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老文案[洪金镳修改版]

邓子基：财政学界“老兵”解说：2007年6月23日，厦门大学校园内与往常相比更加热闹，这一天有四百多人受厦大经济学院的邀请，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一个庆祝大会。

这次庆祝大会的主角就是我国财政学界重量级人物、厦大财政系资深教授邓子基，庆祝邓子基从教60周年，赶来庆祝的人当中有很多是邓子基过去60年中所教过的学生。

而在厦门大学，在财政金融界，邓子基教过的学生的数量都是名列前茅的。

记者：这么多年您有没有算过教了多少个学生？邓老：博士100个。

记者：100个邓老：100个已经毕业了95个，还剩5个没毕业，今年又招2个102，本来说100就不要招了，老了，80多岁，休养休养，年纪够大了，不要招了，有的说别100，有说99，我考虑99不好，皇帝是99，不能自命为9，100也不好，100是终结了，到顶了。

记者：于是是突破这个100？邓老：但是还要招。

哎呀，关于邓子基不招生有很多猜测，有的猜测：第一退休，第二个猜测是病了住院，因为我经常开刀，第三个可能向马克思报道了，招来很多误会，再说我学生也不同意我不招，也不能多招，今年102，明年就104，学生素质，数量上是这样的，质量上更好。

记者：您对您学生质量满意吗？邓老：满意。

昨天那个学生代表讲话是我们中央的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我的像这样的学生，官拜准部级以上12个人，很好了。

解说：邓子基的学生现在很多都活跃在国家财政金融学界和实务界，作为一名老师，邓子基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培养了一大批为国家管钱或者研究如何管钱的人才。

家越大，理财也越难，更何况我们还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

作为老一代财政学家，邓子基亲历了过去五十年，新中国并不平坦的理财道路。

这是邓子基29岁时的照片，时间是1952年，他刚刚从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面对当时国家极度困难的财政状况，这位年轻的讲师忧心忡忡。

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前，卷走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导致新生政府国库空虚，还要养活900万军政人员。

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家财政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嘉宾：刚刚解放的时候，就是说国家还是比较困难，开支也很大。

靠印钞票。

记者：那时候也是一开始靠印钞票？嘉宾：那时候是收入少，开支大，国家机器运作，部队运作，要保护国家，要社会安定，还要恢复国民经济，都需要钱啊，那收入少，支出大，搞赤字财政，发钞票，发出个通货膨胀，这个道理很简单。

解说：最初国家收入少，只能靠印人民币维持财政支出，但是很快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财政严重困难。

到了1953年,国家开始“一五”计划建设,同时全国又实现了公私合营。

这些都呼吁国家要迅速建立一整套财政管理体系。

外采：国家分配论出现的背景（补充内容）嘉宾：这个“国家分配论”，不是我提的，我们西南财大有一个教授，叫许廷星，他1957年的时候发表文章，他说财政是一种分配关系，这个话题，我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这个同志说了，我就研究，但我研究，就提出来：“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个概念，是我提的。

我写了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是1962年就发表的，在《厦门大学学报》，《中国经济问题》专栏，发表以后，我作为一个年轻的讲师，学界都注意到了，注意到了我这个观点。

解说:在1962年的《厦门大学学报》上，我们找到了邓子基关于“国家分配论”最早的论文《略论财政本质》，其中明确提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这篇论文和另外两篇论文的发表，引发学界关注，确立了邓子基作为“国家分配论”早期倡导者的地位。

嘉宾:现在说主要代表人物，什么创立者，是别人给我提的。

后来说到批判，我是代表，。

我也没居功，我也没说我是代表人，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说我是代表人物，我是主要代表人之一。

解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分配论成为国家财政学界主流思想，同时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日趋明显。

外采：国家分配论对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经济财政管理的贡献。

（补充内容）解说：当时，国家财政管理就像一个事无巨细的大管家，大到每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小到每个工人的工资、每月生活用品的份额，都是由国家统一计划安排。

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都见过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票证，当时几乎买任何一件生活用品都得凭这样的票证定量购买,票证的权威甚至超过了人民币，人们把那段特殊的岁月称之为票证年代，排队凭票购物成为中国大小城镇常见的景观。

记者：35岁或者40岁以上的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过去的那个我们的生活，其实都是政府安排好的，那时候每个月多少工资…嘉宾：有计划好。

记者：不变，全是计划好的，这一切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跟政府…嘉宾：有关的。

记者：牢牢的控制着全国财政…嘉宾：有关，比如公务员工资多少，部队工资多少，都是安排好的，有计划的，跟现在市场经济不一样。

当时计划经济是这样子。

记者：这也是成为当时咱们国家分配论一个很极致的一个发挥，就是具体到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由国家来分配的。

嘉宾：国家就是当时满足需要，没有现在这么强大。

那时候水平比较低，所以大量的我们的政策，财政拿进来以后，就搞投资了。

(原话如此吗?能再听听看吗？) 记者：搞生产了。

嘉宾：投资基本和消费不平衡了。

消费20年不变，生活不改善，这个就不行了。

解说：从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中，中国农民收入人均增长不到两元七角钱。

当时流行的三转一响，三转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是收音机，这些人们普遍买不到也买不起。

