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企业家与企业

、中国近代企业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在读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以往我们几乎完全忽略了近代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

因为这个学期选修了这门课，我才慢慢的了解了我国的近代企业和近代企业家。

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自19世纪70年代末出现，即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进入和买办商人出现，以及洋务运动的兴起，我国近代民族资本和民族企业家产生，发展。

但是自从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出现以来，就受到了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和排挤，是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

在与外国资本激烈的竞争中，虽然他们在资金、原料、技术和设备方面都处于劣势，但却能得以逐渐发展和壮大，并敢于与外国资本相抗衡。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批杰出的民族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在自强、自立的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以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谋求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勇于献身的敬业精神奋力支撑企业的生存发展。

他们以强国惠民的精神在逆境中奋起，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地探索富国强民的道路；他们始终以弱敌强，不断创新，谋求发展；他们善于经营、勤劳节俭、巧妙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共同融入企业管理，使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企业在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夹缝中成长起来。

首先从近代民族企业家阶层产生的社会条件谈起。

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企业家产生前夕的社会条件做一简要分析。

1.资本主义萌芽。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佣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

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母胎里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并在有些地区和行业中有着突出和充分的表现。

如以南京、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手工丝织业，江西景德镇制瓷业，广东佛山的铁器业，陕西汉中一带的冶铁业、木材业和造纸业，四川自贡的井盐业，上海的沙船业等等。

2.外国资本进入和买办商人出现。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凭借着以《南京条约》为先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侵入中国，成为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的催化剂。

外国资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大量设立洋行，“1843年间，上海等通商口岸还只有英美洋行11家；至1855年即增加为209家，……；至1872年已达343家，……；1894年更增加为552家，外商人数9350人。

”外商还首先在中国设立了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厂。

“据统计，至1870年，外商已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43家近代工厂，拥有产业工人17000余人。

至1894年，已增达100家，拥有产业工人34000人，资本1972万元。

”外商还首先在中国设立了近代银行。

自从1848年英国东方银行最早在我国上海设立分行起，德、日、法等多个国家的多家银行也相继在我国设立了分行。

外商还以上海为中心，先后在我国设立了多家轮船公司，如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和英国怡和轮船公司等。

外国资本的进入带来了买办制度和出现了买办商人，并成为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

而随着买办手中的个人资产的急剧增长，他们必然会陆续设立自己的企业，以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这是由资本的特性决定的。

3.洋务运动的兴起。

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军事技术和近代生产技术是洋务运动的中心活动。

在洋务运动中，一批近代军用工业、民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事业兴办起来了。

它所办的军工、民用近代企业，资本总额2263万元，占1895年整个工矿企业（包括外国在华企业）总资本的45.22%，生产工人总数34100人～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矿企业工人总数的37.33%～41.62%。

洋务运动对私营民族资本的产生和发展起过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因为洋务运动所办的近代军用工业，早于私营民族资本近代企业近十年，近代民用企业的兴办时间，虽和私营民族资本的出现相同，但规模比私营民族资本大得多，加上又是通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进行，吸引了1000万元以上的私人资本，形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初期的投资高潮。

其次，谈谈近代民族企业家阶层的产生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产生中国民族资本的社会诸条件逐步成熟，民族资本近代企业陆续兴办起来。

1873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其家乡广东南海西樵简村筹建继昌隆缫丝厂，次年开工，生产经营情况良好。

继昌隆创建成功后，不少近代丝厂继之而起。

就广东的情况看，至1894年，仅广州附近的丝厂就有75家。

就上海的情况看，民族资本的第一家近代丝厂是1881年设立的公和永丝厂，1886至1894年间，又陆续设立了6家厂。

初创时期的近代民族资本企业除了在缫丝行业较集中外，在机器修造业和矿业中也比较突出。

至1894年为止，全国设立的民族资本机器工厂，有资料可查的为16家。

从19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清政府洋务派陆续兴办了一些近代采矿业，一批早期民族资本近代采矿业也随之出现。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行业而外，这一时期的民族资本，还陆续出现了一部分棉纺织、火柴、面粉、造纸、制糖、榨油、印刷、轧花等行业的近代工厂。

甲午战争后曾一度出现过民族资本投资设厂热潮，但由于封建政权的旧捐新税的压榨和外国资本的控制，这股热潮便迅速减退下去了。

20世纪初，由于受所谓“新政”的刺激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客观上出现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条件，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投资设厂的热潮。

