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 (2)

论述唐律自首原则的特点

一、自首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早在西周时期，《尚书·康诰》中就有“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的记载，即犯罪人已经述说全部犯罪事实，虽犯大罪，亦可不杀。明代丘睿就认为：“此后世律文自首者免罪之条所自出也。”那时的自首与现代意义的自首不同，还包括坦白。到秦汉，自首制度日臻完备。如《法律答问》中就记载：“隶臣妾系城旦舂，去亡，已奔，未论而自出，当笞五十，备系曰。”可以看出，此时的自首只能减刑，不能免罪。汉代的自首制度就有所不同，已经可以免罪。如《汉书·淮南衡山王传》载：武帝“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与淮南王谋反者，得陈喜于孝家，史劾孝首匿喜。孝以为陈喜雅数与王计反，恐其发之，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承袭了汉的立法，并无太大变化。到唐朝，自首制度就相当完备了。以后各朝自首制度虽然也有变动，但始终脱不了唐朝立法的窠臼。

二、唐律完备的自首制度

唐朝是我国的封建盛世，也是中国古代立法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法典巅峰之作的《唐律疏议》，吸取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司法经验和律学成就，继承了以往历代律典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采取一般原则和具体规定相

结合的立法体例，对自首制度作了十分详细而全面的规定，形成了完备的自首制度，成为后世封建王朝自首制度的立法典范。

（一）唐律自首成立的条件

自首是唐律中最为发达的法律制度之一。唐律中自首制度的律文较多，与自首制度有关的律文主要规定于《名例律》和《斗讼律》，其基本律文规定于《名例律》。从律文规定看，唐律自首成立的条件主要有：

1.自首的适用范围：不是所有犯罪都成立自首。唐《名例律》总第三十七条规定，“其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若越度关及奸，并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例”。按此规定，如下情况不在自首之类：第一，伤害罪。注文说：“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按《唐律疏议》的解释：“假有因盗故杀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首，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若过失杀伤，仍从过失本法。”注文和《疏议》都是对伤害者不适用自首的进一步解释。从现代立法的角度看，意即牵连犯若自首可以免除其他罪，而伤害罪仍不能免除。而且，伤害罪不论故意、过失，都不适用自首。第二，标的物为“不可偿”之物所涉罪行。《疏议》解释道：“称‘物’者，谓宝印、符节、制书、官文书、甲弩、旌旗、幡帜、禁兵器及禁书之类，私家既不合有，是不可偿之色。”但是注文又作出例外规定：“本物见在首者，听从免法。”也就是说当自首时能带原物的，也可免除罪行。第三，私度、越度罪。《疏议》称：“度关有三等罪：私度、越度、冒度。其私度、越度，自首不原；冒度之罪，自首合免。”也就是冒名顶替翻越关卡的，可以免罪。第四，侵害良人的奸罪。“若奸良人者，自首不原。”即奸奴贱可以适用自首的规定。第五，私习天文罪。《疏议》对此罪不在自首之列作了说明：“天文玄远，不得私习。”

2.自首的前提：《名例律》规定：“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由此可知，自首的前提是“犯罪未发”。唐律中自首制度的规定都是围绕这一前提建立。《疏议》有解释：“若有文牒言告官司，判令三审，牒随未入曹局，即是其事已彰，虽欲自陈，不得自首。”犯罪一经告发，不论是否已经开始处理，就认为犯罪已发，即使主动投案，也不能按自首论。所谓“犯罪未发”也就是犯罪未被告发。当然即使没有人告发而官府已经获知犯罪人所犯罪行的，同样也不能以自首论。这样的规定相对严格，并不是只要犯罪人有悔过之心就成立自首。但是，也

不是只要犯罪已发就不能成立自首。有些特殊情况，犯罪已发也可成立自首，甚至可以免罪。《名例律》总第三十七条规定，“亡叛者虽不自首，能还归本所者”也视作自首。这里是作为减刑规定的，而且明确指出即使不自首，也可减刑。这可以视为自首的例外规定。另外，《名例律》第三十八条规定：“诸犯罪共亡，轻罪能捕重罪者，即轻重等获半以上首者，皆除其罪。”《疏议》明确指出：“犯罪事发，已囚、未囚及其同犯、别犯而共亡者，或流罪能捕死囚，或徒罪能捕流罪首，如此之类，是谓‘轻罪能捕重罪首’。”从解释可以看出，这里并没有要求犯罪未发，只是强调行为人是否有立功，已经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自首了。

