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的政教之争

中世纪西欧的政教之争
内容摘要：政教矛盾和冲突贯穿了整个西欧中世纪，对西欧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对于教会权与王权之间的这场尖锐复杂、旷日持久的斗争，本文试从中古西欧历史入手，分三个阶段来分析，以期能了解两者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和对西欧历史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中世纪西欧教权王权
在西欧中世纪的历史中，政教矛盾一直存在，政权与教权一直是此消彼长，处于激烈的斗争中。

开始，罗马教皇和神职人员总是从属于世俗的君主或领主的。

但到十一世纪末，其地位大大改观。

教会利用世俗封建主的相互格斗和厮拼而有力的增强了经济和*力量，希求确立对整个欧洲的统治。

不过世俗的皇帝和君主们是不甘心充当教会走卒的。

他们对教会的支持与合作，说到底，无非是个利用。

所以，一旦他们感到教会势力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时候，便要采取断然措施相抗衡，以至于不惜诉诸武力，总之，在中世纪，教会权（神权）与王权之间的斗争是尖锐复杂、旷日持久的，二者之间的斗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是五至八世纪的酝酿期；第二阶段是九到十三世纪，教权高涨，与政权形成对垒之势，期间教权达到颠峰状态，随后便开始由胜转衰；第三阶段是随着君主国家的形成和各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萌发，王权逐步得到加强，教权节节败退，王权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一、酝酿时期
中世纪伊始，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国家二者，只不过被当作统一社会的两种基本的职能机构而已，它们只有分工的差别，并无不同社会性质的对立。

它们并没有料到嗣后彼此之间会发生多大的冲突。

尽管如此，在某些神职人员的思想理论中，已显露了夸张神权的苗头。

盖拉西（492——496年为教皇），是最早提倡教政二元主义的理论家之一，他提出所谓的“双剑”论。

他说，在基督那里，本来是君主、教主合为一体的；但基督深知人的弱点，便在尘世中将这两种职能分开，将两把剑一给君
君主，一给教主，并令他们互相提携。

盖拉西说：“治理现世有两大系统，一为教士的神权，一为人主的君权。

在‘最后判决’中，就是君主也必须由教主代向天主负责。

就此点而论，则这两种权力中，教士权力的分量较重。

”又说：“耶稣·基督在规范这两权各得其所的方法和尊严中，又区别彼此的职务……既：为使来世的永生，信教皇帝应需用教士，而教士应用皇法也是为了尘俗事务的缘故。

”⑴由以上可以看出，在中古初期，神权开始觊觎世俗权力，并为以后染指世俗权力寻求理论上的依据。

在公元六七世纪时，罗马主教趁拜占廷皇帝对意大利的控制削弱之机，首先统治了罗马，继之又在意大利中部占据了大片土地，在格列高一世（590——604年）任罗马主教时，对西欧教会开始有了较强的影响，此后罗马主教逐渐独占了教皇的名号。

在751年，教皇与西欧新兴封建主法兰克国王结盟，支持法兰克王丕平篡夺王位后，后者在754年战胜意大利北部伦巴德人时，强迫伦巴德人把侵占的意大利中部的一片领土交给教皇，教皇从756年起，在这片领地上形成了一个世俗国家，俗称“教皇国”。

这样，教皇在宗教权力之外，又获得了相当大的世俗权力，这为盖拉西“双剑论”的推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以后神权与王权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

二、教权与王权的对垒
随着十一世纪欧洲经济的增长，教会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大，逐渐想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表现为这个时期兴起的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克吕尼运动。

改革者要求严格教会管理，反对世俗政权对教会的操纵。

克吕尼运动加强了教会的组织力量，最后由改革者与教廷建立起联系，而打破了数世纪以来，政教之间虽有矛盾，但相安无事的局面。

1073年，克吕尼修道院修士希尔得布兰德当选为教皇，即教皇格里戈利七世，由此开始了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

皇帝作为世俗封建主的首领，教皇作为教会封建主的首领；一方主张教权至上，一方主张皇权至上，形成了二
者对垒的局面。

导致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生冲突的直接原因是，教会要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但是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和教皇政策中的“世界主义”倾向，即双方都想确立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治。

教皇认为自己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理应控制和指导世俗君主，教皇以开除教籍和褫夺教权为武器，来操纵世俗政权，实现其帝国野心。

