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坡作品观苏轼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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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从东坡作品观苏轼人生
学号:S121100874
姓名:张叶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他的诗、词、文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苏轼一生坎坷, 多次被贬,九死一生, 但他虽处逆境, 然而独立不依, 刚正不阿, 他在出仕与退隐间彰显个性, 理想与现实间困顿排徊, 宇宙与人生中淡定通达,以乐观豁达的态度直面人生,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这里结合苏轼的作品,从他坎坷的人生境遇,分析他面对逆境时超然自适、旷放豁达的人生态度,从而更加透彻的进行作品研究。
关键词: 苏轼人生境遇作品研究
苏轼的豪放词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他的婉约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旷达词代表了他深刻思想和宽广胸襟及性格特征。苏轼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 还有他崇高的人格魅力。苏轼的人格魅力,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奋厉有当世志。他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地位和事功, 而是爱民和为直道而献身, 处穷时仍不忘兼济天下之志。二是忠言谠论, 直而不随, 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三是超然物外, 旷达乐观, 身处逆境而能保持心境的安适, 超脱于世俗的苦乐和生死之外, 追求进入一种超功利、超世俗的自由的精神境界。四是和诗歌共着生命。他对自己平生功业的评价表现出独特的人生价值观。他有诗能穷人的深切体验, 却认同诗穷而后工的观念, 自觉地在穷蹇的境遇中追求诗艺达到新的境界, 表现出极可宝贵的气骨与诗胆。而这些作品特征都和他坎坷波折的人生境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章苏轼的逆境人生极其文学创作
苏轼生活在北宋中期, 当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家积贫积弱, 内忧外患。为了富国强兵,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是新法的实行抑制了一部分人的特权, 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因此遭到了强烈反对。朝野之中, 一时分成两派: 一派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 一派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苏轼既反对因循守旧, 又不支持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措施。但是并不是说在这场党派之争中, 苏轼是个折中主义者, 或者说他毫无主见; 实际上, 他一向立场鲜明,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诚然,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他有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所持的观点也未必正确。但是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 他在作品中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象。以使君元是此中人的身份和角度, 将耳闻目睹的民生疾苦反映出来, 在《送黄师是赴浙宪》中:“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禀,饱不及黎元。”描绘了洪灾过后民不聊生的惨状; 在另一首《吴中田妇叹》中他写道:“官今要钱不要米, 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对当时赋税沉重, 谷贱伤农的现象进行了批判。然而这一切却遭来了新进官僚的攻击和诬谄,
苏轼以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投进了监狱。在这场牢狱之灾中, 苏轼九死一生, 历经磨难, 经过4个月的审讯和折磨后, 侥幸获释, 谪贬黄州。这就是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一腔忠君爱国之心, 却被见疑流放。在黄州的这段时间, 是苏轼最失意的日子, 也是一段生活上穷困潦倒的时光。
但是,黄州时期作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低潮, 同时却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期。虽然处在恶劣的环境中, 他却保持着旷达的心胸, 傲岸的心性, 从容面对,淡然处之。正像他在黄州所写的《定风波》那样: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虽然苏轼在历次党争中都是处于被排挤、受打击的处境, 但苏轼并没有苟容取合。当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时, 他不顾自身安危, 屡次上书, 反对骤变, 认为欲速则不达, 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弊端时,时时缘诗人之义, 托事以讽。因此遭到新党排斥, 通判杭州。他离京时, 友人文同曾劝他说“北客若来休问事, 西湖虽好莫吟诗”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 但苏轼并没有听从朋友好意的劝告。从通判杭州到湖州的九年间, 针对当时新法的流弊, 他写了一系列的政治讽刺诗, 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在任地方官期间, 看到了新法的某些利民之处, 于是改变了对新法的态度, 并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元丰年间写给朋友的信中, 他坦率地说“吾挤新法之初, 辄守偏见, 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优国, 而所言差谬, 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 众化大成, 回视向之所执, 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 以求进取, 固所不敢,若晓晓不已, 则优患愈深。”《东坡续集》卷《与滕达道》> 反省了自己对新法的偏激态度, 但他并未利用自己认识缺点的机会去谋求上进。旧党专权后, 苏轼批评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 不复较量利害, 参用所长。”《东坡奏议集》卷《辩试馆职策问札子》> 因而又遭到旧党排挤。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 苏轼始终坚持自己的节操。苏辙《东坡墓志铭》说苏轼“临事必以正, 不能俯仰随俗。”就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敬仰他的品格。与苏轼的蜀党相对立的朔党人物刘安世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 才意高广, 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 人欲杀之。在元佑则虽与老先生王安石> 议论, 亦有不合处, 非随时上下也。”见马永卿辑《元城语录》卷上> 苏轼在《与杨元素》里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 惟温是随。所随不同,
其为随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 始终无间, 然多不随耳。”《苏轼文集》卷 > 我们从“非随时上下”、“然多不随耳”可以看出, 苏轼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人格。而对外界强加于他的打击、压迫, 苏轼都忍不住要在作品中发泄
不满, “如食内有蝇, 吐之乃已。”《曲淆旧闻》> 其性格真是率真得可爱。《东坡事类》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 士无贤不肖, 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 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由晦默, 少许可, 尝诫子瞻择交, 子瞻日Α‘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在这一点上, 苏轼更近于道家的“真”的本质。道家对儒家的“礼”、“仁义”的批评, 和苏轼批评程颐如出一辙。苏轼并非不知道这种真率个性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他也曾努力地晦藏自己的个性。尤其是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期间, 过着“深自闭塞, 扁舟革履, 放浪山水之间, 与渔樵杂处”的生活《答李端叔书》>。苏轼欲学阮籍“口不藏否人物”“君不见阮嗣宗减否不挂口, 莫夸舌在齿牙牢, 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 作诗不须工, 海边无事日日醉, 梦魂不到蓬莱宫。”《送刘海陵》>他的朋友滕达道常写信嘱咐他要“益务闭藏而已”。苏轼对此深有领悟, 以为“终日无一语一事, 则其中有至乐”,还把这称之为“奇密”之法,“惟不肖与公共之,不可广也”清人周心如《纷欣阁丛书》本《东坡先生翰墨尺犊》八卷收苏轼给滕达道之书简第<封>。他在黄州可谓是缩着头过日子。但他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一离开黄州,他的个性就又露出来了。“空肠得酒芒角出, 肝肺搓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 吐向君家雪色壁。”《郭祥正家, 醉画竹石壁上> 一旦有了牢骚, 苏轼还是忍不住要发出来“我本不违世, 而世与我殊。”《苏轼诗集》卷8 《送岑著作》> 苏询当年对两个儿子的看法是对的, 他担心苏轼“不外饰” ,将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苏轼始终不能做到象子由那样深藏不露, 所以他一生受到的打击也就比苏辙要大得多。他自己说“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 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 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 故并录之。”《东坡题跋》卷三《录渊明诗》>宁可得罪人, 也要一吐为快。他胸中毫无芥蒂, 因此也不在乎别人对他的意见。秦观《答傅彬老简》对比苏轼、苏辙的文章风格时说“中书之道, 如日月星辰, 经纬天地, 有生之类皆仰其高。补胭则不然。其道如元气, 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自知也。”《淮海集》卷)> 这其实就是两人不同性格在文章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