位人士的称谓，他们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魏晋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于这种境界的创造与形成，艺术境界往往通过酒的刺激来创成，比如王羲之创作《兰亭序》，李白的“斗酒诗百篇”。
当然，有些名士是想通过饮酒来醉生梦死，这是一种颓废，我们当然不能赞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文化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文化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有许多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士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士人文化是指由士人阶层创造、传承、发展、影响和主导的文化，它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普遍性。
下面本文将结合历史背景和文化要素来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文化特征。
一、历史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指公元220年至589年间的中国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宗教等方面的变革时期。
随着汉朝灭亡，三国分裂，曹魏统一中国北方，东晋成立，南朝吴、南朝宋、南朝齐等在南方先后兴起，北方先后出现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
南北朝时期，中国出现了农民战争、地方割据、氏族联盟、鲜卑、匈奴、羯族、南蛮等族群活动，社会动荡不安，但也是士人文化繁荣和发展的时期。
二、文化要素士人文化是以士人阶层为主导的文化，它的传承和发展需要一定的文化要素支撑。
士人阶层是一种社会阶层，主要是指文化修养高，有一定财产和社会地位的人，他们的文化要素包括道德、知识、礼仪和美学等。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文学艺术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他们在文学艺术上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和技法。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乐府诗”，这是一种形式多样、内容广泛、音乐优美的诗歌，流传时间长、影响深远。
另外，还有《世说新语》、《文选》、《文苑英华》等杰出的文学作品，它们在风格、内容和语言上都具有士人文化的特点。
2、思想哲学士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思想哲学的高度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流思想出现了转变和多元化，道家、儒家、佛教等思想相互渗透、影响，形成了各种思想流派。
其中，玄学思想和佛学思想最具有影响力，玄学是道家和儒家思想相融合的产物，主张“求道、修身、悟理、济世”，被认为是士人文化的代表性思想。
佛学思想则主张“离苦得乐、诸行无常、生死无时”，对士人文化的道德和心灵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士族画家群体及兴起缘由考
魏晋南北朝士族画家群体及兴起缘由考作者：洪柳来源：《美与时代·下》2021年第08期摘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传统绘画发展史中的第一个高峰期。
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画家，其中不乏出身名门望族、政治地位尊贵的士族画家。
士族群体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极大。
在政治地位上的稳定使他们有更多精力从事原本不被重视的绘画创作。
同时，对家族教育的重视以及受玄学思想的影响，士族开始重新审视绘画的内在价值。
士族画家群体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创作及理论的重要承担者和推动者，并对后世传统绘画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士族画家;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是家族势力与皇权政治相结合的特殊群体。
士族由家族血缘为纽带，参与朝政，成为了国家政权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同时，也生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士族政治为核心的特殊政治生态形式。
在东晋时期，士族权力极度膨胀，甚至形成了可与皇权比肩的门阀制度。
与寒门不同，士族群体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享有着极大的权利，同时也掌握着文化的话语权①。
学術的保存和发展依赖于门第，绘画的话语权也同样为这些士族所掌控。
士族群体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艺术的重要参与者和承担者。
一、魏晋南北朝的士族画家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了从三国魏到后周画家共计128人。
后清代《佩文斋书画谱》补《历代名画记》中未收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画家又14人。
在这142名画家中，可考证的出自士族的画家就有42人②，约占这一时期总画家人数的29.6%，涉及到了24个郡望家族（详见表1）。
魏晋南北朝时期，郡望姓氏对于家族门第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士人居住的地方可以迁移，但是郡望却不能更改。
郡望姓氏关系着士族的地位、仕宦、婚姻等权利，是身份高贵与否的重要标志。
唐人柳芳曾评价魏晋士族：“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
”[1]5677-5678永嘉之乱后，北方西晋政治集团中的大量士族南渡。
从《世说新语》评魏晋风度
从《世说新语》评魏晋风度作者：赵欣来源：《语文学刊》 2016年第1期赵欣（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100102）［摘要］士族势力鼎盛的东晋时期，“是真名士自风流”的故事流传千载。