文革后，财政学理论界便出现了一片质疑国家分配论的声音,而当时厦大已经是国家分配论的主要阵地。

1978年邓子基教授主持编写了财政部统编教材《社会主义财政学》。

这是文革后我国第一本自己编写的财政学教材。

1980年，厦门大学迎来了全国各地老中青三代财政学者共80多人，他们是来参加文革后第一次财政理论研讨会的。

在这次会议上，邓子基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嘉宾:后来说，国家分配论是国家意志论，造成经济困难，带来灾难，理论根源就在这方面，就指责我。

地点就在我们现在的那个招待所里。

80个人，来跟我研究。

记者：大家之所以提出来，跟您商讨也好，商榷也好，是因为我们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国家统得太死，以至于整个经济失去活力，这样的一种局面下，他可能…嘉宾：国家统得太死了，这个情况我们是要解决，统得死不是国家分配论的问题，统得死是指我们的管理方法，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

记者：那个时候，批评这种理论，批评国家分配论，主要的观点是什么呢，他们如果不是国家分配论，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是什么论呢？嘉宾：当时在我印象里，不同的观点有好几个：社会再生产理论，剩余产品价值论，资金运动论，就别提“国家”了，一提“国家”，一看到“国家”两字，他就“国家意志”了，有人就怕这，要你把“国家”两字去掉。

是这个意思，我是坚持“国家分配论”，正确的“国家分配论”。

解说：在讨论会上，各个派别的学者畅所欲言，讨论激烈，但邓子基却一言不发，整个过程中只是默默地听完了所有人的发言。

嘉宾：我开始是不讲话了，后来说你要讲话，当回东道主，我说不讲，我给答疑。

当时“国家分配论”也是我确定恢复，你们说的各种学说，我都吸收，好就吸收，但是如果要动摇我这个基本观点，我就答疑。

解说:邓子基在会议上的这个发言，说得不愠不火。

他博采众长,将各学说的优势也都融入到“国家分配论”中，同时坚定地指出必须坚持“国家分配论”不动摇。

嘉宾：我讲是以国家为主体，这个“分配论”，是从本质来说的，这个本质论是古今中外，凡是财政是一样的。

这一点不能否定的。

记者：主要是一个国家政权的存在。

嘉宾：从本质上，有国家才有财政存在，财政与国家有本质的联系，有国家才有财政。

谈到具体财政政策的时候，财政政策是赤字政策，还是稳健政策，还是紧缩开支，还是大量的投放，就要看情况的需要，以客观的规律为根据。

（根据）时机需要，定出一个政策，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这个政策（就）绝对是无往不胜的。

这个文章定以后，我（们）的主流派地位就都定了。

外采：文章的意义。

（补充内容）解说：在《为“国家分配论”答疑》之后，邓子基又撰写了《论财政与国家的相互关系》等论文，这些文章拨开了长期以来关于“国家分配论”的迷雾，确保“国家分配论”在这次理论大讨论中最终站稳了脚跟。

嘉宾：一直到98年，“公共财政论”来了以后，又一次交火。

记者：又是一次冲击和交火？嘉宾：对。

记者：又开始跟您商榷了。

嘉宾：对，是这个意思，我说如果由我来讲，我们1964年的时候，是“国家分配论”的倡导时期，80年代初期是坚持时期，现在21世纪初，是发展时期，是这样的.解说：1994年，中国开始建设市场经济，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分配论”再次受到冲击。

而这一次的冲击波，远比之前八十年代初的那一次要大得多，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邓子基也感觉到空前的孤立。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西方国家奉行的“公共财政论”开始被一些学者所关注并引入中国。

相对于中国的财政管理而言，西方的公共财政职能较单纯，它们只关注公共服务，例如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而将生产消费领域全部交给市场，而这正是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相契合的。

一时间“公共财政论”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国家分配论”遭遇冷落。

邓老：（公共财政理论）开始进来的时候，（对国家分配论）有很多批判文章。

无非就说“国家分配论”是“过时论”，我过时了，以前都是对的。

记者：过时了，邓老也过时了。

邓老：那个时候1998年（我）也七十几岁，也过时了。

为什么（国家分配论）过时呢，因为你是计划经济理论，现在是市场经济，当然过时了，逻辑这样推，我过时了，第二是“怀疑论”，你是不是能够指导实践。

01：42：20记者：是不是能够对未来的这种…邓老：你过去对了，是主流派的，现在你不是主流派的，你让位给“公共财政论”了，是不是这样，第二个“怀疑论”，第三个“罪过论”，你这个“国家分配论”太强调国家，不讲市场，是不是有罪了，八十年代有人批判我，现在还有人说。

记者：罪过？邓老：“罪过论”。

我归（纳）了（以上）三类。

解说：应该说邓子基其实是中国最早引入“公共财政论”的学者，他1980年（起）翻译的《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是最早介绍西方财政思想的著作，只不过这本著作中并没有强调“公共财政论”这个概念。

那么，“国家分配论”是否正如他人批判的那样是过时了呢？坚持了几十年的“国家分配论”的出路在哪里？1997年在《财政研究》杂志上邓子基发表了《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论文，他反对完全照搬西方“公共财政论”以代替“国家分配论”，而是应该互相取长补短。

嘉宾：不能以公共财政来否定“国家分配论”，来贬低“国家分配论”，（要）坚持“国家分配论”，我借鉴你“公共财政论”，坚持我的本质论，借鉴西方的运行机制论，两家整合，优势互补，整合以后当然就发展了。

所以这个观点2001年我在无锡全国第十五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上做学术报告（时讲了），底下鼓掌的很多，底下有很多部长，我提出几个，坚持、借鉴、综合、发展、树立正确财政观，就讲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