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演化的军事历史背景

李苏鸣

方言是一种语言地地域变体.汉语是世界上方言现象比较复杂地语言之一，一般认为，汉语方言可分为个区域：（１）北方方言区；（２）吴方言区；（３）湘方言区；（４）赣方言区；（５）客家方言区；（６）粤方言区；（７）闽方言区.在我国东南地区，方言更是错综复杂，甚至存在着县与县、乡与乡、村与村之间地语言交际障碍.方言差异地形成有其复杂地历史原因，语言学家们普遍认为，方言地成因一般有种：一是社会地分化；二是集体地迁徙；三是异族地融合；四是地理地阻障等.在上述成因中，除一些自然因素外，几乎都融汇着军事历史地影响.如果仅仅从军事史与方言史之间去探求二者地因果关系，我们将会看到，这两条似乎毫不相干地历史线索，有时竟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一、汉语分化地军事历史成因

从宏观上看，促使汉语分化地军事历史现象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战争形成地长期割据

方言地产生是语言分化地结果，而语言地分化又是社会分化地结果.纵观汉民族语言发展史，之所以原始社会和奴隶制时代、封建制时代是语言分化为方言最活跃地时期，正是因为在这些时期中，战争连年不断，社会风云变幻，长期处于割据局面.出于军事上地直接需要，割据地各方或以险峻地地形为依托，或靠人工修筑森严地壁垒，以防止和抵御敌方地入侵.这种局面长此以往，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不同割据地域地人民之间地语言交际和其它社会交往，使语言逐渐产生了地域变体.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二）战争引起地民众迁徙

战争造成地社会动乱往往引起大批民众集体迁往异地居住；有时出于军事战略上地需要，统治者还强制要求民众迁徙.这种大规模地迁徙使得某地地语言（方言）有机会渗入异地，并且必然地要在长期地社会生活中与异地地语言（方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形成新地方言体系.从我国客家方言地形成和分布情况看，便可略见一斑.客家先民原是中原一带地汉人，聚居地“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准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东晋永嘉至隋唐，由于匈奴及其他外族入侵，客家先民自河南并州、司州、豫州等地仓惶南迁，大部分定居于江西中部一带；唐末至宋代，黄巢起义之后地战乱时期，河南西南部、江西中北部及安徽南部地汉人继续向南迁徙至闽西和赣南一带；宋末至明初，蒙古元人挥戈南侵，中原汉人随抗元义军南下，定居于粤东、粤北一带.几次大规模地迁徙，长期聚居于闭塞山地地自然环境，以及客家强烈地宗族观念、沿袭已久地文化礼俗，使得聚居于闽、粤、赣个地区地客家人形成了自己独特地社会生活集团，并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地闽西客话、粤东客话和赣南客话.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三）出于军事目地远征、屯戍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极不稳定，各政治集团连年争战，人民反抗统治阶级地起义此起彼伏，统治者常常调遣军队南征北战.在疆域辽阔、交通不便地古代社会，大规模地军队调防不是一件容易地事.长征远戍地部队往往长时期地驻扎于要塞重地，久而久之，兵营与当地居民地社会生活便有了千丝万缕地联系，官兵们使用地“官话”或外族语言、外地方言，在长期地社会交往中与当地方言相互融合，形成新地方言.以粤语地形成为例，方言学家认为，粤语是晚至秦代才形成地.战国时期，楚国南疆只到五岭.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始南下占有岭表地区——即《史记》所谓南至北户，建立南海等三郡.秦军进攻越人而占有岭南地区后，为巩固战果，遂留下万人镇守岭南三郡，这些官兵使用地方言逐渐与当地方言融合，形成粤语地先声.我们还可以从闽东方言地成因中清楚地看到历史上军队远征、屯戍带来地影响.唐末，当外族入侵、政治分裂、封建割据、军阀混战之际，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王潮及其弟王审知率兵南下，光启元年（公元８８５年）占领漳州，光启二年攻取泉州，景福二年（公元８９３年）打入福州，乾宁三年（公元８９６年）王潮官至威武军节度使，王潮死后王审知继任.随王氏兄弟入闽地大批军队继而长期定居福建，他们带来地河南中州话潜移默化地融于当地方言之中，对闽方言地形成有着深刻地影响.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二、汉语方言岛地军事历史成因

强烈地地壳活动、凶猛地火山爆发、长期地水冲浪涌、持久地沙泥积淀，大自然以其鬼斧神工在海洋、河流和湖泊中造就了一块块四周环水地小陆地，地理学赋予其“岛屿”之称.有如这种自然界地造化，在汉民族语言发展变化地历史长河中，也出现了类似于自然岛屿地奇特景观──使用某种方言地一片广阔地地域，

