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的大历史：中华第一帝国到第三帝国时期
黄仁宇的大历史：中华第一帝国到第三帝国时期我们常听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支配下之历史也」，「皆帝王将相之家谱也」这样的说法。
深究起来，这可能与我们直至初高中阶段所受的历史通识教育有关。
不出意料，在如是武断的基本面上一定能找到很多「发人深省」的例外。
于是近年历史细节、戏说野史之类的栏目雨后春笋般的繁荣就不难理解了。
愈发复杂的历史事实需要愈发深刻的洞见才能统领。
现在我们反观以前那些一刀切史观，「帝王家谱」也好「互斫史」也好、「黑暗」也好「封建」也罢，一定程度上都或有道理；个中问题，或许更多出在「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这样的起手式上。
其隐藏着「我们的历史始终是均质雷同的」这一狂妄的态度不能不小心提防。
故作高深的人总喜欢说，人都是一样的，历史只有循环。
他们错了，错在失去了对未知的敬畏：即便是同样的人，不同的环境下社会风貌决然不同。
近年的考古研究表明，我国历史上的治世与乱世和当时的平均气温呈现极强的相关性，盛世几乎都在温度较高时，而天寒和大乱似乎也总是接踵而至。
学界的解释是：当气温下降，国内粮食减产、矛盾便集中爆发；同时北方草原不足以支持游牧民族生存，是以后者南侵之势加剧[1]。
由此看，我们关注「耕战」的社会，「如何耕、与谁战」的状况每百年就要变一变，在此之下，即便「人」还是那个人，历史还会是过去的历史么？所以平心而论，历史绝对是在「变」的。
其中，有的变化有终点，有的没有；有的能实现动态的稳定，有的不能（好比桌上咖啡会放冷、水车转不停、人从小到老日日不同）；有的变化迅速，有的缓慢（譬如蟪蛄生死朝暮，大椿不知春秋）。
历史则是这一切变化的统称。
是以与其讨论「历史」，不如讨论特定的「历史问题」。
而在讨论历史问题之前，就有必要声明自己观察、在意的时间尺度。
人类学家看来，近五千年人类都无大生理变化；偏机械唯物论的史学家以生产力发展为纲，则几百年之内一国一朝很难发生根本变化；关心社会变迁和制度演化者，则每个百年都至关重要。
孙乐涛：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黄仁宇“大历史”观述
孙乐涛：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黄仁宇“大历史”观述摘要：“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就是看一个国家能否按商业原则进行“数目字管理”。
数目字管理的体制具有外向性和竞争性。
西欧国家最先实现了这样的体制，使国家变成了一个公司性质的组织，在近现代东西方冲突中占取了上风。
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已十分发达，但一直不能实现商业化的突破，在漫长的中古时代社会发展陷于停滞，并以道德伦理代替了法律、技术作为社会组织手段与行政工具。
只有近现代的数目字管理——资本主义（即商业主义）才能打开这个困局。
80年代以来黄仁宇先生以其脍炙人口的《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在中国大陆的读者中享有盛誉，近年又由北京三联书店整理出版了其主要著作，销量惊人，影响甚广。
但是黄仁宇又是一位颇富争议的历史学家，其一直难以融入美国的主流汉学界已是众所周知，如他所说，美国之研究汉学，一般风格是重分析、演绎，而不重综合、归纳，注重培养有显微镜眼光的专家，而少进行有望远镜视野的研究。
黄仁宇的历史研究恰恰与之相反，是以综合为主、归纳重于分析，他摸索出一个“技术上的角度”，以之来审察历史，跳出具体人事的道德价值评判，“采取以长时间、远距离，而尤以超过人身经验的着眼研读历史”[1]P66，以看出“历史长期的合理性”，结论是今日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要在“数目字管理”——资本主义（商业主义）这个体制上汇合。
这样搁置具体人事的道德评判，从技术的角度上看出世界历史的大趋势，就是他的“大历史”（macro-history）观。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已遭到众多质疑，其中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所谓“历史长期的合理性”是不是一种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合理性所合之“理”究竟是什么？它与神学目的论、“历史理性”以及我们所耳濡目染的“历史的选择”究竟有什么不同？这样的质疑未尝没有意义，但是已偏离了黄仁宇的主题。
黄仁宇是一位财税史的研究者，并由此涉入了社会体制的现代化问题，他以财政税收制度、货币信用制度、土地制度及国家的经济调控手段等为基本研究工具，试图从具体实在的制度架构上来探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问题。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到底揭示了什么历史大规律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到底揭示了什么历史大规律《万历十五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作，也是一本畅销学术书。
可以说，在散文里面，它的历史水平最高，在历史里面，它的散文水平最高。
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达到了“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的地步。
如果你希望给自己的标签加一个历史爱好者，那这本书是必读书。
那么，这个本书讲的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从名字上看，黄仁宇讲的是明朝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事情，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
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黄仁宇先生选取了最平淡的一年，去除了一切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帝国的运作面貌，从而归纳出中国是一个依靠道德而不是技术在运转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溃。
黄仁宇先生以六个典型的人物、七篇文章来解释这一观点。
因为让领导先走的原因，第一篇是：万历皇帝。
开篇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万历十五年的三月二日，本来清静的大街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一大堆官员奔赴皇宫。
