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发展史论

!"在欧美、日本的科幻小说凭借着影视剧风靡全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中国科幻小说羸弱的现状提出疑问和作出思考。

为什么科幻小说在欧美、日本等国发展得那么蓬勃，而在中国却如此地举步维艰呢？人们常常将原因归咎为中国的重人文、轻科学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注重于形象的思维习惯。

这些观点当然都自有道理。

但是，本人认为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科幻小说价值观念的模糊性，以及带来的创作主体和创作视角的偏颇。

!#$世纪的中国科幻小说曾经有过令人兴奋的时期。

晚清小说界革命提出了“新小说”的口号，促使着中国小说创作发生了重要的变革。

在各种变革之中，科幻小说体现了中国小说之“新”，并对中国小说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域外引进的小说文类，科幻小说使得中国读者耳目一新，被作为“导中国人群”"的有效工具受到作家们的高度重视和推崇。

%&$$年薛绍徽翻译了房朱力士（即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这是中国第一部外国科幻小说翻译作品，’年之后荒江钓叟就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

从翻译到创作，科幻小说在中国的演变之快，是域外引进的其它小说文类无法比拟的。

如果说《月球殖民地小说》还仅仅是借用了凡尔纳小说中的一些科学道具而演绎故事，%&$(年徐念慈创作的灵魂出窍、上天入地的《新法螺先生谭》就显得相当成熟了。

从简单地模仿到得心应手地创作，科幻小说在中国的成熟之快，同样是域外引进的其它小说文类无法比拟的。

#%&$)年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出版，%&$&年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等小说的出版将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科幻小说不再是单纯地叙述科学故事，而是将科学幻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的思想情绪结合了起来。

以科学为经，以中国社会现实为纬，中国作家创作科幻小说已得心应手了。

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得益于西方科幻小说的翻译，但是科幻小说能够如此迅速地在中国本土上立足，内在动力来自于中国本土的需要。

中国的文学传统并不缺乏想象力，《封神演义》、《西游记》、《镜花缘》等幻想小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中国文学中的幻想常常缺乏学理的依据，它将读者引向玄虚和神秘，而与现实生活相脱离。

科幻小说所展示的科学技术、工艺技术的想象，以其合理性和实用性显示出现实意义。

晚清社会是中国人谋求改变现实的时期，而“科学”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而为中国社会所接受。

科幻小说可说是正逢其时，既满足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又满足了晚清国富民强的现实愿望，这是科幻小说能在晚清如此繁盛的根本原因。

这类畅想型的科幻小说进入#$年代以后并没有结束，但社会效果却大不如以前了。

%&#"年叶劲风的《十年后的中国》写%&"%年中国人如何利用先进的发光器战胜来犯的入侵者。

小说写得斗志昂扬，读者的反应却很平平。

感情出现了如此的落差，道理也很简单，中国社会在经过世纪初那段“激动期”之后，显得更加困顿，那些曾经激动人心的“强国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比较，显得太虚无飘渺了。

根据现实生活作为善恶的评判标准，中国科幻小说出现了逆向型的转折，从“畅想科技”转向了“邪恶科技”。

代表着这一时期科幻小说创作特色的是%&#’年徐卓呆发表的《万能术》和%&’$年顾均正出版的科幻小说集《和平的梦》。

他们的小说将科学与富国强兵分离开来，将科学发明者与道德完善者分离开来，科学头上的神圣的光环消失了。

《万能术》中的特异功能者陈通光在“吃饭总长”的指挥#$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发展史论"汤哲声!"下，不仅毁灭了中国，而且毁灭了地球和宇宙；《和平的梦》更向前跨了一步，它明确地告诉读者：当科学为邪恶者所控制的话，科学就会变成“邪恶科技”。

李谷尔的“催眠乐曲”（《和平的梦》）、卡梅隆的“人造铁合金磁矿”（《在北极底下》）、斯坦其尔的“空气化合物”（《伦敦奇疫》），科技的神奇及其威力令人无法想象，然而它们并没有造福人类，却给人类带来了一个个可怕的梦。

从五彩祥云堕落到无底深渊，中国科幻小说中科技位置的变化与其说是对科技功能的反思，不如说是对社会现实和科技发明者有了一定的认识。

科学能够使得社会美好，也可以使得社会丑恶，决定科学美好和丑恶的不是科学的本身，而是掌握科学的人。

这种认识对科幻小说的创作来说尤其重要，它促使着创作者关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心理的刻画。

所以说尽管这一时期作品并不多，中国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却从单纯的说明者或参观者转变为具有复杂心态的事件的参与者。

人物形象的趋向生动是中国科幻小说发展中的好的兆头。

可惜的是，这样的发展趋势并没有能延续下去。

#$%&年天津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张然的《梦游太阳系》是’&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历程中的重要的转折点。

这部标明“新少年读物”的科幻小说开了中国少儿科普型的科幻小说的先河。

这以后的’&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时断时续，时急时缓，基本上是这种创作思路的反复。

科幻小说作家萧建亨对这样的创作思路作了如此形象的概括：“无论哪一篇作品，总逃脱不了这么一关：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或带着眼镜的年轻工程师，或者是一位无事不晓、无时不知的老爷爷给孩子们上起课来。