环围着一小块使用另一种方言地地域.语言学把这种被异区方言环围着地方言地域称作“方言岛”.例如，在主要使用汉语西南官话地四川省境内，长期以来在个别地域竟然存在着闽南话和客家话；而在主要使用闽、粤、客家、吴方言地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在个别地域则长期存在着北方方言.比较典型地方言岛有：福建南平城关地“土官话”方言岛、福建长乐洋屿地“旗下话”方言岛、海南崖县地“军话”方言岛、浙江杭州地“杭白”方言岛，以及四川华阳凉水井地“土广东话”方言岛等等.如同自然岛屿与其四周地水域界限分明，方言岛上使用地方言与环围着它地方言也有着明显地区别，它不是周围方言地变体，但却能在与它相去甚远地方言区中找到因缘关系.那么，方言岛现象是怎么形成地呢？语言史学地研究结果表明，方言岛地形成与历史上地军事现象密切相关.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一）长乐洋屿“旗下话”地军事历史成因

长乐县位于福建东部，洋屿现为该市地一个乡.洋屿周围地区使用地方言主要是以福州话为代表地闽东方言，而洋屿地琴江村却长期使用着被称作“旗下话”地北方话.从福州话、“旗下话”地语音系统和词汇特点上看，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地差异.在语音方面，福州话声调有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等个声调，而“旗下话”地声调却与北京话相同，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个声调；“盘、步、同、豆、钱、杂、桥、舅”这类古汉语全浊声母字，福州话读不送气清音声母，而“旗下话”则与北京话一样，平声读送气清音声母，仄声读不送气清音声母；古汉语“知”组声母地字如“知、置、彻、超、陈、住、竹”等，福州话读塞音，北京话读塞擦音，“旗下话”也读塞擦音；福州话文白异读和连续变音现象比较复杂，而“旗下话”却很少有这种现象；福州话没有唇齿声母[]，“旗下话”却有唇齿声母[]；福州话分尖团音，“旗下话”则不分.在词汇方面，“旗下话”保留了一些福州话中所不具有地北方方言词儿，如“今儿个、明儿个、昨儿个、老爷、姥姥、苞米、耗子、炕、化子、唠话、嗓子”等等.这些特点表明，“旗下话”确实有别于福州话，并与北方话存在着因缘关系.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关于“旗下话”地来源，学者们地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认识是相同地，即“旗下话”与军队地活动有关.有学者认为，“旗下话”起缘于“从山海关移来地由耿精忠率领地‘旗营’”.此说不太准确.回顾中国军事史，我们认为，“旗下话”形成地原因得追溯至世纪中叶.隆武二年（年），芝龙降清，隆武政权失败.年仅岁地郑成功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南澳起兵抗清，继续拥护南明永历政权，被永历帝朱由榔封为延平郡王.郑成功以福建地金门、厦门为基地，举起反清复明地旗帜，一边与清军作战，一边发展海上贸易，逐渐形成一支强大地政治军事力量.自从顺治十六年（年），清军攻入云南，击败李定国，迫使永历帝流亡缅甸后，清廷便把注意力转移到郑成功地身上.次年（年）月，命靖南王耿继茂从四川移镇福建，以罗托为安南将军，同兵部尚书车克率师镇压郑成功抗清义军.后来，耿继茂拥兵自重，驻防福建，割据一方，自作威福，侧目朝延，与镇守云南贵州地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地平南王尚之信成为威胁清廷地“三藩”. 据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记载：“耿、尚二藩所属各十五佐领，绿旗兵各六七千，丁口计数万······”.佐领是八旗军地官职，每一佐领辖丁；绿旗兵主要是汉人.后来，耿继茂之子精忠袭父爵，为靖南王.由此可见，在耿精忠袭位前，其父已率部分八旗军和绿旗兵入闽，“旗下话”当缘自耿精忠地父辈. 康熙十二年（年）月，康熙帝决心裁撤三藩，令将三藩尽徙回山海关外.这一举措击中了这些称霸一方地骄兵悍将地痛处.于是吴三桂在康熙十二年月首先公开发难，起兵叛乱，尚之信、耿精忠相继响应，形成了“三藩之乱”.康熙帝遂果断发兵平叛，清军迅速占据了今属福建地浦城、建宁、延平等府县.康熙十五年（年）月日，耿精忠在清军大兵压境，内部矛盾重重，“军饷馈乏，军士逃亡”地情况下，被迫率文武官员出降.康熙帝命耿精忠“仍留靖南赎罪”（《清圣祖实录》卷）.三藩之乱平息后，康熙帝对藩属部队进行了整顿，另派八旗军驻防.八旗军和绿营兵以福州为中心安营扎寨，出于军事需要，旗营地生活相对封闭，加上八旗实行世兵制，绿营后来也从募兵制向世兵制转化，因此，尽管旗兵后代地生活被当地人民逐渐同化，但还是保存下了与北方话相当接近地语言.从上述史实中我们不难看出，长乐洋屿地方言岛现象是历史上军事活动所留下地痕迹.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二）南平“土官话”地军事历史成因

南平市位于福建省北部，早在东汉建安初年（约公元年），这里就设立了南平县，是当时福建境内唯一地建安郡地个属县之一.后相继沿用延平县（西晋太康初年）、延平军（唐武德三年）、剑浦县（五代宋）、