原来，传出来消息，万历皇帝要开会：午朝，所以大家拼命赶，迟到了要扣工资嘛。
结果满头大汗跑到端门，发现没有任何要开会的样子，负责点名的侍卫将军也不在。
显然，这是出了乌龙，万历皇帝根本没有开会，所以大家拍拍屁股回家了。
但接下来，万历皇帝很生气，竟然扣全体官员的工资。
黄仁宇先生为什么要写这件事情？显然，他是要告诉读者，明朝万历的管理已经失去了控制，连开会这种事情都组织不好了。
对此，万历皇帝当然勃然大怒。
但是，这个庞大的机构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很多史书把问题推到了万历皇帝身上，因为万历皇帝是有名的旷工皇帝。
正是因为他开会不规律，所以才会出乌龙。
但黄仁宇先生并不这样认为。
他说：看了我的论述，你可能对万历皇帝更多的是同情。
因为万历同样是一个失去技术手段皇朝的牺牲品。
万历先生用大篇的篇幅描写了皇朝的礼仪，比如上朝时，万历戴着缀有十二串珍珠的冕，像戴了一块瓦片，极不舒服，但这是必须的，因为这象征着皇权。
黄仁宇大历史观形成原因初探
［摘要］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
本文试图从黄仁宇本身的主观因素和一些列客观因素来浅析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形成原因。
对其原因的探讨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大历史观。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为传统史学研究方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他的大历史观值得学界深思、探讨。
［关键词］黄仁宇；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黄仁宇（１９１８—２０００），湖南长沙人，１９３６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
在１９５０年退出军界，其后赴美攻读历史。
黄仁宇成为史学界少见的半路出家的史学家。
黄仁宇于一番辗转煎熬之中，提出了“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
他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如《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关系千万重》等。
他所阐述的大历史观，让许多读者感到新鲜并受到启示。
对于大历史观的定义，黄仁宇并没有作具体而集中的阐释，而是散见于他的一些列的著作之中。
大历史的英文名是“ｍａｃｒｏ－ｈｉｓｔｏｒｙ”。
此英文单词从“宏观经济学”（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发展而来，确切的说，应是模仿。
将其“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１］１但是这种模仿式的创造，亦是黄仁宇所独创。
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历史”即“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１］１所谓“大历史观”，必须具有国际性，黄仁宇“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２］２４１，“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
”［２］２４３黄仁宇的说法“是由‘大历史’立场出发，注重社会组织体系，对于国家行政的机能目前是否具备此种条件当作次要”。
［３］１５１大历史也“是在长时间大环节的规模下看历史，必以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群众运动为主题，不全部依赖领袖人物的言行”［３］１５２。
大历史观渊源
[话说黄仁宇（3）]“大历史观”的十大渊源黄仁宇先生赖以成名的神兵利器，谓之“大历史观”（英文为macro-history）。
虽然黄先生称“这名词该下由我创用”，但考究其学术渊源，其由来却颇多枝节。
黄先生自己也说：“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从宏观微观之说“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大历史观本身虽然风光神武，但其在方法、史料和理论等方面的细微痕迹中还是看得出有许多前辈学者的建树或个人经历的提炼。
笔公遍阅黄先生诸书，细览相关评论，结合黄先生自己的认同，试图归纳出大历史观的十大学术渊源如次。
一、宏观经济学“大历史观”之得名，因袭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黄先生悟出其间“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于是“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
一方面借鉴了概念，一方面参考了方法。
加之黄先生对历史的认知多从经济（食货）角度入手，可以说受益于宏观经济学良多。
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 —economic)。
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
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
……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
”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黄先生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自由立场使得他并不排斥接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大历史观”中运动的、联系的、周期性的、符合治乱兴衰规律的、依存于经济状况的认识，也在相当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经济决定论等暗合。
其长时间宽视野阶段性的历史认知，同社会发展史的分期分步地划定历史暗合。
其从财税与经济的基点上审视历史的旨趣，则无不匹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一些文字表述中，黄仁宇也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
黄仁宇自己也承认受马克思影响，“刻下将历史视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