文章以《世说新语》为着眼点，探讨魏晋名士风度的内涵、成因、意义以及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风度；名士［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6）01-0022-02［基金项目］本研究成果获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赵欣，女，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跨文化文流。
《世说新语》（又名《世说》），是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以晋人郭颁的《魏晋世语》、袁彦伯的《名士传》、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笔记小说为基础，并参考其他旧籍和传闻，组织一批文人编撰而成。
《世说新语》是我国第一部记录人物遗闻轶事的文言志人小说集，是最原始、最为全面的研究魏晋风度的第一手资料。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称《世说新语》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世说新语》生动描述了魏晋名士清谈、品题的人物活动，栖逸、任诞、简傲的士族，又称门第、世族、门阀等。
中国古代社会中，对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称为“士”阶层，后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
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士人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
后汉时期，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名士意指那些已知名而未出仕的人。
魏晋名士以崇尚清谈，蔑视礼法，自由任性为其内在质素与外在标志。
而作为名士标识的魏晋风度，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
魏晋文化赋予魏晋名士群体独特的人格精神是魏晋风度的时代特质，也因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独特影响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纵坐标的起点。
一、魏晋风度的内涵魏晋时代（220年~420年），“魏”是指三国（220年~280年）时期的北方政权曹魏，而“晋”指的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朝（265年~420年），又分为西晋（265年~316年）与东晋（317年~420年）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合称“两晋”。
乱世中的文化盛宴：从世家大族的兴起看“魏晋风度”
乱世中的文化盛宴：从世家大族的兴起看“魏晋风度”提起魏晋时期、魏晋士人，我们最先想到的一个词就是“魏晋风度”，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士人的品格精神以及时代面貌。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魏晋风度”独一无二，而塑造魏晋士人品格、孕育“魏晋风度”的，正是士人紧密依附的世家大族。
魏晋时期门阀政治极盛，地方社会的统治权基本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
世家大族是介于士人和社会之间的一个桥梁，是士人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而家族文化则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自然习得的。
在魏晋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士人或仕或隐，或激昂或平静，或崇儒或论道，他们的品格风度无一不是在家族文化影响下形成的。
魏晋时期，权利的争斗、社会的动乱导致了避世思想的产生，世家大族为了保全自身，疏远政事，热衷于清谈，这是家族文化的表现。
具体到士人身上，他们关注自身形象、张扬个性、看重个人的生存价值，凡此种种，都是在家族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
家族教导士人们以天下为己任，教导他们遵从孔、孟，所以在传统的社会秩序崩塌，儒学式微，名教危机的魏晋乱世，他们的信仰丧失，对于社会的反抗才会如此激烈。
一、世家大族的兴起豪族的兴起，主要靠的是军事、经济实力，但是为了维护家族的繁盛，则不能仅仅只靠武功了，必须得发展文化。
所以在豪族产生之后，他们一方面扩大田庄，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则把持政权，荐举同宗子弟为官。
豪族子弟虽然有入仕途的捷径，但也需要有相对丰富的学识才能胜任，因此豪族们大力发展文教，为向世家大族的转变提供了条件。
西汉时期，“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但在东汉中叶以后，为照顾豪族大地主的利益，任子范围扩大，这就助长了世家大族培植自己势力的风气。
随着政治的腐败，家族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察举制和征辟制也为豪强大族所利用。
此外，汉代的时候土地买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土地兼并导致大地主的产业不断扩大，庄园经济兴盛，《后汉书》记载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吏，比于邦君。
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文化的演变研究
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文化的演变研究古代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充满变动和混沌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中，士族文化的演变更是一个体现出来的方面。
士族是指那些有地位、有势力、拥有土地和人口的旧贵族。
在古代中国，士族一直处于社会的高层，拥有很大的特权和影响力。
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文化开始出现了不同的演变。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传统的思想和文化。
他们开始受到一些新思潮的影响，这些新思潮主要是道教、佛教和儒家学说的延伸。
