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五人谈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五人谈

论文作者詹福瑞/王小盾/傅刚/周月亮/杨乃乔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不仅是研究方法的革新问题，而且是寻找切近中国古代文学性质的最佳研究思维问题，应该把中国古代文学置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宏阔背景中加以考察；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在实践层面上，也可以归结为“技术”问题，文学研究越是深入，对“技术”的要求也就越趋强化，王国维所表现的，实际上也是重视“技术”的倾向；学术研究只能稳固地发展，而没有政治学意义上的革命，学术研究也并不总是在“首创”，其界定必须严格，利用不同视角所得到的新认识，并不就是“首创”；文学研究的要义在于养育人性，作为审美与意义的研究，应该从经学、史学的范式中独立出来；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应该多元共生，传统方法与新方法应该整合起来，王国维的精彩就在于他不仅接受了东方，也接受了西方，既是学者，也是作为思想家的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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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佳思维

河北大学教授詹福瑞

“自在的艺术作品”从来就不存在。文学无论如何拒绝社会、忽视社会，却总是深固地植根于社会之中，带有大量的文化意义，是一种文化意义的载体。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决定于文学自身的文化性质。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也不仅仅是所谓的研究方法的革新问题，而是寻找切近中国古代文学性质的最佳研究思维问题。

文学自产生之初，就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之中，与其他社会文化扭结在一起。其他的社会文化以一种类似于场的效应的形式影响文学，体现于作家的审美心理、文学观念、作品的主题、体裁、风格和艺术技巧等各个方面。所谓文化的研究，即把中国古代文学置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宏阔背景和综合关系网络中加以考察，以揭示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生成的文化原因、文学的文化性质。

这种研究，是一种趋向会通思维的研究。它不仅要求从多种文化纽带审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文学现象，而且对其作圆融通照的研究。这样，就改变了剥离式或单一的研究思维模式，赋予文学研究以宏阔的视野和融通的思维模式。譬如，关于梁代宫体诗的研究，旧的文学史和研究文章多把它视为帝王荒淫生活的反映，在价值判断上也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是一种把影响文学的单个因素与其他因素剥离开来的研究方式，是典型的单一式的研究思维。近些年文化研究的兴起，打开了宫体诗研究的广阔视野，研究者从佛教文化、都邑文化和军伍文化等多种文化关系来观照宫体诗，就比较全面、比较合理地揭示了宫体诗产生的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对宫体诗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刘勰主张，研究文学现象要追求一种圆融通照的境界。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就是达到这种境界的研究思维。

文化的研究，还是一种带有鲜明的寻根讨源思维特点的文学研究。发现新的问题，揭示某些未被发现的文学现象，固然是其主要任务；但文化的研究，并不驻足于此。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任何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都有其生成的文化根源。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必然要把研究的目的定在对文学现象的寻根溯源上。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正是靠这样的研究得以解决。如四声是古代汉语固有的一种声调现象，但是诚如沈约所言，多历年代，“此秘未睹”。到永明时期，始揭此秘，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永明声律论，创作了永明新体诗，直接影响到近体诗的形成。四声的发现，是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变的关键。四声的自觉，有多种文化原因，其中随佛经翻译而来的对拼音原理的进一步自觉，对四声的发现，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陈寅恪《四声三问》即揭示了四声发现与佛经转读的这一层关系，把四声八病说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对于古典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的研究，是一种开放性的研究思维。它不仅从各种文化因素与文学的联系来研究文学，作由外向内的思维运动；还要立足于文学这一独特的人类精神活动来反观文化，作由内向外的思维运动。这种逆向型的研究，过去一直把它视为与文学研究有关联但又不是同一性质的研究。其实这种认识是比较狭隘的，限制了文学研究的视域。文学是一种文化意义的载体，无疑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文学不同于其他人类文化的特殊性，还要研究文学作为文化组成部分，与其他人类文化的共同性。这样，才是完整的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于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化氛围之中，呈现出丰富的文化色彩，带有大量的历史文化意义。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在这方面，前辈学者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闻一多通过神话研究来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伏羲考》、《高唐神女传说》等文章，均以文学为材料，进行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成为我国最早从事文化人类学的成功范例。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钱柳因缘诗释证稿》，以诗证史，也是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典范。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继闻一多研究之余绪，利用文化人类学来研究《诗经》和《楚辞》以及神话，这些研究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引起一