三、汤因比的大历史在黄仁宇的阅读和交往过程中，一些既定存在并适合他的分析工具对他的大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架构作用。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曾用一个观点概括了三千年的中国史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曾用一个观点概括了三千年的中国史提到黄仁宇，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他那本最著名的作品——《万历十五年》。
其实，黄仁宇除了这本书之外，还出版过十几本重要的著作。
其中，有一本书我认为更加重要的著作就是《中国大历史》。
《中国大历史》这本书总共只有24万字，300多页。
可是，黄仁宇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竟然可以用24万字讲述整个三千年的中国历史。
可能有人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觉得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是不是就如同现在流行的《中国简史》或者《西方简史》那样，只是介绍一些最基础的历史知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面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用这个观点，可以准确的概括整个三千年中国历史不断发展的奥秘。
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潜水艇加面包”的政府结构体系，是三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原因。
什么是“潜水艇加面包”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三明治。
大家都吃过三明治或者汉堡包，三明治看上去，外形很像一个潜水艇，所以美国人才会称三明治是“潜水艇加面包”。
在黄仁宇看来，三明治上面的那片面包代表的是中央政府里面的官员，下面那片面包代表的是传统农村体系。
中央政府官员和农民这两部分人，因为有严格的组织方式和稳定的系统，所以一般不会出现推翻一个王朝的叛乱。
比如，中央政府里面的官员因为在皇帝身边，所以很少有人敢胡作非为，推翻皇帝。
而且，如果推翻皇帝，他们就没有办法拿到工资。
他们希望一个国家可以长治久安。
农村也是如此，农民们每天都需要种地，然后给国家交税。
他们在能够吃饱肚子的情况下，一般不会造反，推翻皇帝。
可是，那为什么中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会不断出现农民起义或者造反的事情，会有一群人冒着生命危险，主动推翻前一个王朝呢？原因就在于三明治的中间部分，也就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
古代中国，整个天下都是皇帝的，所以皇帝不希望这个国家出现动乱，推翻自己。
底层的农民也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可以平安的种地，多生产粮食，让自己吃饱肚子。
黄仁宇及其历史观
黄仁宇及其历史观作者：师娅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16期摘要:黄仁宇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观及其系列著作在国内学界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他在多部著作中一再强调,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实现金融管制与数目字管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以丰厚之学识、独到之视角,在知识大众之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史家的品牌。
关键词:黄仁宇;历史观;技术;道德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216-02黄仁宇先生应算的是20世纪中国史家中的一个异数。
他半路出家,发愤苦读研究,以花甲之龄方发表首部著作,此后25年笔耕不辍,终成一家之言,登上个人学术事业的顶峰;更以其宏大的视野,充满魅力的笔调写出华人世界中极具代表性的普及版本的历史书籍,倾倒了无数读者。
他对学术的执著精神,让人敬佩。
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抗战爆发后从军,进入《抗战日报》后又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后即以少尉军官的身份,参加抗战。
抗战结束,他阴差阳错的考取了美国陆军参谋大学,1948年毕业,即被派往国防部。
其具体的工作是接待国外来访的五官,向他们介绍内战的各种情况。
他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少年投笔从戎,为了报效祖国”。
按黄先生的话说,是“学习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
他于是毅然在1950年退出军界,漂洋过海,到美国读书。
这一年,黄先生已经32岁,他从本科开始读,到1954年,获得学士学位,到1957年获得硕士学位;但获得博士学位,则是在七年后的1964年。
他相信治史从断代开始最稳当,于是读博士他选择了明代的财政问题。
读过相关资料后,他发现《明实录》是一部相当完善的文献,他以每天50页的速度,用五年多的时间,全部将其读完。
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这项职业,黄仁宇曾作了这样的描述: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
黄仁宇：大历史观,放宽历史的视域
文学的四个方向（发言稿）东君亚洪兄刚才有个妙喻：把我们六个人喻为六个演奏家，我是最后一个演奏，所以有必要呼应一下第一位演奏者。
王手老师刚才谈及自己的小说时用了“野路子”这个词。
这不是什么贬义词，王手的意思在座诸位应该是明白的。
从小说路子来看，我好像走的是“文路子”。
文与野，也要有个度的把握：“文”过头了，容易显露雕琢痕迹；“野”过头了，又容易流于粗率。
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走下去，两条路子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
王手老师说我小说的路子是十分清晰的。
也就是说，我能知道自己要写什么、怎么写。
的确是这样。
写小说之初，我就自问：小说是什么？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这个基本上属于常识范畴的问题。