3.自首的主体：唐律对自首主体有明文规定：“即遣人代首，若于法得相容隐者为首及相告言者，各听如罪人身自首法。”由此可知，自首的主体除犯罪人本人外，还包括受自己委托代为自首的人，也可以是容隐犯罪人的亲属。根据唐代容隐制度的规定，反、逆、叛罪和不属于这三类罪代首的情况又有不同。《名例律》第四十七条规定：“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即谋反、谋叛、谋大逆不适用亲亲相隐制度。所以，对这三种行为，《名例律》第三十七条的注文说：“缘坐之罪及谋叛以上本服期，虽捕告，俱同自首例。”即指被“缘坐人”（受牵连而连带受罚的正犯之相关亲属）以及犯谋叛罪以上的不被缘坐的有丧服期的亲属，即使把罪犯捕捉告官也和犯人自首一样。唐律又规定：“其闻首告，被追不赴者，不得原罪。”犯罪人遣人代首、或者得知得相为容隐者告言以后，经官府追究而不到案的，不能按自首免罪。

4.自首的对象：唐《斗讼律》第三百五十三条规定：“诸犯罪欲陈首者，皆经所在官司申牒，军府之官不得辄受。其谋叛以上及盗者，听受，随送附近官司。”由此可见，接受自首的一般是所在地非军事的官府，只有“谋叛以上及盗者”例外。这是从案件的紧迫性的角度所作的变通规定。除了官府以外，自首的对象还可以是被害人。“诸盗、诈取人财物而于财主首露者，与经官司自首同；其于余赃应坐之属悔过还主者，听减本罪三等坐之”便是对此作的规定。从中可以看出，经官司自首是通常的做法，而向被害人自首只是特例，而且针对的也是个别的犯罪，一般都是财物型犯罪。

5.自首的内容：自首的内容即是犯罪人供述的所犯罪行。对自首的罪行不实不尽的，对不实不尽部分也按自首处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其轻罪

虽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即问所劾之事而别言余罪者，亦如之。”即轻罪已发或轻罪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后，自首重罪的，可以免除重罪，但对于重罪已发而自首轻罪的则没有特别规定。另外，一部分罪行已进入诉讼程序，而犯罪人尚有官府不知道的罪行的，对这一部分自首的，也可免罪。这一制度与现行刑法中的特别自首制度极其相似。第二，“自首不实及不尽者，以不实不尽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自首赃数不尽者，止计不尽之数科之。”自首不实是指自首所说的犯罪性质和实际犯罪性质不相吻合。《疏议》中举的例子是：“犯强盗得赃，首云窃盗赃，虽首尽，仍以强盗不得财科罪之类”。当然，按《疏议》举的例子来看，自首不实的前提是自首之罪和所犯之罪有一定的重合关系，否则不实就无从谈起。

（二）自首的法律后果

自首的法律后果是“原其罪”，也就是免罪。但是也因自首的主体、所犯罪行、自首内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具体而言，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免罪，一是减刑。对于自首，免罪是常格，减刑只是例外。所以免罪的情况相当广泛。自首、代首、为首、告言、捕告、向财主首服、悔过还主、捕首原则上都可以免罪。规定应当减刑的情形并不太多，而且在实践当中也屡有例外，减刑的幅度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关于减刑的规定《名例律》第三十七条规定：“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减罪二等坐之；即亡叛者虽不自首，能还归本所者，亦同。”《疏议》又有解释：“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案问欲举而自首陈；及逃亡之人，并叛已上道，此类事发归首者：各得减罪二等坐之。”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知人欲告。也就是知道有人将去官府告发而自首的，不能完全免除刑事责任，但是可以减罪两等处理。这是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出发作出的规定。知道有人要到官府告发而去自首的，其自首目的只是为了免罪，对之免罪有违情理，所以只作减罪处理。二是逃亡罪。唐律中的逃亡分为两种：一种是本身就是逃亡罪，如役夫逃亡、兵士逃亡等；另一种是犯罪后逃亡，其逃亡行为也被认定为逃亡罪。不论是上述那一种情况，逃亡之后回原地或者自首的，逃亡之罪都可以减罪两等处理。同时，对于已经出走上路的人也可以适用。在唐律有关自首的规定当中，对于逃亡罪的条件的规定是最为宽松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要捕获叛逃者归案有相当的难度，所以统治者就从立法上介入，以宽松的处罚条件换取办案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