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庸》的作者

试论《中庸》的作者

试论《中庸》的作者

摘要：《中庸》本为《礼记》中的一篇，南宋朱熹将其从中抽出独立成篇，与《大学》、《论语》、《孟子》一同列为“四书”，并花了毕生的精力作了《四书章句集注》，使“四书”得以和“五经”同列，《中庸》也由此成为儒家重要之经典。但关于《中庸》的作者是否是子思？其内容是否经后人修改或增益等？历来存在众多争论。本文试图通过对前人的研究和观点进行一个罗列和分析对比，得出对这些问题一般的看法；并提出一些自己细读《中庸》后的看法，以期让自己对《中庸》这一经典有一个较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中庸子思作者

初读《中庸》，便觉得其语言深奥，内容庞杂且多谈“性”、“命”、“诚”等形而上的思想，与《论语》、《孟子》等注重人伦和政治、语言深入浅出的儒家经典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作为一篇文章，《中庸》也不似《大学》主题明确，层次清晰，一气呵成。所以一开始我便对《中庸》的作者、文章内容的构成及顺序产生了疑问。带着疑问，查找和翻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关于《中庸》

的作者、成书年代、文章构成历来众说纷纭。

关于《中庸》的作者是谁，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即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庸的作者为子思。子思，即孔子之孙，姓孔，名伋，字子思，是战国初年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据记载孟子曾求学于其门人。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司马迁、《孔丛子》1作者、郑玄、孔颖达、陆德明、李翱、二程和朱熹等。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尝困於宋。子思作《中庸》。”[1]这是目前已知关于《中庸》作者的最早记录。

《孔丛子•居卫》中载：“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陈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无作乎?’於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2]

东汉经学大家郑玄遍注“三礼”，在《中庸》篇目录中说：“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3]唐孔颖达为《礼记》作疏时沿用其观点。

1孔丛子：该书共三卷，二十一篇，旧题孔鲋撰。内容主要记叙孔子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即

孔鲋）等人的言行，其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其成书时间及其作者问题，一直是学界的一大疑案。

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曰：“《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4]唐李翱在《复性书》中也指出：“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传于孟轲。”[5]

北宋程颐、程颢则认为：“《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心法，成于子思。”[6]又说：“《中庸》之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子思恐传授渐失，故著此一书。”[7]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在其《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8]又说“子思惧其愈久而愈失其貌，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9] 可见，自司马迁记载“子思作《中庸》”后，这一观点便被沿用下来。但通过对以上各家论述的分析，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司马迁所说的《中庸》是否就是现行《礼记》中的《中庸》。现行《礼记》即戴圣所选编的《小戴礼记》，戴圣生卒年不详，曾在汉宣帝时被立为博士，并参与石渠阁会议。他选辑了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

文章而成《礼记》四十九篇。这一选辑的过程，戴圣很有可能对前人的文章有所加工，比如将内容相关的数篇合为一篇，或者加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而司马迁卒于汉武帝末年，稍早于戴圣，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可能早于戴圣编《礼记》，那么《礼记》中的就有可能是经戴圣改编了的《中庸》，而非司马迁所见的版本。

二是，从唐朝李翱的叙述中，我们便可见“道统论”的端倪，二程进一步发挥之，到了朱熹，则说得更加“绘声绘色”，认为子思是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中庸》。因为当时儒家有排佛的理论需要，所以自韩愈起，一个儒家的道统论就越来越受重视，也越来越清晰完整，到朱熹时形成了一个“尧、舜、禹、汤传之文武、周公，再传之孔子，孔子传于曾子，曾子传于子思，子思传于孟子”的“道”的传承统续，那么这样就自然要求《大学》为曾子作（也存疑），《中庸》为子思作。所以理学家为了道统论的完整性而肯定子思作《中庸》，并发挥出一些前人所没有的理由，是值得考虑的。

第二种观点，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

《中庸》非子思所作而为后人所伪造。

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北宋欧阳修，在他的《问进士策三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其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论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之圣，必学而后至，久而后成。而《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自诚而明、不学而知之者，谁可以当之欤？尧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盖思之不能无失耳，故曰‘惟帝其难之’。舜之于事，必问于人而择焉，故曰‘舜好问’。禹之于事，己所不决，人有告之言，则拜而从之，故曰‘禹拜昌言’。汤之有过，后知而必改，故曰‘改过不吝’。孔子亦尝有过，故曰：‘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尧之思虑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汤与孔子常有过。此五君子者，皆上古圣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犹有不及，则《中庸》之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者，谁可以当之欤？此五君子者不足当之，则自有天地已来，无其人矣，岂所谓虚言高论而无益者欤？……若《中庸》之诚明不可及，则怠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传之谬也，吾子以为如何？”[10]

可见，欧阳修认为，“自诚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等语“异乎圣人”，因而怀疑“其传之谬也”，不是子思所作。他对传统观点的挑战，也揭开了《中庸》作者问题争论的序幕。

欧阳修之后，南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对二程、朱熹的说法也提出了质疑：

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中庸》为孔子遗言，是颜（回）、闵（子骞）犹无是告，而独閟其家，非是；若子思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宜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

[11]叶适从《论语》考之，“中庸”并不占重要地位，只一处讲到；如果《中庸》是孔子的遗言，为什么不对颜回、闵子骞这些主要弟子讲，而“独閟其家”，这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是子思自作，那就不是“上世所传”。叶适认为：“汉人虽称《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于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