最初的小说具有一种娱乐功能。
《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所谓稗官，就是古代专给帝王搜集趣闻逸事的小官，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说家。
可别小瞧这类小官，他们可是正儿八经的国家公务员，像王手、马叙在座两位若是生活在那个时候大约也是可以称为稗官的。
孔子那个时代，就有人提出小说无用论。
孔子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孔子把小说定义为一门小技艺，但他也认为其中有可取之处。
孔子接着就说，对有志于远大事业的人来说它恐怕就行不通了，所以，君子是不兴玩这些小技艺的。
还有一种游戏论也很有意思。
明代胡应麟说：小说者流，或骚人墨客游戏笔端……总之有补于世，无害于时。
”这说明，小说还是有用的，但它带有游戏的成份。
什么是游戏？过手玩玩罢了。
胡应麟那个时代小说的空前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印刷术发达有关。
那时候的话本小说与宋代话本小说相比，已少了一些民间的野趣，里面多了一些说教文字。
由明至清，都是这样。
及至鲁迅这里，小说突然发生了大变化，一种真正的现代小说出现了。
不过谈论这话题之前我要顺便把鲁迅在《小说史略》中提到到的胡应麟的小说观解释一下：明代的胡应麟曾将小说分六类：一志怪，如《搜神》；二是传奇，如《霍小玉传》之类；三是杂录，如《世说新语》之类；四是丛谈，如《容斋随笔》之类；五是辨订，如《辨疑》之类；最后是箴规，如《朱子家训》之类。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00字(精选5篇)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00字（精选5篇）1.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00字第1篇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集中考察明朝历史，通过前期大量阅读史实资料及学术研究资料，综合个人历史研究成果，一举将明朝兴衰的前因后果摆在一起斟酌，最终将明朝的历史节点聚焦于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暗藏玄机的万历十五年。
文中一直提到这一年是无关紧要的，却在黄仁宇先生从不同角度对关键历史人物的融会贯通地剖析之下，显示着这一年的不平凡——以各个关键历史人物最终不幸的归宿，暗示着明朝最终历史走向——文官集团以孔孟道德作为立国之本，越来越僵化的政治体系与落后的法制体系，社会发展寻求不到创新的途径，即使有，也总是被大环境所扼杀：万历皇帝因个人之力无法抵抗固化文官体制而不再热衷于国事的退变、张居正鸿鹄之志以及先明政治手段与策略的落空与死后被反、申时行勉力维持文官之间平衡的无奈、海瑞作为最廉洁最死板清官独自硬抗没有法律支撑的土地纠纷、戚继光有志规整强化军队建设却屡遭文官压制的无力、李贽欲寻求个人自由却始终受限于传统道德的压抑，每个历史人物的不幸都能印证明代的社会思想之僵化，终将终结为努尔哈齐及其儿子所取代。
还有点奇怪当时的传统观念会认为文化与政治与生活不能同时繁荣？有一个很独特的历史观点，“文”与“质”的关系。
哲学家李贽发现文极必乱，乱而后治，由重文转重质（“质”保障人民生活质量）。
2.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00字第2篇历史都已是过去时，记载是对是错再也无法考证。
同时也是偏听与兼听的区别。
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给出事物的部分细节，甚至是错误的，以达到盲人摸象，使读者走向作者设定的形象。
其实一直感觉像是明朝那些事儿的节选，但是似乎又站在另一个角度去分析回答了问题。
挺客观的，提出了文官集团与象征皇帝这个点。
一个国家宗教团体必须要有一个可以团结，寄托信仰的对象。
而这个集合又怎样的决策，最终走向哪儿又与少数利益集团密不可分。
有些不记得明朝那些事儿了，也不清楚有没有像本书一样描述张居正与戚继光的关系，特别是戚继光派鸟枪队护送这一细节。
宏观视域下的治史方法——论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
宏观视域下的治史方法——论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摘要：和前此以往治中国史者有别的是：黄仁宇先生治史不再停留在繁琐的考证与索引之上。
黄先生长期生活在异域，鉴于西方社会在西方意识形态之下的有序发展，黄先生于比较中看到了道德性政治与技术性政治的不可逾越，从而解答了中国近代衰弱的原因。
也正是在此灵感的启示之下，黄先生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全新考察，并进一步提出了大历史观。
关键词：黄仁宇技术道德大历史观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现代知识人以中化西还是以西化中及以西代中的辨论行将结束，最后基本上实现了以西代中。
躁动的思潮尽后，一种文化的反思继之而起，这种反思通常以文化的本位与根性出现。
事实上当代知识人在清理现代学术之际，这些长期漂泊异乡的知识人产生了强烈的怀乡情结。
无疑，蜚声海外的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其中一人而已。
基于以上诉求，我认为黄仁宇先生的历史研究与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钱穆的《国史大纲》等近现代学人一样，都有复杂的文化怀乡之感。
所不同的是，前者显得迷茫无助，后者则更理性。
当然，黄先生的理性来源于当代对现代的学术反思，例如被认为海外新儒家的余英时，台湾新儒家等等。
但可惜的是，新儒家对理想政治的诠释仍然离不开尊德性，认为通过文艺作品的美进入人性层面的善，进而近于仁与道的境地。
这条路需要苦行僧一样的不断内化与修行，自然很艰辛。
但尽管如此，这条路本身是基于东方文化本位出发，在近现代知识人的基础上肯定东方文化，为东方文化找一个安身立命的理由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文化怀乡自然为情理之事。
相比之下，黄仁宇先生没有较好的传统功底，所以选择了从大历史之路研究历史。
黄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国大历史》一书序言中明言交代：“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
运用“大历史观”提升高中统编教材的教学效率——以《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为例
2021年第07期 9
教师发展