同时，他们也渐渐地变得更加注重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地位，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心为国家、为民族。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文化的转型在这个时期，士族文化开始不再是那种崇尚传统、强调礼仪和规矩的文化了。
相反，他们开始注重自身的发展和创造力，开始强调自己的个性和品位。
这种文化转型，表现在很多方面。
1.文艺的变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文化的转型表现在文艺方面最为明显。
以诗歌为例，当时的士族开始创作不同于传统诗歌的新型诗歌，强调情感表达和个人风格的突出。
著名的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这篇诗以描述自然景色的方式，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这种情感表达的形式和内容，是传统的诗歌很难表现的。
这也预示着士族文化的逐渐转型，注重人性化和情感化的表达。
2.思想的转变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文化的转型还表现在思想的变化上。
这个时期，士族开始受到道教、佛教和儒家学说的影响。
这些新思潮在传统的儒家思想基础上，拓展了人们的思维和世界观。
比如，道教崇尚自然，以达到超脱人世间的目的为最高追求。
佛教则关注生命的意义和人的境遇。
这些思想在士族中开始得到广泛传播，成为新的精神寄托。
3.家族式管理的消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文化还表现在家族式管理的消失上。
过去，士族的家族式管理非常严格，所有的决策都由家长、长辈负责。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士族文化的逐渐转型，这种管理方式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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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魏晋名士群体形成的原因
S0******* 刘觅知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激流，是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
混乱的纷争，社会的激变，留给后人无数的感慨和凝思。
然而，这段历史也留下了独具魅力的光泽，折射出一段绚丽的光彩：文学上的建安风骨，山水田园诗；艺术上的石窟，书法，山水画。
再加上佛道二教的初创，使这段历史繁杂而又生动，常被后人乐道。
尤其是魏晋的名士风气，更是一段历史的绝笔，回响于后世。
名士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此名士，大约相当于隐士。
故郑玄注曰：“名士，不仕者。
”唐孔颖达疏次句亦云：“谓王者勉劝次诸侯，令聘问有名之士，谓其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
”不过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士子们对君王和国家政权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干禄求进，不再隐居不仕，丛而使名士之含义由隐士逐渐向有名气的人转化。
魏晋时代的名士指的主要是以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文人学士。
这一批人虽然与当劝者格格不入，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晋的时代精神。
这些名士们旷达不群，傲然独得，高度任性。
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率真脱俗，潇洒自然的人生态度和避世超俗，纵情任性，蔑视礼法，我行我素的话言行风范。
整个时代都张扬着一种慷慨奔放的奇丽空气。
魏晋的名士们演绎出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现象。
不过深究根源，就会发现事实远非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这么光鲜。
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散文《遥远的绝响》中说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是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
名士们为了所谓的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付出了深重的代价。
叔本华曾经说过：“世界旁观之则美，身处之则苦。
”次话用在魏晋的这些名士们身上再恰当不过。
后世所看到的这些风貌特异的魏晋名士，他们的形成却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本篇就试着简要地探求一下魏晋名士形成的原因。
首先，东汉以来的不断发展的田庄经济和豪强大族是魏晋名士阶层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
东汉王朝的开创者刘秀本身就是豪强地主，他所创建的东汉王朝，也是在南阳，河北等地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的。
虽然刘秀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曾经限制过豪强地主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但最终妥协。
因此，豪强地主势力在东汉王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如济南王刘康（刘秀的儿子）有田800顷，奴婢1400人，厩马1200匹。
迨至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专权，更是疯狂掠夺土地。
桓帝时，外戚梁冀将“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方圆千里的地区，霸占为己有（《后汉书·梁冀传》）。
正如东汉末年政论家仲长统指出：“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徙附万计。
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后汉书·仲长统传》）。
这种豪强地主的大田庄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封闭性，通常这种田庄都是规模很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