于是误会———然后谜底终于揭开；奇遇———然后来个参观；或者干脆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参观记一个毫无知识的‘小傻瓜’，或是一位对样样都好奇的记者，和一个无事不晓的老教授一问一答地讲起科学来了。

参观记、误会记、揭开谜底的办法，就成了我们大家都想躲开，但却无法躲开的创作套子。

”!其实，当科幻小说创作被固定于少儿科普小说时，也就只能用这样的“套子”进行创作了。

#$()年童恩正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珊瑚岛上的死光》，小说被评为“全国#$()年优秀篇小说奖”。

小说同样是在爱国的主题之下写了科学家的理念和科学发明的功能，这是"&年代“顾均正式”的科幻小说创作思路的延续；小说人物的形象也不够生动，马太教授、布莱恩、陈天虹还是些类型化的人物。

但是这篇小说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得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从’&多年的少儿科普的模式中摆脱出来，使得科幻小说再次与“成人”联系了起来。

有了这样的起步，科幻小说的创作也就有了活力。

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王晓达的《波》、金涛的《月光岛》等作品，显示出了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正在发生变革，尽管这样的变革显得相当的缓慢。

台湾的科幻小说起步比较高，这与张系国的努力有很大关系。

从#$!)年开始张系国一直进行着科幻小说的著、译工作。

特别是#$)&年洪范书店以“星云组曲”为题将他#&篇科幻小说结集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位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的电脑专家努力在科幻小说之中写出文化思考和文化批判来，提高了科幻小说的思想内涵的同时也提升了艺术品位。

具有广泛影响的张系国的作品无形之中也就成为了台湾科幻小说创作的一个座标系。

黄凡的获奖作品《零》以及林耀德的《双星沉浮录》、骆伯迪的《文明毁灭计划》、张大春的《伤逝者》等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品，实际上都是沿着张系国的创作思路延续下来的。

香港的科幻小说创作最得力者应该是倪匡。

他的作品中融入了武侠、侦探、神怪、言情、幻想、历史小说的各种因素。

但是，他的不少小说中的科学表述缺乏科学的思维，更多追求的是市场的效应。

所以严格地说，倪匡的小说只是科幻小说是一种变形体。

"当科幻小说进入中国之后，社会精英们在惊叹之余，无不赞赏和竭力推崇。

在各种论述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鲁迅#$&*年写的《〈月界旅行〉辨言》。

人们常常引用这样的话作为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观念：“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卷，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

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如果仅从这段话中进行分析，鲁迅的科幻小说的观念是相当清楚的，一是在科学与文学的关系中，文学是传播科学的一种载体；二是科幻小说与思想启蒙的关系中，科幻小说是思想启蒙的最佳载体。

但是，当我们完整地阅读鲁迅的这篇文章，并与他的翻译文本以及这篇文章写作背景结合起来分析，就会发现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的科幻小说观念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也就在同一篇文章里，鲁迅在强调科幻小说具有科学性的同时，也强调科幻小说应具有文学精神，他说：“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错综其中。

”科学与文学是“错综”于一体的。

科幻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启蒙意识也决非仅仅是科学知识，而应是内涵更为广阔的人文精神。

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从月球到月球》，但并没有拘于原著，删增很多。

凡写到主人公与大自然抗争之时，鲁迅或用诗或发表感慨地议论一番，如“天人决战，人定胜天，人鉴不远，天将何言”；“凡人类者，苟手足自由，运动无滞，则应为世界谋利益，为己身谋利益，肉体可灭，精神不懈，乃成一人类之资格……”这些诗歌和这些语言有着很深广的思想内涵和忧愤的精神，是与此时鲁迅所提倡的“摩罗精神”所相通的，也是和正在盛行的以小说来开启民智的“小说界革命”相呼应的。

对鲁迅这篇文章的分析意在说明，由于对鲁迅的科幻小说观念缺乏科学性、全面性和时代性的认识，中国的科幻小说的观念始终束缚于“工具论”之中。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工具论”在中国科幻小说作家的手中，其内涵越来越狭窄。

#$%!年顾均正在他的《和平的梦》的序言中提出了他的“科普论”。

他说：“我们能不能，并且要不要利用这一类小说来多装一点科学的东西，以作普及科学教育的一助呢？”!顾均正提出的“科普论”显然是与&’年代以来文坛上盛行的科学小品创作观念的一脉相承的。

由写科学小品转写科幻小说的顾均正提出这样的小说观是很自然的。

但是，“科普论”对科幻小说的创作是很不利的。

它不但强化了科幻小说的“工具论”，还将这种“工具”局限于科学知识的普及上。

这种伤害首先就在理论提倡者自己的小说中表现出来。

《和平的梦》等作品为了承担“科普”的任务，他不惜几页的篇幅集中介绍无线电、强导磁场等知识，甚至还画了磁力线图，摆出了化学方程式。

他的小说一半是文学作品，一半是物理教科书。

好在这种各居一半的表述方式虽然给小说增添了很多“知识硬块”，但小说情节还是完整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格、人性的挖掘在小说的这一半还是生动的。

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顾均正所推崇的英国的科幻小说作家乔治·威尔斯()*+*,-../0正是以追求科幻小说的情节性和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文精神而著称的。

以威尔斯作为小说创作师法对象的顾均正，他的小说创作文本形成了这样“小说”和“科普”各自表述，互不干涉的模式，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却是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上不幸中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