银大量流入随后成为流行的主货币；大帆船贸易开 启 了 中 国 与 墨 西 哥， 亚 洲 与 美 洲 间 的 贸 易 之 路， “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的人民 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 哥之间的转运站。”[2] 可见，中国正不自觉地参与 到早期全球化进程中。在 1700 年至 1820 年间，中 国 的 GDP 在 世 界 GDP 中 所 占 的 比 重 从 23.1 ％ 提 高到了 32.4％，年增长率为 0.85％；而整个欧洲的 GDP 在世界 GDP 中所占比重仅从 23.3％提高到了 26.6％，年增长率为 0.21％ [3]，对比西欧，中国明 至清中叶的经济之盛，可见一般。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作文3000字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作文3000字《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作文3000字《万历十五年》1（一）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
黄仁宇，只是依稀记得他的“大历史观”。
由于孤陋寡闻，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大历史观”。
最初我觉得历史是由一个个事件组成，既然是发生过的事实，那么历史书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事件罗列出来告诉人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些什么。
人们掌握的史料越详细，就越接近历史"真相"。
后来才知道书写历史时还有所谓的"历史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历史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眼中的史实是不同的。
大概这也就是方法论上的差别。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很明白地指出他所持的是大历史观。
所谓的大历史观就是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而不纠缠于具体的人人事事，因为所有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
以前，屡次在书摊上和那本书擦肩而过，直觉固执地认为《万历十五年》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
其实该书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
书，特别是一本沉淀了历史精髓的书，是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
拿到书的时候，装帧显得很朴素。
相对其他小说类读物，淡淡的封面不禁渗透出深邃的历史。
于是就一天看一点，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
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皇帝，无不叙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名裂。
张居正最终被查没，万历自己死后也无法同最爱的郑氏同陵，海瑞则在大家的摒弃中挣扎。
“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引自书中的话。
用“大历史”观关注“小事件”
电气时代 ’ ， 垄断组织产 光关注 历史 事件呢？其实就是用宏 观的视野看待历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 “
史 事件 ， 纵 向发展 和横 向发展 的视角 审视历史事 生并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体 ， 从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确 件 。纵 向发展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从 低级形态 向高级 立。 从横 向发展来看 ， 西方 列强在两次工业革命后加
是资 本 、 市场和劳 国历史 的特殊问题 。 ”大历史观不是用单一的尺度和 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的必然要求 ， 个别的因素去限制整个历史事件 的分析 ， 而是强调要 动力条件 具备的情况下 的必然发展 。两次工业革命 放宽历史时空的视野 ， 注重大 的历史背景下的事件本 也极大地促进 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引起 了社会关系 身及其与其它 因素 的互动和共鸣 。
近代中国 民族资 本主义 的发 展 ： 从纵 向发展来 义世界市场 ， 也使 中国的地主 阶级抵抗派以 “ 师夷长
看， 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列强入侵和洋务运 动 技以制夷” 口号掀起 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 为 第二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 国主义阶段过 的诱导下产生的 ， 的产生与发展对近代 中国具有全 次工业革命后 ， 它 列强迫切需要扩大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 掀 方 位的影 响。 这种影响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经济上 渡 ， 列强加紧侵略 中国， 先 推动了中国工业 化进 程 ， 政治上为 中国民主革命 （ 戊 起 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同时 ，
政治制度 是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 ， 他在 《 大历史不会 国开始全面学 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 、
萎缩 》中提出 ‘ ｌ 从历史小 事件看大道理 ； 从长远 的社 和思 想 文 化 。
会、 经济结 构观察历 史的脉动 ； 中西 的比较提示 中 从
黄仁宇带你领略，《万历十五年》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带你领略，《万历十五年》的大历史观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万历十五年》，该书不仅打破了学术与通俗的分界，更重要的是它为现代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价值。