些非议，但它却辟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方新天地，给这一研究领域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研究界兴起文化热，是近几年的事。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起步早于文化热，且多有其人和研究的实绩。不过，却终未形成什么热，不似中国哲学史界。尽管如此，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说起文化的研究，已经有一些学者侧目而视，非议多多了。非议的出现，也许出于人们对于旧日古代文学研究的庸俗社会学的恐惧和今日泛文化（连厕所都成为文化了）现象的担心。当然，也有对一些文化的研究的不满。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的著作中，时见缺少发现与创造的空疏之弊。内容不够，文化来凑；积累不够，文化来补；功力不够，用文化来抹糊，因此倒了人的胃口。但这只能说明研究者个人的研究态度和功力，却不能说明作文化的研究的不足取。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罗宗强先生的《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等著作，都是从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来开展古代文学研究的高水平的成果，它们的实绩也昭示着文化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在九十年代成为学术界引人注意的一种现象。这是古代文学研究者拓宽研究思维的一种努力，也许是古代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下个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论如何发展，有一点却可预测：研究的路子只能越走越宽，不会越走越窄。就此而言，对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或许会成为下个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佳研究思维。

文学研究是否需要技术

扬州大学教授王小盾

《文艺研究》编辑部最近组织了两次关于文学研究的讨论，一是以文学人类学为主题的，一是以文学研究方法论为主题的。我有幸预闻其事，从讨论者的危机意识和学科眼光中，受到感染和启发。于是思考了一个问题，即文学研究是否需要技术——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程序和技巧——的问题。无论就其意义（关于学科发展）或就其内容（关于材料处理）看，它都是实践的问题而非单纯理论的问题。因此，我愿意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来谈谈这一问题。

自从１９７７年进入大学以来，我的学术兴趣经过了几次转移。其阶段大体上同学业的成长相一致，而其方向却似乎恰好相反。大学时期喜欢美学或文艺学，研究生阶段比较关心文学史的实际运动，读博士生以后特别注意文学与音乐文化的种种关系，最近几年则偏重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观察文学现象中的底层联系——大体上是一个从形而上趋向形而下的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的缘由大约有这样几条：其一，随着知识积累逐渐加深，对认识过程的复杂性有了更充分的估计，觉得那种一蹴而就的图像思维方式只能在幻想中解决问题，因而开始重视对事物细节或局部的研究。其二，由于接触了大量史料，对思想的建立过程有了更清晰的了解。知道理论总是对一定经验事实的概括，于是对那些从原则或框架出发的“研究”产生了怀疑，而倾向于把逻辑问题还原为历史问题来解决。其三，由于研究经验逐步增长，对学术的本质有了更透彻的认识，懂得学术有别于意识形态活动，其目的是追求对于事物原因、原理的解释，因此，认为只有那种依据可靠史料、用切合对象本性的方法、通过严密论证去解决个别问题的工作才算研究。其四，由于认识的逐步深化，或者说，是由于“刨根问底”的需要。

以上过程，也可以说是技术倾向逐渐强化的过程。因为一旦把追求认识中的客观成分当作目的，那么，就会重视事实和细节，重视史料的品质，重视论证和表述的细致；一旦关注事物的广泛联系，那么，在研究工作中就会追求多种学科手段的综合。例如我曾有一段时间从事“隋唐燕乐歌辞”研究。这一专业就意味着，要以文学和音乐这双重眼光来审视中国诗体文学。所以这一阶段的收获主要有两条：一是能够比较深入地认识一些文学现象的本质（文学存在的本来形态是音乐形态），二是非常自然地使用了多重论证的方法。举一个例子：当我把《胡笳十八拍》作为琴歌来研究的时候，我必然要利用七弦琴艺术史的资料、现存琴谱资料去考察它的形成，而不是仅仅使用文学史料。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后来十几年的研究工作中，我还尝试运用过语言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民族学（文学是一定文化共同体的生活技术和交际手段）、考古学（文学及其思想最早是记录在器物之上的）、科技史（文学的历史可以理解为记录手段和传播手段演变的历史）、中西交通史（文学依靠不同文化的相互刺激而得以更新）等学科的资料和分析方法。这样做的理由在于文学的本质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确定，而其效果则在于提高了技术的比重：一方面，能够使用更多的技术手段来分析史料；另一方面，工作的成败也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对各相关学科的基本技术的掌握。

当然，以上经验是很个人的，不能算作成功的经验，更不具有典型性。不过对于近年来富于哲学倾向的学术思潮，它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因为上述兴趣转移是符合认识的一般规律的：对事物的第一印象总是关于它的轮廓的印象，而不是关于它的细节的印象。学术思路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由具体走向抽象，相反，是从抽象走向具体。学术是以求取客观真理为目的的，它必定要使用某些工具或手段来保护认识中的客观成分。既然宏观问题的解答依赖于微观问题的解答，那么，学术发展必然会表现出专门化的趋向；既然事物是通过各种联系而呈现其本质的，那么，文学研究者必定要打破学科界限而注意各种相关知识。事实上，类似的情况早已在另一些学者身上发生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