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四处干涉，以俗界领袖自居。

双方斗争的焦点是主教叙任权和对意大利的控制权。

这两点对教皇和皇帝推行他们的“世界帝国”政策至关重要。

首先，教皇视主教叙任权为摆脱世俗政权、培植教廷的驯服仆从的工具，皇帝则一向通过任命主教来控制教会，并把自己控制的教会看作是帝国的重要支柱；其次，教皇要通过控制意大利来捍卫罗马，皇帝则想通过控制意大利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教皇格里戈利七世与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年）开始的争夺主教叙任权的斗争，最终以皇帝亨利五世（1106——1125年）与教皇签订妥协的《沃姆斯宗教协定》（1122年）而告终。

按照协定，皇帝放弃主教叙任权，主教由教士选举产生，但皇帝有权出席选举，并在有争议时作出最后的决定，教皇则将授予新主教权标，以象征领地和行政权力的重要特权让与皇帝。

从表面上看，教会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废止世俗君主的主教叙任权，但实际上皇帝对教会仍有较大的控制权。

教皇要控制整个基督世界的企图尚未实现，因此，从十二世纪后期起，教皇又与皇帝为争夺意大利的控制权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结果，皇帝菲特烈一世于1176年林雅诺惨败，而几乎放弃了在意大利的一切要求，教皇权威终于在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达到了极盛。

⑵英诺森三世在中部意大利建立教皇国以拱卫罗马；他任命皇帝，英国向他屈服，法国与他结盟；他镇压了南法阿尔比异端，提倡新僧团的福音等等。

而且在那个时代，任何不符合神学正统的思想学说，都被斥责为“异端”而受到禁止和迫害。

总之，那时“基督教使西欧封建社会各个方面都染上了宗教色彩。

”⑶英诺森之后教皇势力由盛转衰。

后来神圣罗马帝国霍享斯陶芬王朝的灭亡，教皇受控于法王，宣告了皇帝和教皇的“世界帝国”幻梦的破灭。

三、王权加强教权衰退
从十二世纪起，西欧城市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繁荣，到十四世纪西欧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

经济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消除封建割据，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王权，统一国家。

另外，在皇帝和教皇的争霸过程中，教皇插手世俗事务，削弱了教皇作为西欧精神领袖的地位，日益等同于一个世俗君主。

为适应插手世俗事务的需要，在教会管理上，教廷被迫借助于世俗的方式，尤其是一整套税收和财政体系。

并且，既然教廷没有一个教会税收体系，因而教廷不得不像世俗国家那样，运用它的司法权力作为一项税收来源，这就必然造成对世俗法权的干涉。

教廷的世俗化，它对各国教会的控制、对国家司法的干涉，以及它苛重的税收，都必然加深教皇与普通基督教徒之间的鸿沟，引起西欧各国王权的不满，所以只有彻底摆脱教皇的控制，西欧国家才会得到真正的发展。

从十二世纪起，西欧各国国王便以宗教宗主权为武器来加强王权。

所以西欧王权加强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与教皇的斗争。

王权逐步加强教权节节失利，这个过程在法国的历史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

在路易九世时期（1226——1230年），国王实行司法、货币和军事改革，促进了经济统一与中央政府权力的加强。

到腓力四世时期（1285——1314年），王权继续加强。

腓力四世为夺取附属的城市伊兰得尔，推行战争政策，经常感到财政困难，他便向法国教士征收捐税，因此和教廷发生冲突。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政教斗争激烈时死去，新教皇克力门五世是在法国国王直接压力下当选的。

教廷从这时候迁到了法国阿维农城，总共住了七十年（1308——1378年），史称“阿维农之囚”。

⑷腓力四世继续和教皇作斗争，于1307年没收神庙骑士团财产。

1312年教皇正式宣布解散神庙骑士团。

腓力四世得到完全胜利，教权受到了重大打击。

“阿维农之囚”事件充分的表明了教权在这一时期衰落的趋势。

王权能最终取得胜利要归因于在王权与教皇的斗争中，西欧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了最初的萌动。

十二、十三世纪开始的西欧王权的加强，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运动，到十五、十六世纪大体完成。

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终结了教会在中古盛期所确立的“万流归宗”的地位，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教皇势力的衰落。

总之，教权与王权的冲突，以王权的最终胜利而告终。

教皇作为西欧最高效忠对象的地位消失，各国王权成为各国臣民最高的效忠对象。

王权的加强，民族意识的萌动，是西欧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