“仅在1905年～1908年的四年里，新设厂矿共201家，投资合计4581.5万元，也就是平均每年增设新厂50家，新增资本每年达1145.4万元。

”该时期的投资规模和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以往各个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我国，尤其是上海等地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已初具规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变化，这一外部因素再加上民族资本内部强烈的发展要求，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一度出现了它历史上的所谓“黄金时代”。

第一次大战期间，民族资本的面粉工业、棉纺工业、缫丝工业、卷烟工业、火柴工业、机器工业、电力工业、水泥工业和矿冶业等都获得了高速发展。

民族资本工业的快速发展，给民族资本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都发展得很快，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综合性百货公司开始在国内出现并有所发展。

如上海的先施公司、郭氏永安公司等。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相继产生了一些著名的私营大银行，并奠定了初步的发展基础。

如北方的盐业银行（1915年）、金城银行（1917年）、大陆银行（1915年），以及中南银行（1921年），在南方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等。

此外，第一次大战中，我国的民营资本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资本集中趋势，各类行业中均不乏其例。

如棉纱工业中，张謇虽在1899年创立了大生纱厂，1907年又建立了大生二厂，1921年建成大生三厂后，大生已由一个纱厂变成三个纱厂,产业规模扩大了数倍。

张謇还在苏北沿海一带先后开办了20个盐垦公司，根据1921年日本人的调查材料，他所经营的各类企业的总资本约达3400万元。

再如在中国近代面粉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阜丰面粉厂，该厂由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孙多森创办。

该厂初创时资本为30万两，到1919年增资为70万两，正式组成有限公司。

在1917年～1918年期间，还陆续创办了北京通惠实业公司、天津中孚银行、山东烟台的通益精盐公司、哈尔滨的通森采木公司以及上海沪丰堆栈、协孚地产公司等企业，从而形成了“通孚丰”资本集团。

此外，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还表现出了联合经营和追求规模效益的苗头。

如“刘鸿生在开滦矿务局当买办期间与当时上海的一家大煤号—义泰兴进行合作，他们商定以义泰煤号的名义与开滦矿务局订合同，经销开滦的煤，刘从中分取利润三成”。

再如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设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1911年到1919年10月的不到九年的期间里，把企业生产经营中获得的利润大量转化为资本，以扩大再生产，到1919年10月止资本积累数达到了400多万元，等于他们原来投资10万港币的40余倍。

适应生产规模扩大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民族资本企业还开始致力于生产技术设备的改革和生产技术人员的培养。

可以说，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我国的民族资本经济已初具规模，民族企业家作为一个新的阶层正开始显露身影。

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民族工商企业、金融企业等仍继续有过一定发展。

在这一时期内，一些新兴的行业如化工、机器卷烟等纷纷涌现，并出现了一些如荣氏申新、郭氏永安纺织企业集团等能与外国资本相抗衡的民族企业。

第三，再说一说谈谈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以及影响伴随着我国近代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民族企业家阶层也已形成和有所发展。

我国近代的民族企业家是在外资对华倾销商品已控制了市场后，又在外国资本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激烈竞争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自己的民族工商业的。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的支撑，就不可能使民族工商业在力量如此悬殊的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我国民族企业家阶层，最初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由买办、买办商人投资兴办近代企业转化而来的。

这些人由于长期与外商有贸易往来或长期为外国资本企业工作，甚至投资附股于外商在华企业，熟悉这方面的业务，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从而成为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知识引入中国的先行者。

他们在投资近代企业的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新进取精神、民族责任感和善于经营的竞争能力，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企业家精神。

进入一大战时期及其以后的二、三十年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有所发展，民族企业家阶层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大量留学生和科技人才的加盟，使我国近代企业家阶层表现出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生机和活力。

他们对学习和运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经营企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作为，而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作用在他们身上也体现得更为突出。

我国的近代民族企业家在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的同时，自始至终还非常重视结合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经济思想并运用于进行企业的经营管理，因而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富于民族特征的传统精神。

例如荣家企业创办人之一的荣德生很推崇战国时陶朱公所用的计然之策，审时度势，随机应变。

此外，还有不少近代民族企业的开拓者除了拥有东西方企业家共具的创新进取精神，以及浓厚的传统民族精神以外，还具有鲜明的、富于时代特征的爱国精神。

这种精神对我国民族企业生存、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是绝对不应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