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教育思潮浅析

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浅析

摘要：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兴盛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但从思想的渊源看，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所谓国家主义的教育，一是主张教育是国家的工具，教育目的对内在于保持国家安宁与谋求国家进步，对外在于抵抗侵略，延存国脉；二是认为教育是国家的任务，教育设施应完全交由国家负责办理、经营，国家对教育不宜采取放任的态度。本文试图从思想理论、方针政策方面对国家主义教育思想进行探讨。关键词：国家主义，教育，思想

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一种思潮。从严格意义上说，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最早由瑞士著名的教育家裴斯泰洛奇(Johann Heiorichi Pestalozzi)提出。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费希特(Fichet)在裴氏教育思想的基础之上，对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对外宣扬民族至上的精神，开始形成一种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

中国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同治年间容闳、曾国藩等所提倡的兵工教育与光绪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所主持的西政教育，其目的都是为了“强国”，这种思想己初具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特征，但尚未形成系统。清末民初，教育界出现的“国民教育”和“军国民教育”思潮均含有国家主义教育的成份，是国家主义教育的渊源或表现形式，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对“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教育和军国主义教育深恶痛绝，提倡和平主义教育，羞言国家主义的教育已成世界教育的大势。同时，随着各种西方思想的传入，美国的教育思想也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尤其是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挟杜威、孟禄来华之威在中国教育界广为传播，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且在这种教育思潮的影响下，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所体现的“教育本义”，重视个性发展为其本质，几乎没有国家主义教育的色彩，反映了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处于中衰期。1922年以后，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以“新”的面目出现。余家菊、李璜合著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于1923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他们发起国家教育协会，出版协会丛书，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由此重振。1924年至1925年，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盛极一时”，大有取代平民主义教育而主宰教育界之势。当时许多教育刊物如《中华教育晃》、《教育杂志》、《新教育》、《少年中国》、《教育汇刊》、《新闻报》、

《国家主义与教育》等报刊都刊登了大量宣传或讨论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文章。中华教育改进社甚至在1924年年会上提出了“请教育部依据国家主义明定教育宗旨”的议案，1925年7—8月，《中华教育界》连续两期刊发了“国家主义的教育研究”专号。但1927年以后，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国民党严厉禁止国家主义的宣传，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也自此蛰伏不起。

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主要是围绕着国家这一中心、按照国家的需要并符合国家的共同利益和要求实施教育；通过教育培养国民共同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内除“国贼”，外御侵略，从而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的统一，绵延民族的生命，进而振兴国家，教育应是一种国家的主权，是国家的事业，是国家的工具，是一种国家教育制度,而不是任何私人、党派、地方、教会和外国的主权、工具。[1]

一、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目的和任务

国家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对外抵抗侵略，对内抑制“国贼”，造就具有爱国精神、国民意识的好公民。李璜从社会学的角度阐述了这一目的，他说：“教育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丙不是个人理想的产物。一个社会要想保着他的生存，必须这个社会内的份子有共同的情感和信仰，然后才能聚散沙于一盘，以共同扶持这个社会生存予不坠”。

[2]这就是所谓的“同化”，而教育则是实旌同化的段好工具。

要拯救中国社会，只有依靠教育，教育的目的与任务，就在于沟通一国人之情感，养成国民意识，使国民个人的意识与国家社会的意识沟通，即提倡教育上的国家主义。李璜认为，通过以国家为前提的国家主义教育，一方面可以调和个人与个人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以及省与省之间的权利冲突；另一方面可以在“爱国”的旗帜下，同心合力做出一些于国家的精神上、物质上有价值的事业。反观中国的现实，大多数人并非没有爱国的本能，但却缺乏爱国意识，爱国信念不够，导致人心不齐，爱国运动常常一鼓便衰。通过国家主义的教育不仅使国民掌握国民知识，更让其充满热情，使他愿意去尽一位国民的天职。

而陈启天也认为教育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为改造国家的唯一工具。”[3]面对中国当时的“混乱”与“不能独立”的局面，他宣称，唯有国家主义的教育才是促进国家统一和独立的根本方法。他说中国目前的政治、社会、思想无一不呈混乱的状态，表现在教育上则是学校风潮四起，罢课屡禁不绝，师生之间、教师之间矛盾尖锐，关系紧张，整个教育界呈一无序状态。另外，外国人在华大设殖民学校、

教会学校，丙他们的目的并非为中国造就良好的公民，乃是为了进行文化侵略，破坏了中国教育权的独立。因此，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既是以国家为前提的教育理论，它的总目标就应该对内求国家的统一，对外求国家的独立。确立真正能救雷的，并能为全国所认可的共同理想是当时教育的急务。真正能救国的教育理想不但能增加知识，还要能激励感情，训练意志；不但能促进个人的福利，还要能保障国家的安宁；不但要能爱好和平，还要能捍卫正义。而唯有国家主义的教育在不否认个性发展的同时，能注重国性的发展与国魂的铸造，以培养爱国国民，因而应以国家主义的教育理想为救国的理想。此外，国家主义的教育强调教育是一种国家的工具，主张由国家制定统一的方针与政策，以便“建设国民信条，统一国民意识。”防止教育落入私人或党派之手而成为植党营私的工具，否则“因教育上宗旨分歧，情形混乱，不但使国家得不到教育的好处，反受教育大害”。[4]陈启天认为国家主义的教育不仅在具体目标上有助于社会发展，而且在具体措施方面也最适宜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造。他说，当前中国最为忧虑的是国民意识的模糊与国家观念的淡薄，这是实现国家统一和独立的一大障碍。国家主义的教育首先主张借助教育以唤起国民对国家的自觉心。其次主张依靠教育振发民气，鼓励国民捍卫国家正义的勇气，并通过教育培养国民对于国家服务的观念和态度，这是国家能否存在和进步的决定因素。

二、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教育宗旨

陈启天认为，国家教育应有宗旨以明示教育的趋向，而完成建国的功用。除了一般的教育，其教育宗旨必须有国家主义色彩外，各级教育也应有国定宗旨以明示各级教育的特殊趋向，合乎国家主义的精神，如师范教育，应以“造就一般能传播国家文化，适应国家需要，实现国家理想的中小学教师”为宗旨；留学教育的宗旨应羞眼于国家和地方的需要，“酌在外国培养高等专门人才，促进本国学术与技艺的独立”。

[5]而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适合当时需要的教育宗旨。自清朝以来，教育宗旨的沿革共有三次变更，第一次为清朝末年，定为“忠君尊孔，尚武尚公”；第二次在民国初年，定为“以道德教育为主，以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为辅，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第三次在1919年，定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到1922年新学制制定的标准，也不外乎“平民教育”与“职业教育”，国家主义者认为此二者都是以个人为出发点，以发展个性为整个教育的精髓，但却忽视了国性的养成，有违教育是国家工具的原则。[6]陈启天认为，没有国家，个人也难得到发展，故须本着国家主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