它不是一本普通的通俗读物，而是用通俗的文字写作专门研究的著作，是以生动之笔演绎深刻之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
以超然独到的眼光，典雅晓畅的手笔，把握历史演进的脉搏。
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然而其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的兴衰。
以小见大、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
此书自出版至今天20余年来畅销不衰，一直能在各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占有一席之地，可算是历史著作的奇迹。
主要内容是：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1. 皇帝万历皇帝年轻时，在学习和生活上都力求做到最好，俨然是一个圣君的好苗子，朝气蓬勃，励精图治。
可是一件事情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个大好局势：万历皇帝19岁那年，张居正病逝了。
在张居正去世后，曾经在他的强硬手腕下利益受损的各种官僚，就开始了一波波对这位前首辅的清算。
他们翻出各种张居正身前的罪证：任人唯亲，贪污受贿，欺君罔上。
万历帝刚开始是不信的，但后面的种种奏折实证，让他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他的世界观重构了：自己之前只不过是活在张居正影子下的木偶罢了。
于是他决定摆脱，清算张的党羽，让自己大权独揽。
但他发现于事无补，他仍然还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因为他发现自己又成了文官集团影子下的木偶。
他也有过反抗，但最终的结果几乎都是自己妥协。
就连立太子之事也是妥协，万历本想立他自己最喜爱的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这被文官群起攻之：『立太子怎么能不立长子呢』？最后妥协后，他彻底被击垮了，太累了，他再也没精力与这些文官整天抗衡下去了。
大历史观下的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体”与“制”的矛盾
大历史观下的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体”与“制”的分离内容摘要：中国古代文官体制是战国秦汉以来逐渐完善起来的一套严密的制度，主要包括官吏选拔制度、行政监察制度及任职回避制度等等，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家管理体制的一大创造，也是东方文明的巨大成果。
它对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构建，对华夏文明远播世界的影响，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这种文官制度的管理下中国曾经一度走在世界前列，而明朝以后中国历史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局面呢？本文尝试使用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分析问题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官制度进行分析。
关键词：文官制度文官集团“体”与“制”的矛盾一．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黄仁宇先生“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
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
明史研究历来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显学，黄仁宇的学术源头即为明代财政史，并以此为基点进行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讨，这是黄氏治学的灵魂，“大历史观”也由此而来。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对历史研究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时，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角度———社会的联系和整合方式。
强调现代先进的国家以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和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他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技术，说自己的“大历史”观点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从制度的层面解释历史。
这些说法的真正含义在于，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有形的、确定的、技术上可操作的、能够量化管理的方式来整和整个国家，而传统中国以无形的软约束，不凭借技术手段的、不能量化的道德来整和国家与社会。
这后一种方式也就是儒家所主张的礼治或德治。
黄仁宇的结论是走出以意识形态至上为基本特点的礼治，他认为实现依靠技术治国的法治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他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探讨从1840 年向前推进几百年，以拉长的视界来探讨历史，强调“历史上长期合理性”,即凡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 就取得它在“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3 黄仁宇用大历史观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ChineseWorld 47新中国60年黄仁宇 用大历史观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文/杨益黄仁宇,191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1950年退伍。
其后,他赴美国留学,以57岁高龄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成为史学界少见的半路出家的史学家。