田庄内有农业，牧业，手工业，有的还兼营商业和高利贷。
每一个田庄，都能基本解决自己的吃，穿，住问题，甚至武器的添置问题。
魏晋时期的世族名士大都与这种庄园有着不解之缘。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豪强地主，如正始名士何晏，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山水诗人谢灵运，他们都有
不小的经济势力，都有自己的庄园。
因此在经济上他们对外的依赖性相对于中国其它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要小的多。
可以这么说庄园经济培养了世族名士们的独立意识和对人性自由的追求，庄园经济也是世族名士人格独立的物资基础。
其次，黑暗的政治和腐败的官场交织而成的险恶多变的社会环境是促成名士阶层产生的又一个重要条件。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苦痛的时代。
正如曹操在诗中所描述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到处呈现的是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景象，人民流离失所，转死于沟壑之中。
而统治阶级内部也是明争暗斗，党同伐异，政治丑剧一幕接着一幕，各种学血腥的政治斗争不断上演，为了达到把持最高统治权的目的，各个政权集团无所不用其极，威胁，利诱，甚至残杀。
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先是曹氏代汉，刘氏覆灭，然后又是魏晋交替，刘宋代晋，司马氏遭殃。
帝王和群臣们的性命是朝不保夕，更何况这些名士们了。
为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许多名士不愿涉足政界，于是他们纷纷遁迹山林，归隐田园，不问时事，突显出名士崇尚自然，高扬自我，鄙薄功名的个性。
然而有一个事实却又是不能否认的，这些名士们大多数都是东汉名门世族的后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当时中国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中国文化的精英。
自然也是一批忧患之士，然而在那个混乱的社会里，他们在政治上却得不到重用，甚至受到侮辱和迫害，故史称“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和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一样，历史注定他们必须体验一般人根本无法体验到的巨大孤独，必须承受一般人无法承受，也不会承受的巨大苦痛。
这种命运赋予他们的必然遭际，他们并未，也不可能自觉到。
他们面对争战不已的悲惨世界，内心充满了孤独，矛盾，迷茫和苦痛。
《魏氏春秋》说：“阮籍常率意独架，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这是有普遍的象征意义的―――他们不得不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低头。
于是他们退却了，屈服了―――包藏无数祸端的政治高压和他们自身带有的贵族阶级气质，使他们不敢奋然前行而向现实屈服了。
第三，魏晋时期玄学的形成与兴盛为名士风气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考察危害进名士产生的思想根源，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人的独立与觉醒，与儒学的颓废和玄学的飙起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儒学由来久远，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这种统治不止在思想上，而且在文化，道德，法律等各方面形成了一个儒教系统，并逐渐构成一套繁缛的框架，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所造成的种种社会恶习也愈来愈明显。
儒学逐渐演变为庸俗繁琐的谶纬之学，投合了两汉统治者对图谶，符瑞，灾异等迷信思想的喜好。
在这种儒学理论的恶劣影响下，社会上偷世盗名，以取济渡的求名之风甚嚣尘上。
经学实际成了逐俗之徒求官进仕的利禄之道。
晋人葛洪在《抱朴子·审举篇》中形容这些人“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等良将怯如鸡”儒学所主张的仁义礼信的伦理原则和重视人道的积极精神至此已被歪曲，成为精神负累。
到达魏晋时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名士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司马氏与曹氏争权夺位的时候，司马氏为了窃取曹魏实权，对曹氏集团的核心人物横加迫害。
他们的做法不仅使朝廷和地方正直的官员们为之侧目，也被那些深受礼教熏陶的名士们瞧不起，认为是大逆不道，卑鄙龌龊的行为。
然而司马氏一方面在窃夺朝权，另一方面却又高唱尊孔独经与仁义道德，这本身就是对儒家纲常名教的亵渎和践
踏。
再加之当时标榜的一些“礼法之士”如何曾，钟会都是些挂羊头卖狗肉，口头上仁义忠孝，实际上却是欺名盗世的逐俗之徒。
于是嵇康，阮籍等人不再谈名教。
当人的思维不再被儒学的章句所局促后，客观上就要求一套新的哲学理论来支持人作为与自然并存的独立个体发展和探求其自我意识和生命，来维护人觉醒后的种种理性的思维成果，于是，长期受黜的老庄思想重新勃兴，并迅速发展成为玄学。
所谓“玄”，取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有虚无玄远，深奥莫测之意。
作为魏晋时期一种特有的思潮，玄学标榜老庄，提倡贵无，崇尚自然。
这些思想被名士们运用到生活中，就是我们看到的枕青石，卧松岗，临渊而啸，曲肱而歌，又性嗜酒，善抚琴，喜玄谈的个性。
更有甚者披头散发，裸奔而行，服药，纵酒，做出与名教南辕北辙的行为，违背了当时正统的用人观念。
结束语
从审美心理看，魏晋流行的这种狂放为美的审美意识，实际上是一种扭曲的心态，这种审美是高士不满社会现实而产生的过激的反抗意识，是与统治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意在遗世独立，保存个体独立的人格精神。
他们通过放达的形式展示了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理性自觉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折时期魏晋名士起了承上启下的积极作用。
不过名士们颓废荒诞，纵欲享乐，遗落世务，自命清高，无所作为，不求建树的作风也对社会产生了极其消极的作用。
因此对魏晋名士阶层我们还需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