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湖南为什么人才辈出

近现代湖南为什么人才辈出

近现代湖南为什么人才辈出？

湖南地处内陆，在漫长的古代，没有发生过多少举世注目的重大事情，亦缺乏引领潮流的人物。虽然出现过理学开山周敦颐，思想大师王船山，但总的说来，人才之少廖若晨星。

到了近代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岳麓书院大门上有副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应该说很好的形容出了湖南地区数千年来人才辈出的盛况.据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统计，鸦片战争以前的整个古代共收3005人，湖南籍仅23人，占0.77%；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名人750人，湖南85人，占11.33%,以至于曾经出现过“湘人不倒，华夏不倾”的讲法。。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先后出现五个重要的人才群体。一是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派人才群体，代表人物是嘉道年间的名臣陶澍、贺长龄及唐鉴、李星沅、劳崇光等，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魏源、汤鹏等，主要代表人物陶、贺、魏。二是19世纪50-60年代，即咸同年间的湘军集团，主要代表人物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刘长佑、江忠源等。三是19世纪末，即甲午——戊戌年间的维新志士群体，

主要代表人物是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四是20世纪前十余年间，即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志士群体，主要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禹之谟、刘揆一、刘道一、谭人凤、姚洪业、杨毓麟、蒋翊武、焦达峰、陈作新等。五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家群体，主要代表为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彭德怀、李富春、贺龙、任弼时、胡耀邦等。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人中，湖南籍有4人（毛泽东、何督衡、李达、周佛海）。在他们所代表的全国53名早期党员中，湖南籍的有20余名。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列举了46位杰出人物，湖南籍有16人。占34.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10人。占19.2%在1955年9月授予的10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湖南人有3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在人民解放军的10位大将中，湖南人有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在57名上将中，湖南人有19位（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傅秋涛）；在100多名中将中，湖南人有45位。湖南还涌现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

高级领导人，除最高领袖毛泽东

外，有担任过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有任弼时、李富春、陶铸；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李立三、林伯渠、李维汉、谢觉哉、蔡畅、朱镕基、彭佩云、江华、滕代远、袁任远等；文化名人有：杨昌济、徐特立、萧三、田汉、丁玲、周立波、周扬、齐白石、吕振羽、翦伯赞、章士钊、周谷城、曾昭伦、周光召；

这些人才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正因为如此，近代湖南才为举世所注目。以上只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著名人士，在台湾的还有很多著名的湖南人，像国民党主席、台北市长马英九；亲民党主席、首任台湾民选省长宋楚瑜都是湖南人。

湖南之所以人才辈出，主要原因有：

一、湖南人的基本素质与特殊性格是人才蔚起的基础，一个人能否成才，取决于他有没有基本的素质和顽强的性格。一个地区的人才状况，恐怕也取决于此。因为这是人才成长的基础。在漫长的古代，湖南开发缓慢，长期被人称为“瘴疠卑湿”之地，生活在这里的土著居民大都是苗徭等“蛮族”。文物远逊于中原和东南地区，以至“湖南人物，罕见史传”。唐大中年间长沙刘蜕考中进士，号称“破天荒”。至宋代，文化发达的江西陆续向湖南移民，湖南的经济和文教事业开始有了较大进展。长沙岳麓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建立，与江西白鹿洞、

河南嵩山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经元末明初的战乱，湖南人口锐减，几乎十室九空，经济顿形衰败。明洪武年间开始，邻省即大量向湖南移民，借移民之力，经济得以恢复，明代湖南人才亦开始有迅速发展的趋势，但与临近的江西相比，仍相形见绌。那时江西籍的名人占全国同期的7.8%，湖南仅占0.2%。明末清初，闯献造反，清军入关，三藩战乱，湖南各州县迭遭蹂躏，又陷入旷野无人的境地。据有人研究，明清鼎革之际，湖南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因此，清初顺治、康熙至乾隆年间，屡颁“召民开垦”的谕旨。于是大量移民进入湖南。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的《湖南人由来考》，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湖南全省外来移民占人口总数的九成以上。宝庆府、邵阳县、武冈州、湘阴县、靖州等七个州县人口中移民占98.4%。移民主要来自闽、粤、赣、鄂、四川，而以江西为多。事实上，考察近代湘籍历史名人的祖籍，有许多都来自江西。象著名思想家魏源及同族、清末出任两江总督的魏光焘的先世即是从江西吉安迁到湖南邵阳的。上述

情况表明，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度移民，特别是明末清初的

大移民，使湖南居民的族缘与血缘得到了更新，从而导致人口素质的提高。大凡离乡背井迁往他方的移民，大都据有开拓意识和自力更生、

勤奋创业的精神，相对而言，那些秉性懦弱、得过且过、游惰懒散、无所作为的人，往往不愿离开熟悉的本土去追求新的生活。一般来说，就生理、心理因素而言，移民是优越于土著的。由于移民的辛勤劳作，到康熙时，湖南水稻生产已有了较大发展，赢得“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从而为湖南经济的恢复、人口的增加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中的苗、瑶、侗及土家族长期相处，既有彼此争斗，亦有相互联姻。据谭其骧对宝庆一府和靖州、湘阴七州县中土著九族的考证，发现有四族系蛮族后裔。所以谭其骧认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也有人说：“汉人与苗人通婚，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近代维新志士、民国“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熊希龄即为湘西凤凰人，人称“熊凤凰”，祖籍江西丰城，母亲吴氏系苗族。这即是例证之一。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移民，使湖南全省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带来了移民所有的开拓精神与进取意识，加上与少数民族联姻，吸收了苗瑶等族强悍、刻苦的习性，从而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他省的特殊的民风：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尚气好胜，霸蛮任性。受这种民风熏陶的学子士人，也逐渐形成特殊的士气文风：质朴淳实，不尚浮靡，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多带血性却又负气好胜。

湖南所特有的民风士习，被人称为“吃得了苦，而耐得了烦、霸得了蛮”的“骡子脾气”。既有马的刚烈，又有驴的耐性。有了这种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