在随后的20多年里,他不但在学术领域内自成一体,更以深厚的历史功底、宏大的视野以及充满魅力的笔调,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倾倒无数读者,如《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放宽历史的世界》等。
尤其《万历十五年》,从上个世纪末风靡至今,形成“黄仁宇旋风”。
北京紫禁城是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主要场景48 ChineseWorld投笔从戎1918年,黄仁宇出生于湖南长沙。
父亲黄震白曾加入同盟会,父亲对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黄仁宇曾经说:“我的历史观来自父亲的影响。
” 1936年,成绩优异的黄仁宇获得了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入读机电工程系。
但是次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国难当头,黄仁宇决心从军报国。
黄仁宇先担任排长,奉命驻守云南,后随中国远征军开赴印度、缅甸作战。
满腔热血,终于得到了报国的机会。
如愿上战场的黄仁宇不但在军事方面有积极的表现,也在此时展现了他的写作才能。
黄仁宇一边服役一边撰写了八篇战地报道。
随后,黄仁宇被任命为专职的战地观察员。
日后,这促成了他的人生轨迹,即从一名职业军人过渡到一名历史学家。
而在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军人的国家意识,尤其是军人对国家现状的忧虑,对国家制度的思考,也就成为了黄仁宇未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主要课题。
黄仁宇虽然一心报国,但在人际复杂,腐化混乱的军界始终难有发展。
1949年初,黄仁宇被任命为中国驻日代表团的副官助手,前往日本。
1950年,黄仁宇因受到派系斗争的牵连,而被迫在日本退伍。
此时,他已经38岁。
身处日本的黄仁宇,既无法返回大陆,也不愿南渡台湾。
最终,他毅然决定赴美留学,抛却前半生,重新开始。
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读后感很喜欢读黄仁宇先生的书，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写的书与一般的历史书不一样，视角不同，语言非常风趣，让你读过后，有过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历史可以这么写。
《__大历史》共有二十一章，从有中华民族开始写起，当然由于史料记载的不完善，秦代之前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秦代之后的写的较为详细，黄先生对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朝代都画了一副疆域图，元代的版图最大，但元代的历史最短，只有90年。
元代的历史之短，一是蒙古人人数过少，文化程度又低，二是他们没有很好的融入到汉族人民中，他们较崇尚武力，当他们打下如此广阔的江山，但却没有能力很好的统治。
说明管理一个国家非常不易。
汉代被作者称为第一帝国，这个朝代被__作家极度的恭维，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平民所创造的功业。
汉武帝继承了汉高祖以来，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累积的国家资源，对内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与方法，对外则连年发兵征讨匈奴，开拓四裔，使大汉声威远播，国势达于顶峰。
时事造英雄，汉武帝能使__的名声远扬，一是因为他的上辈们留下了丰厚的财富，二是因为他15岁登极，享国54年，执政时间较长，他的想法可以很好的执行。
但他在公元前87年去世时，他的匈奴战争使国库大为亏损，这也是西汉衰退之一大主因。
《__大历史》黄仁宇先生对__历史将行了概括，极其精炼，读后的总体感觉是：挺喜欢看他的文字，当然在他的书中可以读出他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倾向性，添加了个人的看法，但很准确，同时也觉得他看得比较透彻，拨开了挡在历史面前的愁云惨雾，所以挺耐看的。
《__大历史》札记读了《__大历史》这本书，我看来主线有三条：其一，作者说了黄土地带是__历史的源流，对__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针对这一点，作者提到了千百年来，__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而黄土地带是__农业发展的源头，可见黄土地带的重要性。
而且，西安是十一朝古都，这又为黄土地代添了几许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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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历史的主角》之收获
倪端著，新世界出版社：北京，2012
这本书是倪端先生将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中的大历史观之精华浓缩给读者的一份厚礼，也体现了作者对黄仁宇先生历史观的感悟！
本书包含了《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十六世纪中国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精华，是历史专业与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在短时间了解黄仁宇先生历史观的好书，于我而言，收获颇多！
我就将读后的收获简略归纳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决定作用。
关于为何中国政治早熟，为何中国统一是常态的问题给出了耳目一新的解释。
首先是治水问题，其次是气候问题。
黄河频繁泛滥，需要上下游齐心协力治理，在治水的过程中也孕育着统一的命题。
我以前也读过类似的观点，比如大禹治水，因为治水成功被推举为领袖，可见治水的重要性。
由于我国的气候属于东亚季风气候，旱涝灾害频繁发生，救灾、防灾需要统一的中央政府之外，还需要广大的地盘以防灾，所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历史人物难以左右时局的命运。
在这一点上，倒让我对历史人物充满同情。
黄仁宇先生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先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他存在的合理性，再分析其褒贬。
这就站在了很高的点上，减少了个人感情偏向与政治倾向，减少了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质评价，而重点评价其对历史的作用，果然有大历史观的评论风格。
三、黄氏中国历史分期法。
黄仁宇先生将中国历史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时期，是制度与文化的奠基时期；第二阶段是第一帝国时期，确定了中国历史的主调；第三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的重新整合；第四阶段是第二帝国时期（隋唐宋），尝试货币改革的失败；第五阶段是第三帝国时期（明清），表现为收敛与退缩；第六阶段是鸦片战争后，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革命。
历史分期是后人对过去历史的看法，是针对历史时期的特点划分的，因此着眼点不同，分期法就会有别。
在黄仁宇先生的历史分期里，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就是新鲜，再就是钦佩黄先生独特的大历史视角。
黄先生主要是沿着道德统治与法律统治的线索进行历史叙述的，其在著作中重点强调中国古代的统治是道德统治，而没有法律。
并分析了道德统治带来的危害。
不过黄仁宇先生提出的“间架性结构”这一概念不容易理解。
他认为中国社会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间阶层，没有过度阶层，无法在数字上对全国进行控制，因而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
他还在对科举制度的评价中说，”科举制度的创立，官员的科考也开始由中央政府进行，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利与义务互为制约，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更为明显。
”显然黄仁宇先生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深厚，即使到战乱时期，中央政府缺失了底层百姓的管理数据，中央政府同样可以通过中层的大地主抑或世家大族进行管理，即使到了清朝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中央政府又谈何容易直接驾驭全民？中国古代的国情也许特殊，即使中间阶层的官僚不多，它也会通过其他中间阶层的精英间接管理。
因此对于中国缺乏中间阶层这一说法我本人不甚赞同，但很赞同其所说的没有进行数字管理。
这不能强求，面对庞大的帝国，在现代化的会计和图书管理没有诞生之前，很难完成如此庞大繁复且在变化的数据。
正如其所说，古代的统治者发现了这个难题，就避重就轻的选择的人治而不是法治。
在分析汉亡之后北伐不能成功的原因上又独出新意。
他将东晋或南朝甚至以后朝代的北伐之失败统统总结了一个看不见的原因——天意。
天意是我说的，就是黄先生说的客观自然因素——人口迁移。
“汉亡之后的三百年中，中国无法统一。
当日人口总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移动，汉人这个主体民族，不能与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相抗衡。
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无法越渡淮水及汉水等处的水泽地区，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为统一中国的表率。
秦汉型的大帝国以官僚机构统治大量小自耕农，但分裂期间汉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领都自立炉灶，妨碍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加上各民族语言不同，更造成了统一的障碍。
”其中就解释了东晋祖逖、桓温尝试统一失败的原因。
也解释了383年前秦苻坚由北向南统一的行动缘何失败的部分原因。
“历史证明，中国的重新统一，必要等到人口相对稳定，胡汉种族的界线逐渐淡漠，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压制，才能成为事实。
打破这一僵局的就是北魏拓跋氏。
”黄仁宇先生的分析很合理，读者读起来也认为太妙了。
可是没有疑惑
吗？黄仁宇先生怎么看的如此清楚，真的是位事后诸葛亮吗？我认为并非如此。
其他方面不说单说这关于北伐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人口迁移，看似见解独到，发常人之未发，可是人的主观性真的如此剧烈的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吗，以至于只有明朝北伐成功之外毫无它例！假如东晋的贤人发现了人口迁移的大趋势阻碍了北伐的进展这一客观因素，是不是他们就要暂缓北伐，而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等待敌人自我毁灭之后抓住时机统一中国呢？倒是北伐的行为消弱自身实力，便利了北方南下的统一，不然双方都休养生息，不思统一，中国的前景是多么暗淡。
因此，这客观原因是不是要借鉴，需要考虑。
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黄仁宇先生有着一个时势造英雄的历史观。
其虽承认历史人物自身的努力，可是仍重点强调历史人物摆脱不了客观条件的制约，不管是秦始皇、隋炀帝、李世民还是蒋介石，都是如此，他们都是历史画面的浓重一笔，各自承担着自己的角色，却点到为止。
我想，黄仁宇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观呢，思考之后得出一个答案令我惊异：时势造英雄正是大历史观指导之下的必然产物。
因为大历史观要求有大视野，要求历史前后的连贯，而这就会突出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与历史人物的无可奈何。
最后，要谈到黄仁宇先生重点谈论的一个问题：以道德代替法律，是朝代更替的重要原因。
他通过分析中国历史得出这一结论有重要意义，对于今天建设法制国家有强有力的警示性。
“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相不可捉摸。
……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认人性本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约与平衡‟。
”通过儒家文化建立的道德体系，造就了“民怕官”的思想习惯，伪君子大行其道，恶人难惩，法律却在旁睡大觉的局面。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确打开了我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